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下半学期，我们学校与江津四牌坊小学组织少先队员大队活动，大队辅导员蒲崇虞老师安排给我的任务就是与我平时息息相关的“读报”———讲述抗美援朝英雄邱少云的故事。1952年11月11日，邱少云所在连队在朝鲜平康前线反击391高地作战中担负突击任务，并奉命于夜间在距敌60米的山脚下潜伏，以待次日傍晚发起突袭。12日11时，邱少云的潜伏不幸被敌盲目发射的燃烧弹击中。为了不暴露部队的整个行动计划，邱少云忍受烈火烧身的巨痛，在五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动不动，直至牺牲。当晚反击部队顺利攻占391高地，全歼守敌一个加强连。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此次作战的胜利。邱少云是四川铜梁人，也是江津地区的骄傲。我每次都会被邱少云的壮举深深感动并获得力量，宣讲他的故事，那是相当愿意的，而且这样的机会一般学校都会给大一些的学长来完成，这次却给了一个初一的低年级学生，我想是我平时的“读报”功课已经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也是一件非常光荣和骄傲的事情。
让我最伤脑筋的还是每学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母亲东拼西凑的钱勉强可以缴够学杂费，而每个月4～5元的伙食费家里就无能为力了。我只能去申请助学金。而这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每学期开学时，得先到村上找村长开助学金证明，再拿到乡公所去转证明，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娃要去求村长、乡长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再难还是办下来了，因为家里确实困难，加上国家又有助学金的政策。证明交给班主任后，班主任还要对每个申请学生的实际情况作一番考量，然后拟出名单上报学校批准。这样下来，我才能领到每月3～4元钱的补助。但当时班上困难的同学实在不少，而每个班的助学金名额有限，有一个学期我就没有能够得到补助。生活还要继续，再怎么艰难也要把书读下去，以前许多的艰辛已经把我磨炼成一个不怕吃苦的孩子，靠着每天晚上在学校后门买剩下的稀饭充饥。食堂的稀饭吃不完的，便拿到后门卖给老百姓。我每次都拿着脸盆去打稀饭，一盆就够我吃上一天，夏天天气热，稀饭馊了也得吃。没有什么菜可以下饭，只是拌点酱油，觉得就是美餐一顿了。就这样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每个月末的周六下午学校放假，学生可以回家拿生活费和一些其他必要的东西。我家离学校有60里路，有30里路是可以坐火车或乘船的。但为了省钱，我没有搭过一次车或船，每次都是坚持周六下午步行回家，第二天下午步行回校，以赶上晚上的自习课。步行当然没有坐车乘船来得舒服，花时间也多，但我知道家里的境遇，坐车乘船对我来说无疑是太过奢侈。不过，这样的步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已成了一种宝贵的历练，现在回想起来，那成千上万个一步一步踏出来的足迹已成为生活中的烙印。虽然整个行程很累，但回到家中，见到外婆和母亲，拉拉家常，向她们诉说自己学校里的情况，和她们分享自己的种种经历，对于我来说，即使再怎么疲惫，心中总是会体会到家庭带给我的温馨与欢乐。
初中很快毕业了，很多同学选择了报考技校和中专，而我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继续读高中。我已不再为自己的前途犹豫不决，有了在学校出色的表现，使我坚定了读书这一条道路，路是自己选的，就一定要踏踏实实地走下去，相信继续深入高中学习，进而考个好的大学，才是能让我触摸到成功的途径。升学考试也不出意料地顺利通过，我如愿升入了江津一中的高中部。
我被编入58级高三班，继续着自己的学业。班上有50来人，其中1／3是女生，在此以前，这里的初中是没有女生的。江津一中初中部是男校，高中则是男女合校。
当时能在江津一中读高中的可以说都是江津地区的尖子生。我那个班是全年级六个班中平均年龄最小的，班上的活力十足。加之班主任李学渊老师苦心教导，班里每次考试成绩几乎都是年级第一。在第二学年期末考试中，竟然出现全班无一人补考，这在校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班上的文体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每次学校的文艺表演或者运动会上，总会拿到好几个冠军。同学们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也相当高。帮着农村办夜校，勤工俭学，到乡下干农活，同学们几乎都是争先恐后。
