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管仲束缚自鲁至齐，道而饥渴，过绮乌封人乞食，乌封人跪而食之，甚恭敬。封人因窃谓仲曰：“适幸及齐不死，而用齐，将何报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子？”封人怨之。
管仲的意思，我绝不因一些小的恩惠就误用奸人或庸碌之辈，而是任用贤能、论功行赏。管仲和封人的问话就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用人路线，即管仲的“任人唯贤”、封人的“任人唯亲”，而这也可能就是提出“任人唯贤”的开始。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其制度的劣根性，用人总体上是“任人唯亲”。君不见所有皇亲国戚，不管贤愚都可以封王封侯，王公大臣的子弟，即使是庸碌之辈，照样可以老子的地位荫恩为官，一般贫苦人家的子弟纵使有超群之德才，也被排斥在朝廷之外。特别是在东汉末年、晚唐和明王朝后期，宦官和外戚轮番掌权阶段，可能是“任人唯亲”最严重的时期。在奸相李林甫、秦桧、严嵩专权阶段，由于他们排除异己，打击贤能，任用亲信，用人上的“任人唯亲”盛极一时。还有各王朝在买官与卖官严重的几个历史阶段，用人实际上变成了“任人唯钱”。当然，在我国封建社会。也有过“任人唯贤”的时期，如西汉初年，唐王朝兴盛阶段，也任用过不少贤相、名将。长期的官场宦海争夺说明，在用人上要真正实现“任人唯贤”并不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