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结束后，迎来了高三最后一个学期，课程仍是排得满满的。到了高考前两周，才进行总复习和期末考试。到了初填志愿的时候，我自然是对那些名牌学校情有独钟，当时分三类，分别是理工科、文科和艺术体育类。我喜欢的是工科，因此初选时就填了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以及西北工业大学这四所名校。后来，教导主任兼班主任胡昭鳌老师很快就找到我，并建议我填北航。他解释北京航空学院是清华、川大等几个学校的航空系合并而成的，所以师资条件不比清华差，而且对政治条件要求很高，是保密院校，从学航空来说，那就只有上北航了，你比较适合，建议你把第一志愿改为北京航空学院。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同时认为班主任讲得有道理，于是在填正式志愿时便把原本的第一志愿由清华改成了北航。
高考来临了，全专区的高考生都集中到了江津一中。一天下午，熊炳衡校长、韩锦光书记把我跟几位同学叫到办公室去。正当我还在纳闷怎么回事时，学校领导满面春风地告诉我们几个从未想到的好消息。原来我和另外一名同学被保送进了北航，还有几个则被保送到了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安体育学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用参加高考了。
当时的我哪里想到还有保送这事，依然和同学们一道刻苦学习，准备高考。虽然1957年教育部已发了文件，在省重点中学实行保送制，校长在全校大会上也宣讲了这事。我却对此没有留意，同学中也从未有人议论过。直到多年以后，我才从学校领导那里知道自己是如何被推荐保送的。
由于江津一中有保送资格，学校很重视，重视的是保送生的素质，必须是品学兼优。先定了基本原则和条件，然后初选名单，筛选多次确定了几名。然后与拟保送去的学校联系，学校来员审查。从北航来的老师在江津一中待了近一个月，看了不少毕业生的成绩，由于学校推荐了我，北航老师翻阅了我从初一到高三的全部考试成绩和期末班主任评语及鉴定。带回北航后，经过学校多次开会反复研究，同意我保送录取。江津一中将有关材料上报四川省教育厅，并经过批准，北航才发了入学通知书。校领导讲，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极其保密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师生们下了晚自习后学校领导熬夜进行的。
这要感谢江津一中六年来对我的培育。从无知到有知，从体弱到健壮，又给出了一条通往如似天堂的路，真是从内心里感恩不已。同学们有的同窗三年，有的六年，关爱与互助是班风，感谢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指教，同龄人的帮助。回到教室我立刻写了封信寄往家中，与外婆和母亲一同分享这属于家庭的喜悦。
第二天，在江津一中本部操场召开应届高考生及全校师生大会，熊炳衡校长宣读保送生名单，全场沸腾了。
高考结束后，全年级同学都没有回家，而是集中在一起参加了一个月的义务劳动，到下坝钢铁厂的工地去平地基和伐树。活是又脏又累，但这一个月对于58级高三的同学们来说是高中生活的最后一个月，大家都格外珍惜这段相处的时光，干活时大家唱着歌儿互相鼓劲打气，休息时围成一圈谈天说地，回忆着三年来在一起的日日夜夜，憧憬着各自美好的未来。他们不曾想到这一别要等到50年之后才有再度的重逢。2008年的4月，在我的发起下，我们几十位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经历了半个世纪后又聚在了一起，共忆往事。
北京航空学院
自古以来有句俗话，说的是“在川耗子出川龙”。我们经常戏称川人为“川耗儿”，既是对川人聪明机智的一种赞美，也是对川人鼠目寸光的一种讥讽。纵观历史上四川的风流人物，很多都是在走出四川之后名扬天下，为后人所敬仰的。早在西汉时，司马相如就为想要建立一番功名事业的四川人开了个好头，子虚上林二赋使其扬名四海，彪炳文坛。自此以后，一大批声名赫赫、怀揣理想的川人从夔门走出，实现了他们的人生抱负。诗仙李白倘若不出川，哪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一代文豪苏东坡倘若不出川，何以能有“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感伤。到了近代，更涌现出如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伟大的革命先辈，他们离开故土，为的是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正是他们的艰苦奋斗创造了如今这一个美好的时代。
1958年的8月下旬，我也要准备出发了，我将离开这片一直生活了将近20年而从未离开过的土地，心中对于祖国的航空事业充满了热情，同时也憋着一口气，要为母亲和外婆争光。