在这种良好的学习气氛下，我怎能甘落人后？那时我很勤奋，学习刻苦，成绩在班上依然名列前茅。记得，高二的期末物理考试，张江都老师出的一道力学题让许多同学答不出来，结果只有我和张老师的儿子两人答出了正确答案，也只有我们两人物理考试上了80分。由于学校规定的三好学生评选的标准是每门功课必须在80分以上，因此那一学期我成为了班上唯一的一名三好学生，这让许多同学对我刮目相看。
另外一次更是让我记忆犹新。当时的班主任、教立体几何的李学渊老师要进行一次专区数学教师的公开示范教学。李老师是当时享有盛名的数学教师，因此这堂示范课吸引了全专区的数学教师前来观摩，上课的地点也因人数太多而改在食堂进行。为了这堂课，全班同学提前一个月就已经把上课的内容预习得滚瓜烂熟。到了上课那天，李老师也讲得精彩投入，不过由于他的分析讲解透彻和向学生提问太多，没有把握住时间，课时早已超过。此时李老师点了我的名，要我作此课的归纳总结。我站了起来，在下面讲述，老师在黑板上作图配合。由于我条理清晰，语言简捷，使整个论证过程不到5分钟，师生二人合力完成了总结，随即示范课结束。下课后，我去水塘边洗衣服，听路过的老师们在议论，“段昌平这个归纳总结非常好，要不这堂课还不知道要拖多少时间……”一会儿李老师路过这里，他对我说：“你今天的总结帮我的大忙了。”听了这些话，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上百倍。我在学校的影响也逐渐变大了。
从高二开始我就是班上的团支书，协助班主任管理全班同学的学习、各种活动、思想和生活。全班和睦，充满生机活力。
当然我也不是一个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人。我知道自己身在一个藏龙卧虎的班级，同学们都有自己的专长，所以我总是能够摆正位置，虚心向同学们学习。学习成绩顶呱呱的曾德全、作文水平一流的朱泽荪、数学成绩优异的邱玉辉、品学兼优的王钦耀等同学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每年的寒暑假回到家里我也很少闲着，为家里做些农活，挣点工分。这工分制是建国初期搞农村合作社、人民公社时的产物，是计算劳动者的劳动消耗和劳动报酬的一种方式。我当时经常干的是挑粪淋庄稼和担谷子上公粮，这些脏活、累活一天能挣的工分比较高，相应的钱也会多一些，能值两三毛钱。可是这些活往往也是最费体力的，对于还未成年的我来说，或许用“摧残”两个字也不为过。但我从未叫过一声苦，我觉得能为这个苦难的家庭分担一点生活的艰辛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一次，我在挑粪时，由于实在是没力气了还在硬撑着，加之路滑，一不小心，脚下一软，便倒下去了，两大桶粪便泼到了自己身上，简直是臭气熏天。但我却并没有因为此次的遭遇而对这项农活深恶痛绝，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干活，只是比之前更小心了，由于挑得次数多了，也挑出了经验。累了，实在扛不住了，也不会硬扛了，会量力地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所以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暑假上公粮，那是更累的一件活了。挑着100多斤的担子，走30多里山路到油溪粮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当时上公粮的情景甚是壮观，简直人山人海，几乎一路都排满了人。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农民分到自己的土地，他们收获了，首先想到的是要感谢国家、感谢党，积极上公粮的场面自然屡见不鲜。不过辛苦还是难免，山路相当狭窄，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都没地方放担子。即使勉强放下来了，也会妨碍后面的人过路。一旦有人放下了，后面的也都得陆续放下休息，就会造成整个山路的堵塞。所以，在整个行程当中，根本就不能休息，只能一鼓作气地挑到目的地，连小便的机会都没有。我尽管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走得双腿打颤了，都还得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许多年以后，我去理发时，理发的师傅对我说：“领导，你出身不凡啊！”我不解其意，向这位师傅追问原委。师傅告诉我：“你看你肩膀上长这么大一个肩包，肯定是以前挑过不少担子，受尽苦啊。”的确，这是一直伴随着自己，无法抹去的印记啊！