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京，中国最具有争议的城市。直到二十世纪末它还有着“世纪末的悲哀”，那些花样翻新的消费，诸如牛奶浴、美人餐之类令人恶心。但是，它是中国有名的古都之一，号称“六朝金粉”，却是毫无争议的。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建都在这里。这里虎踞龙蟠，扼住长江的天险，“天堑”难以逾越，是帝王守住基业的形胜之地。
它是大明王朝的“陪都”。所谓“陪都”，类似“影子内阁”，除了没有皇帝之外，全部官吏体系一应俱全，北京有什么，南京就有什么，只不过南京的兵部尚书远没有北京的兵部尚书实权大而已。
不过，这个陪都一直是大明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当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以南京为基地打下天下来的。他最初只是活跃在江淮之间，但这里土地贫瘠，民生维艰，而且直接暴露在元朝的军事力量铁蹄之下，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壮大，他急于寻找一个既有经济保障又形势险要的根据地。谋士冯国用就建议攻取金陵（南京）。他说：“金陵龙盘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战，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听取了谋士的意见，在1356年攻取了金陵，改称应天府，修建宫殿，以此为争夺霸业的基地。此后十余年间，朱元璋南征北战，四出征讨，将江南群雄依次消灭。洪武元年（公元l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而且定都南京。后来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起兵夺了建文帝的皇位，把首都迁到了自己的封地北京。从此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但是，南京仍然保留着六部尚书、侍郎之类。当初的用意也许仅仅在于是某种象征，说明自己的篡位是继承正统的。殊不知200年后，这象征竟然具有了实际意义。
在清兵入关之后，南京的地位骤然升格。“国不可一日无君”，大量的明朝遗民，尤其是马队尚未践踏过的地区，或者践踏过后又似狂飙而过的地区，人们都把瞩望的目光聚焦在南京。南京成为不容置疑的全国政治中心。。
这真是中国历史的怪现象，一个帝国尽管它已经千疮百孔，腐朽透顶，但是只要他的象征——那个帝王还在，就会有许多人戴着假面具，哪怕这个帝王已经病人膏肓，奄奄待毙，只在那里斗气，但是尚未闭上他那留恋权力的眼睛，就很少有人会脱下伪装来。所以，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可不是一件小事，它立即带来了整个中国的巨大震动。中国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都纷纷粉墨登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这里面主要是三种力量：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他们面临着中外勾结的反动势力，既要反对原来的地主王朝，又要反对入侵的满清大兵；以明朝王族，包括各地兴起的“勤王”部队的“复明”势力，他们要恢复明王朝的统治；第三种势力当然就是刚刚定都北京的大清王朝，他们面临着众多的敌人，既要残酷地镇压所有的农民起义，又要扫平所有的反清朱姓王。后者显得更为紧迫。
这是因为明代特有的历史遗产。
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之后，制定了一系列“基本国策”。其中有一条就是分封宗藩。在朱元璋看来，“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是的，这是朱元璋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还是自己的子女可靠。”两姓旁人再怎么宣誓效忠，也没有血缘关系，所谓“大义灭亲”向来就是一句鬼话。当年的“穷哥们”哪个不是荆条上的“刺”儿？子孙对他的屠杀大臣不以为然，他就用荆条来教育他们。内外有别，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朱元璋先后于洪武三年（公元l370年）、洪武十一年（公元l378年）、洪武二十四年（公元l391年）三次把自己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共二十五个人封为世袭的藩王，给了他们很大的权力。