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又回到了四川。
回到了重庆。
回到了他的故乡。命运竟然安排得这样的巧。
记得吗？二十九年前，在重庆江边的码头上，一个名叫邓希贤的十六岁的少年，乘着一艘名叫“吉庆”号的客轮，顺着那奔流不息的长江之水，走出四川，远洋跋涉，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旅程。
有谁想象得到，二十九年后，这位邓希贤，已改名为邓小平，而这位邓小平，竟然是率领着千军万马前来解放四川的首席指挥员。
从重庆走出，从四川走出，又回到重庆，回到四川。
命运将父亲的人生历程在这二十九年间，划了一个曲曲折折的圆圈。
回到四川，父亲已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了。
这时，他是中央下属几大行政区域之一的最高官员。
在重庆，父亲终于建立了一个安稳的家庭。
南下的时候，因为军情没有那样险峻和危急，所以，父亲和刘伯承两人，都是携带家眷南进的。
两辆美国吉普车，刘家一辆，邓家一辆。
刘家大人小孩共六口人。
邓家还是两个大人，三个小孩。但是，实际上，妈妈的肚子里，已经又有了一个小小的生命，那就是我。
我的哥哥姐姐们总是说，他们参加过抗日战争，资历最差的也是参加过解放战争。而我呢，只好反唇相讥道：我也参加过解放战争，参加过解放大西南，只不过是在妈妈肚子里罢了。
这么两辆吉普车，颠颠簸簸地，走了二千多公里，到了四川。
四川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我才降生了。
其实，我还不算最没资历的，我的弟弟飞飞，是1951年8月才出生的。他才真正的连一点儿老革命的边儿也没沾上，是个货真价实的“解放牌”。
在重庆，我们家住在原来国民党一个机关的楼上。刘伯承调到南京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贺龙一家就住在我们家的楼下。
父亲这个人，外表上严肃不多言语，实际上与人极好相处。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他几乎与所有的人的私交都相当的好。
朱老总自不必说了，德高望重，和蔼慈祥，又是四川人，父亲极敬重他。
彭德怀，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时，一直与父亲在一个战场上。彭没有孩子，看见我们家孩子多，就向我父母亲提出来要把我过继给他们当孩子。我的父母当然舍不得了，可有一段时间，吓得我一见彭老总就没命地往父母身后又藏又躲。
刘伯承，与我父亲不但十三年生死与共，而且两家人长期住在一起，两个妈妈也是极好的朋友。
陈毅，与我父亲都是四川人，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一起打淮海，一起渡江，一起打南京、上海，又是两个在好吃方面有共同嗜好的人，后来在北京还作过十年的邻居，两家人常常一起散步，一起郊游。如果有点奇珍异果，像外国朋友送点那种臭得出奇的榴莲什么的，也有福同享一番，可见相互关系之亲密。
聂荣臻，又是一个四川人，又是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父亲称他为老兄。五十年代初刚到北京时，我们就住在聂伯伯家隔壁，我们小孩儿们一有空就跑到聂伯伯家要糖吃。聂伯伯常请我们家去他家吃四川小吃。父亲也不客气，一带就带上七口八口一大家人去吃“冤枉”。聂伯伯最长寿，在他九十岁去世之前，是我那年事已高的父亲唯一出门去探望的一个人。
罗荣桓，长征时与我父亲在一起，后来虽不在同一条战线上作战，但二人相知很深。父亲和罗伯伯在生活上相互关心，在政治观点上也甚是投合。可惜罗伯伯去世得太早。他去世后，父母亲还特意让我去罗家住了一个礼拜，陪他们家的两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女儿。
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算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声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徐向前，曾在刘邓大军中任过副司令员，我们两家人也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父亲十分尊重徐帅。徐帅体弱多病，又年长几岁，父亲总是十分关心徐帅的身体。
贺龙，贺胡子，性情特别豪爽。在西南，两家人楼上楼下，孩子年纪也差不多，一块儿玩，一块儿打架。解放后，父亲常带我们去贺伯伯家串门儿，大人们又说又笑，孩子们又玩又闹，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一家人呢。
说来也怪，十大元帅，父亲与九人关系都极好，可唯独就是与林彪从不来往。话也说回来，这主要是因为，林彪性情太古怪，是他从来不与任何人来往。
回过头来说西南吧！
刘伯承调往南京工作后，在西南，在四川，主持军政工作的主要是父亲和贺龙。
到了西南，父亲工作之繁忙分毫不让战时。
你想，又管军事，又管政治，又管经济，还有民族问题，也是千头万绪，不容闲暇的。
在西南，战争结束了，父亲问他的部下：“仗打完了没有？”
父亲解释道，西南今后的工作，比普通军事斗争要复杂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他说，西南的任务是：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
九十万，指的是要把战争中俘虏和投诚的九十万原国民党部队改造过来，成为人民的军队，成为能工作、能生产的人。
六千万，指的是西南七千多万人口中，有六千多万是我们要依靠的人民群众，要把人民组织起来，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生产，恢复经济。
六十万，指的是我军在西南的六十万部队，要把战斗队变为工作队，提高素质，加强纪律，去创造和建设一个新的大西南。
做地方工作，父亲的风格，与做军事工作一样，作风是简单明了，处理问题明确果断。
父亲主持开会，两大特点。
第一，开短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只开了九分钟。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多余的话，话讲完了，就散会。
第二，先听意见后作决断。每逢开会，总是各部门先发言，不管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也不管提出多少问题，大家发完了言，摆完了问题，该父亲发言了。他一二三四五，当回答的回答，当发回研究的发回研究，当拍板决定的立即拍板作出决定。