这或许真印证了那句先哲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高二暑假，我刚干完活从坡上回来，远远地见到门口站着一个女孩，走近一瞧，原来是和我订婚的曾姑娘。这时家里没人，母亲和外婆都还在坡上，曾姑娘对我说：“梦林，要不我俩现在就结婚？如果你不愿意，那就把订婚书给我。”其实当时我家和曾家关系不错，逢年过节都会串串门，我和曾姑娘也都愿意玩在一起。曾姑娘的母亲见我机灵可爱，也十分喜欢，经常送我一些小玩意儿，我对她也敬爱有加。不过那时我一直把曾姑娘当姐姐一样看待，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与爱情，况且我当时接受着新式的教育，一心想着如何念好书，哪里有什么结婚的念头，我也从没考虑过。姑娘话音刚落，我就上楼找到订婚书交给了她。姑娘也顾不上多说些什么，拿到订婚书扭头就走了。等到母亲回来，问我曾姑娘是否来过，我便把事情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一番。母亲平日里很少对我发脾气，而这次再也忍不住了，她气的是如此大的事我居然擅作主张，毕竟当初是用五斗谷子换来的一纸婚约，而现在连自己的生辰八字还在上面就一并交给了对方。母亲把我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还撂下一句狠话：“以后你娶不娶媳妇妈都不管你了！”我虽然屁股被打得通红，心里却犹如一块大石落地，因为这件事从此终于能够了结，同学们不会再说我有小媳妇了，可以安心地继续读书了。
1957年的寒假，学校提倡高三学生自愿义务劳动一个月，到仁沱山区挑重晶石。那时，我完全可以回家劳动挣工分，但考虑到这是为学校的义务劳动，我又是团支书，要去带头，要去组织，放假后家都没回就和全年级几十位同学去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每天把重晶石从山上挑到长江边。重晶石是重庆钢厂的原材料，死沉死沉的。我们根据个人的体能，决定每次挑多少斤。每次挑的份量要过磅记下来，劳动结束后计个人的总重量。我决定每次挑100斤。虽然每天只有一个来回，但是路途却异常艰辛。来回50多里的距离不说，中间还要翻过三座山，在身负重物的情况下，这劳动量可想而知。我并不在意，觉得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
我们每天天还没亮就得起床，吃了一碗二两米的稀饭后就挑起担子开始爬山了。直到中午，才能抵达江边的目的地，在一个小饭馆里随便吃点什么之后就必须往回赶了。川东山区的冬天是很冷的，还经常下雪。我们一面迎着凛冽的寒风，一面还得小心脚下结冰的山路。路本来就不好走，加上结冰路滑，更是如同荆棘密布般的凶险，常有同学一不留神就连人带矿石滚下山去。这种活且不说一般中学生干不下来，就是当地的农民也没有人去做这活，只有矿区劳改所的犯人来此接受劳动改造才干。有时，过路的老乡看见我们挑着担子经过，就在背后嘀咕：“还有这么年轻的劳改犯啊！”我此后也经常自嘲这一辈子什么都干过了，连劳改犯人也当了一回。许多和我一道前来的同学都忍受不了这种活罪，半路便打道回府，最后本来几十个人的队伍只剩下十来个坚持了下来。我一直干到年关，挑的总重量名列前茅。
寒假的义务劳动之后，大概是生活过于艰苦，一天只有一斤粮，少油无肉，蔬菜也少，住的是大窝棚，山区又冷又潮，休息很不好。加上我那时好强，争表现，挑得又多，劳累过度，回家就病倒了，主要是头晕，四肢无力。开学后正赶上高三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整风。政治运动常常过头，伤及无辜。不久之后，当初的大鸣大放就受到了批判，班上一位姓曾的同学就是因为受这次整风的影响，连高考报名的资格都被取消了。其实这曾同学有什么错误言论吗？只是因为在当时多说了几句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客观问题，这位同学恰恰是班上成绩较好的一位。如此优秀的一个孩子就因为在整风中“多冒了几个泡”，而几乎丢掉了锦绣前程。在那个年代里，有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疯狂而又荒唐的事，这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罢了。
因为生病的关系，学校没让我参加，让我安心养病，并发给我几斤肉票。我对学校和老师的关怀感激万分。事后回想起那段岁月，我暗自庆幸能躲过这场运动，如果自己参加的话，作为班上的团支书，肯定会带头组织动员大家大鸣大放，把所有当时看来错误的言论进行大肆批判，从而会害不少同学，那是在所难免的。同时牢记今后对政治运动一定要持谨慎态度，千万少说话，更不能伤害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