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如宁王朱权就“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分封藩王”的政策是失败的，它排除了异姓将领的“拥兵自重”，却免不了自家子孙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后来藩王造反的事例不绝于书。但是，朱元璋以此来保住朱家江山的初衷却是丝毫不爽的得到了兑现。在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如火如荼之际，这些藩王统统成了农民起义军的死对头，实践充分证明，天下所有的军队都是以镇压民众为己任的，所谓防止外部侵略都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清兵入关，这众多的藩王没有一兵一卒投入了抗清斗争不说，反而振奋异常。在他们看来，无疑是“盛大的节日”来了——因为历史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
在明朝的历史上有一个明武宗，无后而终。只得把他的一个远房族弟请到北京作了四十五年皇帝，就是嘉靖皇帝明世宗。如今崇祯皇帝吊死了，太子也下落不明，正是：乱纷纷天下无人管，谁都有机会捷足先登，入主大统，成就千秋大业。千秋难逢的机遇稍纵即失，于是，只要还活着的藩王（很大一批都被李自成杀掉了）都紧张而繁忙地蠢蠢欲动了。当然，他们都把振奋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哪怕眼前只有两个人，也要装出或者悲悲切切。或者义愤填膺的样子来，表示对崇祯皇帝的血缘之情。这里就有一个绝妙的“政治万花筒”：他们概无例外地都打着“复明”的旗号，那么他们的敌人就是葬送大明王朝的农民起义军和满清入侵军，以及引狼入室的吴三桂。然而后来的实践证明，敌我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大量的农民起义军加入了这些残明政权，才使得在云贵边境的桂王政权存续了十五六年；南京的福王政权，不仅不去通缉吴三桂，反而对之加官封爵，犒赏五万两银子。只不过是“热脸蛋贴了人家的冷屁股”，吴三桂不买帐而已。这也许是一条历史规律：在所有的政治家那里，几乎人人都是他的敌人；但是在转瞬之间又可以化作朋友。一切都以“获取权力与否”为转移。什么是非？全是“政治屁股”的“擦腚纸”。遍地烽烟，群雄蜂起。当然是一种“拼命逐鹿”的局面。在这种时候，陪都南京条件优越就显得得天独厚了。抢先到了南京的凤阳总督马士英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今京师先陷贼手，后被寇占。正陪都发挥中枢作用的时刻。崇祯皇帝既然已经大行，理当在陪都速立新君以固国本。今形势已经十分紧迫，讨贼荡寇百废待举，立君之事，刻不容缓。我等应当立即肩负起匡扶明室，拯救生民的重大使命，这是责无旁贷的。”这是顺理成章的：正都没了，陪都就该顶上去。六部俱全，只消加上一个皇帝，立即就是一个完整的大明王朝。所有的国家机器就可以立即运转起来，即使与满清“划江而治”，也可以依然过着风花雪月的太平岁月。但是，选谁作这个“太平天子”呢？这可是性命交关的“天字第一号”大事。这类大事更具中国特色：争天子者集团化；集团核心幕后化。很快形成了以马士英为首的南京集团。马士英得天独厚，捷足先登。这是因为他们要拥戴的那个福王朱由崧，就在凤阳“避难”，当初李自成的大军攻破了中原重镇洛阳，杀了多年为非作歹的老福王，他的儿子朱由崧就逃到了老家凤阳。凤阳总督权掌帝王的风水宝地，自然非同一般。他来呼朋唤友，还不天下群英会聚？这个集团表面上的领军人物当然是福王。其实智囊人物却是马士英。封疆大吏，实权在握，又是拥戴首功，“近水楼台先得月”，福王不过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他官居首辅，权握中枢，要执天下之牛耳了。
于是紧急召见他的主要谋士讨论如何“夺权”。这主要谋士当中有两个角色非同寻常，一个是被“复社”文人打得头破血流、批得体无完肤的“魏阉余党”阮大铖；一个是马士英的外甥杨龙友。此人堪称是“民办的妇女主任”，终日在秦淮河上吃秦淮名妓的胭脂。自称是女人们的“闺中密友”，连妓女们的阴私都了若指掌。所以他有着极其广泛的社会联系，不仅与福王集团千丝万缕，相处甚欢；而且与反福王的人们也可以互通款曲，交流意见。这种人在政治大变革时期是最吃得开的了，左右逢源，那派都要把他奉为上宾，是所有的企图攫取权力者都要竭尽全力拉拢的“统战对象”。