西南局的人都说，他们常常是带着许多问题、许多烦愁、许多疑虑而来，但散会时，则每个人都已目的明确、任务明确、方法明确。
在西南期间，父亲还决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修筑从拉萨到青海的青藏公路。第二，是修筑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
父亲心里明白，仗虽打完了，而建设一个新中国，比起打仗，将会工作更多，任务更重。
在此以后，经过两年的治理，大西南的秩序迅速稳定，经济开始恢复，一切工作均逐渐走上了正轨。
在重庆，我和弟弟相继出生。我们两个算是真正的四川人。
其实，我弟弟是拣来的。
当时，我们家已有四个孩子，三女一男，有了第五个孩子后，妈妈正好在重庆的人民小学中当校长。她那个时候忙极了，不想再生孩子了。结果二野的卫生部长说：“也许这是一个男孩子呢？”为了这句话，飞飞幸得生命。结果，这个本不想要的孩子，反倒成了父母亲心中最疼爱的孩子。
在重庆，我的祖母从乡下来了。
说起来也有意思。
我的二姑姑邓先芙，那时在老家广安上中学，已经参加了四川地下党的外围活动。
四川快解放时，地下党找到了她，告诉她，你的大哥要打回四川了。
父亲到重庆后，二姑姑由组织安排从老家广安到了重庆，见到了这个她从未见过面的长兄。
二姑姑回到广安，把消息告诉了我的祖母。
我这个祖母一听，高兴极了。
要知道，临解放的时候，我们在广安的这一家人，在兵慌马乱的年月，已濒临破产的境地。
由于我父亲是共产党的关系，我的祖母虽不懂政治，但却一心地认准了共产党好。她的女儿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有一次竟把在华蓥山游击队的共产党员领回了家。祖母二话没说，就把共产党员在家里藏了起来。
要知道，祖母是一个寡妇人家，又没有钱财势力，藏了共产党，是要杀头的呀！
可我的祖母说藏就藏了，救了这几个共产党员的命。
听见二姑姑说我的父亲回四川了，祖母兴奋之极。她拿起一把锁，把大门一关，一个人，拿着一个小小的包裹，坐着她那在嘉陵江上推船的父亲的小船，来到了重庆。
她老家也不要了，田产和房产都不要了，从此便和我的父母亲住在了一起。
我的祖母不是我父亲的亲母亲，但我的父母待她很好。特别是我的妈妈，和祖母从不分你我。妈妈去上班，家和孩子就全交给祖母照看。
我的祖母来时，我刚好十个月。从我十个月大时起，我就由祖母带养。我弟弟出生后，也是由祖母带养的。所以我和我弟弟对祖母的感情特别亲。祖母真是替我妈妈分担了不少的家庭操劳。
我的祖母真是高寿，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她还健在人世，还和我们住在一起。
总之，在重庆，我们这个家的基本队伍就都到齐了。这个队伍的规模一直保持了二十年，直到我们这一代又成家生孩子以后，家庭的规模又才扩大了起来。
在重庆，父亲忙，母亲也忙。
妈妈在人民小学当校长，学生都是二野和西南局的子弟。那一群在部队中长大的孩子，个个娇野，都不是好调教的人。妈妈便从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开刀。我的大姐和哥哥自然是妈妈的学生，不听话，不遵守纪律，首先整肃的就是他们，以儆效尤。就连我的二姐才五岁，也被妈妈每日放到教室的最后一排，管你懂也罢，不懂也罢，反正一律都得上课。
有的孩子不好好上课，不听讲，还又哭又闹。妈妈就把这样的孩子带到校长室，任你哭也好，闹也好，她一概不予理睬，自己办自己的公。等到孩子闹够了、哭累了，自然乖乖地停嘴了。
妈妈是校长，但什么课都教，语文、数学，连音乐都教。她天生五音不全，也不知这音乐课是怎么教的！
许多二野的子弟都是妈妈的学生，直到现在，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还常常回忆起当年他们校长教他们和“整”他们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父亲整整四十五岁。四十五年，近半个世纪的时光。
那个当年满脸稚气，年方十六岁的邓希贤，从他走出四川的那一刻起，便迈向了他漫长的人生旅途。他由一个有爱国心的青年，走进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殿堂。他出洋求学，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回到祖国。他参加了大革命的浪潮，经历了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他走上了战场，和军阀势力，和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整整打了二十年的仗。
在他四十五岁的时候，他的名字，邓小平，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党、建军、建国的历史，与整个的人民革命史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邓小平，和其他的开国元勋们，在战争年代，为开辟中华民族的新的纪元，立下了汗马功劳和不朽的功勋。
邓小平，作为他个人来说，也由一位青年革命者，成长为一名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成为独挡一面的战场指挥官。
在父亲这四十五年的生命历程中，打仗就打了整整的二十年。
仗，打完了，新中国建立了，而他，又作为“封疆”大员而坐镇西南。
四十五年，是个不算短，也不算长的时间。
有的人，四十多年便已走过人生的顶峰。有的人，快到五十了可能才开始找到事业的起点。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积其一辈子的时间，经历的事情，可能都不及我父亲这四十五年中的一半。
在度过四十五岁的生日那一天，如果父亲回顾过去，可资回味的事情太多了，也太丰富了，他完全可以扪心自问而无愧于世。如果展望未来，他也一定会踌躇满志，充满信心，立志为了开创一番新的天地而继续奋斗不息。
四十五岁，是父亲漫长的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四十五岁，同时又是父亲政治生命的另一个新的起点。在他度过四十五岁生日的那一天，他自己绝不会想象得到，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会料想得到，邓小平的人生道路，还要经过多少激流险滩。
父亲的前半生，这一半的道路，是辉煌的，但却不是最辉煌的。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从这一刻起，方才起步，开始迈向其光辉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