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的一天，父亲受中央汇报工作之命，回到了上海。
他首先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
中央档案馆现存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也就是1930年3月15日那一期中，有一篇名为“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据考证，这次讨论会时间应为1930年1月。文中所载人物用的都是化名，我认为，其中的报告人应为邓小平，参加讨论的人可确定都应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负责人。
《军事通讯》为发表这份“讨论”加了一个编者按，内容如下：
“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记录的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报告人（应为邓小平——作者注）在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报告认为，前一阶段广西军事工作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军委（即前委）未建立时，士兵运动未能有计划的开始。第二个时期为邓斌去后建立军委，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并有计划地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第三个时期，教导总队已带了红色，有可能拖出来发动游击战争，但已引起敌人注意。第四个时期，俞作柏反蒋失败到现在，已将警备大队第四、五队拖到右江百色，决定正式成立红七军。
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
关于军队，要加紧军队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作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份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军事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推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前途。
另外，红七军中军事人材够用，但缺乏党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党的组织，以前等于没有，目前党的组织干部甚为缺乏。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
以上是报告人报告内容的大意。
在讨论中，发言人对广西的工作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一看即知带有浓厚的“左”倾味道，例如认为广西红军应向柳州、桂林发展（即攻打大城市）等等。特别是几位发言人（广东老、奥洋）都提到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否则将为其出卖。表现了对李明瑞极大的不信任和排斥。
众人发言后，报告人（应为邓小平）根据讨论者的意见作了补充说明，重申了一些工作重点，就一些人的意见和误解进行了说明和解释。
对于李明瑞，父亲和他一起组织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李明瑞虽为旧军官，但他毕竟是北伐名将，是反蒋勇士，是百色、龙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而且，他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感召，已经坚定地毅然投身于革命队伍的行列。父亲认为他最了解李明瑞，也最信任李明瑞。面对中央和中央军委一些领导的不同意见，他十分诚恳地解释道：“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的力量还不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父亲后来对我说过：“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统战工作！”
看到这里，我可以更加确定这位未署名的报告人一定就是父亲，就是那个亲手创建红七、红八军的政委邓小平。因为，这种面对谬误敢于坚持真理，面对持有错误意见的上级敢于大胆陈述意见的作风，正是符合父亲一贯的为人与风格。
讨论会的最后，一位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浩）作了结论。
他认为，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因此要了解到，“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政治方面，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务，同时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兵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在军事上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福建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左”的大框框，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示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与前几位发言人的风格和水平大不一样。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是周恩来，因此我估计这个结论性的发言或许就是周恩来所作。
在这个结论性的发言中，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但据父亲说，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父亲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完不久，即在3月2日，上海党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份指示，上面写道：
“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
指示说：目前的形势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更加深刻，全国军阀战争的局面更形混乱，加速了统治阶级的危机，红七军是在全国客观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他虽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并不能减低他伟大的作用与意义。
指示总结了红七军前一阶段的工作中的优缺点，指明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
指示批准七军前委名单，指定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七人组成前委，邓小平为书记。张云逸为第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委。
党中央的这份指示，为七军指出了今后的任务和方向。其中许多指示十分重要，比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等等。但其内容中仍充满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精神，特别是提出保卫苏联、攻打大城市、一省数省先胜利，以及一些“左”的政策措施。而正是这些“左”的指示和精神，为红七、红八军定下了一条必须去走的，极其艰难而又充满危险的道路。
父亲在上海忙完公务后，便又急忙去忙他的家事。因为，在上海的时候，父亲的个人生活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
父亲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他的妻子。此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里，准备生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本是天大的喜事，但是，谁也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好不容易，孩子总算生下来了，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那时候虽是住在医院，但医疗条件是很差的。父亲在医院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不幸的是，几天以后，张锡瑗就去世了。
孩子，生下来后便放在徐冰和张晓梅家里，可能因难产的关系，没有几天，孩子也死了。
这是一个女孩儿。
听邓妈妈讲过，张锡瑗的死，令父亲十分悲痛。
但是，再不幸也是个人的不幸，再悲痛也只能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里。
因为，前方，形势逼人，军情如火。
张锡瑗的突然不幸去世，使得父亲在上海多耽搁了几天。大约在1月底，他连妻子也未来得及掩埋，便又急匆匆地赶去广西了。中央已批准他们的计划，广西的部队和同志们正等着他去布置指挥呢！
父亲再次取道香港时，他通过我党当时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了一下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的李强，向李强询问到广西后如何与上海用无线电联络的有关事宜。李强告诉了他有关的呼号等事项。李强回忆说，那时“也谈到他的夫人托我埋葬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
李强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死后，都是由他负责去埋葬的，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敌人杀害后和政治局委员苏兆征病逝后，都是由李强去掩埋的。
1930年春天，李强回到上海后，承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父亲自被派到广西工作后，就离开了中央机关，改为由中央军委领导。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
李强叔叔告诉我：“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当时埋葬这些同志们多用假名，罗亦农用的是毕觉，苏兆征用的是姚维常。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位姑娘，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祭奠了一下。后来我才知道，同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姑娘就是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我的二叔邓垦说，他在1931年去上海念书，5月份找到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兄长。父亲带二叔到江湾公墓去看了张锡瑗的墓。二叔记得，那个墓碑上立碑人用的不是父亲的真名，而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
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一进城，就去查找张锡瑗的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罗亦农的墓地，也不知下落了。还是李强的记忆力好，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当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一起前去查看时，发现那里都被水淹了。于是父亲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一起，两个小棺木，都放在父亲他们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也就是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个房子。不久，父亲就又离开上海，率军挥戈南下、西进，进军大西南，直到把蒋介石的最后一些残余赶出中华大陆。
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就根本无法顾及了。
事情也是很怪，苏兆征、张锡瑗等革命烈士的遗骨，最后于1969年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汹涌澎湃的时期，父亲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打倒。我想，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一定不知道张锡瑗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就一起安葬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瑗是邓小平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瑗的遗骸以示对邓小平的彻底批判呢。
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力量，在那一片疯狂与混乱之中，就这么把张锡瑗保护了下来。
现在，上海烈士陵园已改名为龙华革命公墓。张锡瑗那块朴素简单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她那张在莫斯科时的照片镶嵌在石碑之上。她和苏兆征、杨贤江、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之中。
当我们去她的墓地瞻仰时，献上了许多鲜花，让这些美丽绚烂的花朵，伴随她宁静地安息于此。
1930年1月，父亲还未满二十六岁。他前来上海时，想的是与妻子重聚，迎接他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而他离开上海时，则是妻子去世了，孩子也死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幸，使父亲遭受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他不能沉湎于个人的悲痛之中，他甚至不能够多在上海停留片刻以掩埋妻儿，他必须马上启程，马上赶回广西去。
广西那时不我待、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正等着他呢！广西的千千万万的革命同志正等着中央代表和他们的政委回去呢！
共产党人不是没有感情，不是没有眼泪。
有多少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失掉了亲人和战友，而他们，则往往都是把感情深埋进心中，把眼泪强吞进肚里。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这些革命者，为了人民和祖国的解放事业，连自己的生命和热血都可以献出，还有什么痛苦不能忍受，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压垮和战胜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