这次召见在总督府的密室里举行，一见面马士英就急吼吼地说：“拥戴新君的事我们必须抢先！这里也通行‘成则王侯败则寇’的法则，我们抢先一步，大家都是开国元勋；如果让他人捷足先登，我们就不仅要屈居人下，还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说不定还会追究我等‘妄事拥戴’的罪状哩！”
“难道还有人敢于跟福王抗衡吗？”
“怎么没有？”马士英十分恼怒地说，“有人就在阴谋立潞王朱常鲂。他比福王大一辈。”
“这倒无所谓，福王是近支，天启皇帝的亲侄子。”
“问题是有人正在罗致福王的所谓丑行，反对拥立。”
“磨道里找驴蹄子印，那还不是易如反掌？没什么可怕的。问题是有人正在联络湖民起事——”
“果有其事？”马士英迫不及待地追问。
“听说中间还夹杂着一个秀才——”
“什么样的秀才？”马士英大为紧张。
“详情尚不得而知，只听说姓黄，是从北京逃难来的，原籍在南方，所以跟‘复社’有些关系。”
“讨厌！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文人，凑的什么热闹！”马士英老谋深算地说，“当然，值此鼎革，天下****，什么样的人物不在蠢蠢欲动？什么样的异端邪说不在畅所欲言？此时我等是无可奈何的，唯有拥戴了新君之后，才能够与他们算总帐。此刻只能把他们的表现记在心头。”
马士英恶狠狠地说完这段话之后，就把目光转向了杨龙友，问道：“那个钱牧斋近来有什么举动？”
杨龙友颞颥着，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确实知道这个钱牧斋是反对拥戴福王的，而且着人整理了福王若干劣迹的材料。他的许多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文人”的范畴，也想染指最高权力的争夺。但是，他又不肯告密，且不说斋翁还是他的老朋友，就是没有这层关系，他也不肯出卖人格的。所以他回避了正面回答舅舅的问题，反而建议道：“我们是不是拉上他一起作这拥戴的事？”
“你太天真了！”马士英毫不客气地教训外甥，“他是不会听你摆布的，至少现在不会。”
对于钱牧斋这样的知识分子，马士英向来心中有数。他可不是一般的“志大才疏”，“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时刻都在觊觎权力，其“志”绝对不可小觑。也许因为他自由惯了，他要求自由地挥洒权力。他对自己的同类，是极尽齿啮之能事，决不肯屈居人下的。对这种人，平常状态都要百倍警惕，严防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何况现在是非常时期呢？他对外甥的建议实在不以为然，就大摇其头。
阮大铖插话了：“文人都是一群‘癞哈蟆’，跳在脚背上，不咬人，‘咯痒’人！”
说这话的时候，阮大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他自己也是一个“文人”。这也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历史法则：同类项总是相互残杀的；而知识分子尤甚。
然而，他的精彩表演却没有得到主子的喝彩。马士英只是摇着头说：“非也！我们要造就不世之勋业，要靠两种人：首先是军人，这个待会儿要从细计议；还要靠文人，要他们把福王说成一朵花，要让所有的人都相信再造大明天下非福王莫属，唯有福王才是他们的大救星。‘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是离不开文人的。”
他们“从细计议”的“当务之急”是攫取军权。
“江北四镇的礼物都送到了吗？他们对阁部诸位大人的雅意有何种表态？”马士英细细地询问他的党羽。
这里的所谓“江北四镇”是指镇守扬、通的兴平侯高杰；防御庐、和的靖南侯黄得功；驻守淮、徐的东平侯刘泽清；巡防凤、泗的广昌侯刘良佐。他们手里都握有重兵，共同构成了南京的江北屏障。
马士英作为一名老官吏，当然明白“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天下”的道理，所以他谆谆教导他的大小喽罗们：“一定要抓住四镇。这是拥戴福王成败的关键所在。”
“可是，四镇都归史可法节制呀！”
“史可法的事就交代给我了。”马士英十分自信地说，“这号书呆子，此刻只知道‘精忠报国’，懂得什么拥戴之事？你给他一个狗，他听汪汪；你给他一个驴，他听叫唤。何况我们还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不足畏的。怕的是他听了那帮文人的。他很容易被文人所左右。本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一旦有了史可法这样的后盾，那可就成了‘插翅的老虎’，非常可怕了。”
二
果然不出马士英之所料，钱牧斋果然在从中作梗，而且是打蛇专打七寸，在要害之处致敌于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