与刘邓、陈谢相配合，陈毅、粟裕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地区，三个月大踏步寻战，歼敌二万余人，调动了敌军十五个旅的兵力，其中包括准备用于进攻大别山的八个旅，打乱了敌之军事部署，在刘邓以北扩大了解放区。
就这样，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刘邓、陈谢、陈粟三个棋子，均部署到位，在北黄河、中淮河、南长江、西汉水之间的中原地区，结成了一幅“品”字形状、互为犄角的有利的战略态势，把敌人进攻我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我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逐鹿中原，这第一个回合，共产党方面已经完成布局。
根据这不断变化、不断前进的战争势态，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豪迈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克服了千难万险，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实现了毛泽东所指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一个前途。
但是，严重的敌情仍未有分毫的减轻。11月下旬，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任主任，统一掌管豫、皖、赣、湘、鄂中原五省军政大权，要以所谓的“总力战”与共产党争夺中原，并确保其长江大动脉。
白崇禧受命之后，首先组织了十五个整编师又三个旅的兵力，配以战斗机、轰炸机的支援，于11月27日，开始了对大别山的全面围攻。
针对新的敌情，毛泽东指示中原三路大军：大别山是否能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战争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长期配合，密切协同作战。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陈粟和陈谢向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战并机动歼敌，以调动围攻大别山的敌军，直至粉碎敌军对大别山的围攻为止。
白崇禧三十三个旅的围攻开始了，各路蒋军以凶猛之势扑向大别山区。
面对愈益严酷的敌情，刘邓分析，大别山区回旋余地狭窄，粮食困难，不便于大兵团宽大机动，因此不宜集中过多兵力于大别山区。刘邓决心采取“避战”方针。
具体部署：以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区，在内线进行小的斗争和游击战，牵住敌人；以总部机关带一部分部队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转入外线，向大别山以西的桐柏、江汉一带实施战略展开。
1947年12月10日，入夜时分，在汉口以北百余公里的一个小村庄——王家湾，刘伯承、邓小平与刚到十余日的新任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在作战科研究作战行动。
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刘伯承回答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
当夜，刘邓分开了。
他们两个人，一人率一部，一个里，一个外；一个在重敌围攻中坚守大别山，一个在外线实施运动展开。
刘邓人虽分开了，但行动却未分开。里外两个指挥部，在分开的时间内，一切电报指示仍照旧由“刘邓”联署签名。
不管人是否在一起，刘邓都是一体。
父亲率领一支精干的前方指挥所，指挥留在大别山地区的第二、三、六纵队，与强大的敌军展开了艰苦的反“围剿”作战。
1948年来临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大别山北麓的金寨地区，渡过了除夕之夜。
父亲身着灰布棉衣，人更显削瘦，在被寒冷的山风吹得摇摇曳曳的松明光下，他一面从广播中收听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一面听取地方工作汇报，就这样迎来了1948年的第一个黎明……
1948年伊始，敌人依据绝对优势的兵力，用密集靠拢的队形，从南向北对大别山压缩堵击，迅速占领我腹心地区，并到处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摧毁我建立的民主政权，捕杀我地方干部，掠抢民财，抓人抓丁，甚至残酷地制造无人区。
大别山地区的敌情空前严重。
父亲带领的指挥所，不到一千人。他确定的斗争策略是，主力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敌向外，我向外，敌向内，我亦向外的方针，将敌人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敌人大部，以大部寻机歼灭敌人小部。
父亲后来生动地回忆说：“我一个，李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就这么三个人，带着几百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方针就是避战，站稳脚，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从东到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就在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就这样搞了两个月。”
父亲经历了一辈子的战争生涯，大别山这敌重情险的危机局面，被他就这样轻描淡写地一言蔽之了。
但是，那两个月中间，在他的肩上，担了多重的担子，在他的心中，承担着怎样的负荷啊！
战事险，军情急，但在大别山的斗争，又偏偏怎是军事二字了得！
在鄂豫皖解放区，建立政权后，头一件大事就是进行土地改革。
那还是在1947年的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个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共产党的各解放区中开展了起来。
鄂豫皖区也不例外，区内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改运动。但是，大别山与别的解放区是不同的。在这里，敌情严重复杂，群众疑虑甚多，加之共产党曾四次从这里撤走，如果这次再走，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吗？在土改中，一些地区的干部又犯了严重的“左”倾急性病，在政策和策略上发生了失误。这些作法，非但不利于发动群众，反而脱离了群众，甚至侵犯了群众的利益。
父亲及时地察觉了这些问题。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亲自致电邓，询问新解放区的各项问题。
趁此机会，父亲于1948年1月15日和22日，连续向中央发了两个电报，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各方面的情况。
他在电报中说，大别山的特点，是经过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左”，抗日时期的右，都在本地区各阶层发生了很深的影响。鉴于在大别山有两种区域，即巩固区和游击区，他提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则不能急于平分土地。
2月8日，父亲又给中央去电，再次强调了土改要分区域进行的观点。
