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7日，父亲再次经香港取道越南，回到了广西龙州。
当他还未走出越南的地界，远远望去，就看到镇南关上高高飘扬着红旗。他知道，龙州起义一定举行了，红八军也一定已经成立了。
他一到龙州，才发现红八军已分头到各县去剿匪反霸，只有第二纵队司令员宛旦平在红八军司令部。
宛旦平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红八军工作情况和龙州的形势。
邓小平发现，八军和左江的工作存在一些问题。
左江革命委员会虽已成立，但尚未实际开展工作，政权仍不稳定。八军刚刚建立，人数不多，只有一千多杆步枪，部队基础完全在旧军官手中，共产党员许多都未掌握带兵的工作，大军已经出发，而后方留守的是极不可靠的收编队伍。同时，龙州起义以来，红色政权与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和激化，而左江地区本来群众基础就较差。
2月上旬，八军第二支队游击司令、龙津县县长黄飞虎叛变，还杀害了左江革命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共党员何健南。同时，靖西、镇边、天保等县的反动势力，已相互勾结，成立保安部队以对抗红军。左江的形势，已日益变得困难。
父亲得知，此时此刻，在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和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的带领下，红七军正在向南宁进兵，途中，在隆安与桂军近四个团的兵力发生激战。同时，红八军在军长俞作豫带领下，也正按照预定计划，向崇善方向进军，准备配合红七军攻打南宁。
父亲认为，从主客观条件上估计，攻打南宁必遭失败，甚至有全军覆灭的可能。根据党中央不打南宁的精神，父亲立即急电李明瑞、张云逸，要求他们停止进攻南宁，并同时通知俞作豫回师龙州。
接到邓政委的指示后，俞作豫立即赶回龙州。
随即，父亲召集了一个广西军委和地方党委的干部会议，根据他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精神，作了几次详细的报告，指出左江各方面的工作尚未抓住中心工作。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决定了职工运动、农村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反帝斗争、土地革命、扩大和发展红军等问题的方针政策。会议同时决定，八军暂时组成一个前委，总的方向是与七军会合，集中力量向湘、粤边进展，以期与朱、毛红四军会合。
会后，由于明确了目标和方针政策，左江的工作很快地做出了相当的成绩，特别是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近在越南）的运动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邓政委告诉俞作豫要严加戒备，在不能立足时，就向右江的红七军靠拢。但因为当时红八军的部队经费全靠龙州地区的税收解决，因此俞作豫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向右江靠拢。
不久，父亲他们得知七军在右江的隆安战斗失利，主力已退出右江，不知何往。此时，重掌广西军政大权的桂系军阀，以四个团的兵力进犯龙州。八军此时已认识到龙州是绝对不能守的，因此为了保住与右江七军的联系，决定打下左、右江之间的重要通道靖西。
父亲在龙州布置完工作后，急于赶赴右江。首先，他于3月7日到达雷平的八军第一纵队。为了实现对旧部队的改造，他在部队安排建立了党的委员会，指出，党委是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纵队中的一切大事，都要经过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以此确保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并团结党内外同志以实现部队的团结和行动一致。
据第一纵队司令何家荣回忆，邓政委“3月7日赶到雷平，在雷平建立第一纵队党组织之后，便亲自指挥第一纵队向靖西敌人进攻。他对年轻的第一纵队，无论在政治、军事工作上，都作了指示。在行军到达湖润时，他对第一纵队官兵讲话。他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用两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是一个战斗员，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员。对敌人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叫口号，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做了军阀的工具呢？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敌人的军心就会动摇的，就会向我们投诚，或者是不拚命作战。’”邓政委的指示，对第一纵队尔后的行动起到巨大的影响。特别是邓政委那种艰苦朴素、坦率热情、和蔼可亲的风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年八军老战士周志回忆道：“我们红八军第一纵队一千多人，在总政委邓斌（小平）直接指挥下，从龙州出发向靖西进军。当时我在第二营当勤务员。在行军途中，邓政委跟我们一起爬山越岭，同甘共苦，他那豪爽的风度，平易近人的作风，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给人以深刻印象。一路上，他关切地询问部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勉励我们：做一个战士既要懂得打仗，又要懂得做宣传群众的工作，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要坚持斗争。邓政委的教诲，给我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第一纵队于3月11日包围了靖西的敌人。何家荣回忆：“邓政委亲临前线和我同在南门外阵地（即现在的靖西大桥附近）指挥作战。在围攻了四天尚未能攻下之际，邓政委因不能在靖西耽延太久，我便派谭晋连长率领第八连护送他过右江。握别时他指示第一纵队领导一定要把靖西攻下，扫除左、右江联系的障碍，并随时注意龙州方面的情况。邓政委由第八连战士护送，经过代垌、把荷、东江、巴麻、思林、武篆，安全到达韦拔群同志处。”
在靖西时，父亲得知右江沿岸还有果化在红七军手中，他为了赶去传达中央指示，离开红八军第一纵队赶赴右江。行前，他电告龙州，务须照决定原则，迅速向右江推进，以取得与红七军的联络。
父亲离开红八军后，第一纵队久攻靖西不下，在撤回龙州时，在铁桥与敌人激战，严敏等四百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这时，敌人已调重兵袭击龙州，红八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抵抗，最后放弃龙州，由俞作豫军长率领退至凭详。敌人尾随追击，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营长雷献廷等牺牲，俞军长所率部队仅剩七百余人。这时红八军第二纵队内部已不巩固，在和敌军进行了多次艰苦的战斗后，红八军的第二纵队遭受惨重损失，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何世昌突围时被捕、被杀害，一批政工人员被迫离开部队，许多红军战士和农军战士牺牲。团长刘西定叛变革命，致使红八军第二纵队丧失。龙州被敌人占领，红八军和龙州革命政权至此失败。
红八军军长、共产党员俞作豫为了找党组织而去香港，不幸为叛徒出卖被捕押送广州。1930年8月18日，俞作豫军长及廖光华、王敬轩三同志被陈济棠杀害于广州黄花岗。俞作豫年仅三十岁。在慷慨就义之前，俞作豫无比悲壮地写下了“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绝笔诗句。
红八军失败后，其攻击靖西的第一纵队，在司令何家荣和参谋长、共产党员袁振武的带领下，几次企图与红七军取得联系，均因敌人强大围攻而不得，乃退至贵州边界，但仍坚持战斗。
最后，这支红军队伍，历尽千辛万苦，转战滇桂、黔桂边境数月，历经半年的时间，剩下三百多名战士，在参谋长袁振武的率领下，终于于同年9月间在广西河池地区与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会合。当袁振武紧紧握住李明瑞总指挥的手时，两军的战士们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
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从此并入红七军建制，一起参加了平马整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