对于邓小平的几次来电，毛泽东极为重视，亲自复电，亲自批语道：“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从1948年1月份起，由于敌情严重，大别山区实际上已停止进行土地改革，改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3月8日，父亲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大别山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
父亲的这个报告，是在行军途中撰写的。
那一天，春天乍至，天气犹寒，部队天亮时分方才在野外宿营休息。在几颗凤尾竹下，地面潮湿，父亲叫人点起一盏美孚油灯，在黎明的朦胧中，倚着马鞍，快速地思索与撰写。
就这样，在黎明中，他倚着战马，再次向中央陈述了他的观点。
土地改革工作是解放区建设的头等大事，父亲到一处落实一处，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政策措施，紧抓不放，从不懈怠。
到了5月，他再次为此致电毛泽东，报告情况，阐述看法，并于同月在他负责的中原局召开会议，确定由土改转为减租减息的政策。
5月2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明确了在新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6月6日，父亲以中原局的名义下发了关于土改问题的“六六指示”，这近二万字的指示，指出了“左”倾错误的表现和根源，详述了新区农村工作的政策问题，同时指出，要全面评价新区工作，既反“左”倾又反右倾。
至此，中原局的新区工作政策转变认识的过程宣告完成。
虽然只是农村中如何进行土地改革的一个具体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个关系到我解放区新区是否能够得到巩固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能否处理得好，至关重要。
要知道，共产党的新区，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直到整个中国大陆的解放……
父亲率部留在大别山区的那一段时日，是极其艰苦的一段时期。
在敌人围攻开始后，各纵队都及时地跳到了合围圈外，以旅、团为单位行动作战。大家忍饥受寒，不顾疲劳，在山野林莽中露宿，在雨水泥泞中行军。
那是十冬腊月天啊！年轻人都不耐其寒，父亲、李先念这些指挥官和所有的指战员一样，穿着单薄的自制布棉袄。行军时，他们在泥水中行进；宿营时，他们点着松明在研究敌情和工作。外面天气冷，室内比外面还要阴冷。警卫员拿点稻草想给首长们烧堆火烤烤手，邓说：“不用烤火。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呀！”邓知道，大别山穷，大别山的人民更穷，他不忍心动用群众的一草一木。
在此期间，父亲以刘邓的名义，签发了许多指示，并数次向中央起草了关于大别山工作的报告。
2月初，春节到了。部队有了几天的休息。
人逢佳节，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改善生活。有几个战士，放掉了池塘里的水想捉鱼。正在大家看着捕捉到手的活蹦乱跳的几百斤鱼而欢呼雀跃之时，邓政委从小山坡上走了下来。
看着这人鱼俱跃的欢乐场面，想到这段艰苦岁月，邓向战士们走了过去。
对着这群年轻的战士，他首先表扬了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能够保持饱满乐观的精神状态，然后，他转为严肃地批评道：“池塘的水是当地群众备旱用的，你们‘竭泽而渔’，贪图了眼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水是失而不可复得了，但事后，部队向群众赔偿了损失。
邓政委一向严肃，但他对部下又不失关切和和蔼。其实，他比谁都更加关心部队的生存和生活，但他深知，只有严肃维护纪律，我们的部队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只有在人民的支持下，我们的军队才能战胜困难，去争取胜利。
在父亲克服一切匪人所想的艰难，率刘邓主力坚持在大别山的时候，刘邓大军后续南下的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大别山以西的桐柏地区和江汉地区出击并建立了解放区；随刘伯承出外线的第一纵队挺进开辟了在大别山以西的广大淮西地区，由此把淮河变成了我中原解放区的内河，并实现了与陈粟、陈谢在平汉线的胜利会师；陈粟野战军和陈谢集团，积极实施对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破袭，歼敌二万余人……我军在中原其他战场的作战，迫使敌军从大别山调出十三个旅的兵力，从而有力地粉碎了敌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之势。
经过我军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内外配合，积极作战，四个月歼敌十九万五千余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创建了长江、淮河、汉水之间的新的中原解放区，把南线敌军总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九十个旅，调动和吸引到中原战场，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
至此，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已届完成。
父亲在回忆这一壮举时说：“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要把战争引到解放区，枯竭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毛主席就决定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命令二野出大别山，同时三野南下。用这么一着，不但把战线推进到了蒋管区，而且不再耗费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用这种方式获得了胜利。”
他评价说：“从战略上看，一下子从北往南跃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这是个巨大胜利。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没有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是做不出这样的决定的。这一套战略思想是毛主席定下来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于刘邓这支部队完成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战略任务，父亲是这样描述的：“1948年初，我们给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他说：“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的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是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了长江。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种种艰难我们都克服了，完成了任务。还是那句老话，叫作合格。”
1948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邓小平率大别山前方指挥所北渡淮河，转出大别山区。
2月24日，前、后方两指挥所在安徽临泉地区会合。
刘邓会师了。
刘邓和他们的部队，挺进了大别山，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此刻，他们从大别山中走出，带领他们的部队，要在更大的空间领域内，在更宽阔的战场上，去进行更大的战斗。
逐鹿中原，虽尚未见最后分晓，但胜利女神的光辉，已照向共产党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