临行前自然少不了一番依依惜别的场面。母亲把我的竹背篼塞得满满的，一大罐辣椒酱，几个生地瓜，几件破旧的衣服，一床草席和一双刚做好的布鞋。
出发的日子到了，先要步行好几十里到火车站。母亲当然不舍第一次出远门的儿子，坚持要陪我走一程。许多乡亲听说了，也要赶来送行，毕竟我是山沟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家乡的人民也对我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我以后不仅能出人头地，而且能够为家乡争光。人们都捎来了各种各样路上吃的东西，这些都饱含着老乡们对我的一番心意，我自然不免心怀感激。乡亲们把我送出一里多路，母亲仍不愿离开，继续陪我走着。路上母亲免不了千叮咛万嘱咐，尽管说来说去无非是那几句朴实简单的话：要争气，认真读书，好好做人。我觉得有很多话想对母亲说，但最重要的是担心外婆、母亲的生活和身体。对母亲的教诲只是一个劲的点头称是。一路上我对母亲说了好几次“别送了”，母亲虽是点点头，嘴上却说着“再走走”，不知不觉便送了快20里路。送儿千里，终须一别。当我再次对母亲说道：“妈，行了，别送了，您回去了吧。”母亲停了下来，拉着我的手，我感受到了母亲的手在颤抖，眼眶已经微微泛红。沉默了几秒钟，母亲慢慢地有点哽咽地说道：“好，我不送了，那你要照顾好自己，路上小心。”说完这句话，松开了我的手，母亲用手往前挥了挥，示意我继续赶路。我点了点头，转过身子迈开步子向前走去，母亲还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一直望着儿子的背影渐渐模糊，直到消失不见，先前极力忍着的泪水如决堤般滑落下来。
进京求学的旅途并非一帆风顺，我从油溪乘坐火车来到了省城成都，准备从成都再搭火车北上。可是等到了成都站，却被告知因为宝成铁路有路段塌方，短期之内不能通车，只能绕道重庆，非要我从夔门出川不可。成都专门负责接待大学生的接待站热心地为我办好了相关证明，向重庆方面说明情况，并补助了我十几元钱，让我从成都坐火车到了重庆。重庆接待站还免费给我提供了到武汉的船票。从重庆顺流而下，一路是道不尽的长江美景，浩浩荡荡的长江水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气魄，而三峡风光又可谓美景中的美景，瞿塘峡两岸的山势令人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巫峡的幽美秀丽和云蒸霞蔚仿佛让人置身仙境，西陵峡的滩多险急为平淡的旅途又增添了几分刺激，这时的我只会感受到“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如此的奢侈，只希望能缓缓地陶醉其中。这壮美的祖国壮丽河山给我带来的是无比的震撼，我似乎感到自己的心都宽广了起来。到武汉后，再乘车辗转到了目的地北京。这一路虽几经波折，但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却因此开了眼界。成都、重庆、武汉这几座大城市的所见所闻，让我切实感受到了外面的世界是精彩无比的。川流不息的汽车，鳞次栉比的楼房，热火朝天的工地，这一切的一切过去只是在书中见过、从旁人的口中听过，现在那些文字描述的情景真实地摆在我的眼前，内心充满了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兴奋。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整个旅途中自己感受到的社会关爱和新中国对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一路上，政府专门为大学生设立的接待站的热情服务让我至今都感激涕零。试想一下，没有他们那种无微不至的帮助，我恐怕真的只有骑着毛驴上首都了。
北京，一个不需要再去赘述她的光辉岁月的城市，这个六朝古都有着全世界都为之羡慕的历史文化遗产，天安门、故宫、长城、圆明园、颐和园……这些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在新的历史时代，北京也焕发出自己新的生命。作为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她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往日的辉煌已是浮云，在前方等着的是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在经历了一段艰难和有趣的旅程后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此后的一生我都跟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刚出北京站，抬头便看见了北航那格外抢眼的蓝天飞机旗，我顺利地搭上了学校的接待车，来到了这所让人满怀期待又新鲜陌生的大学。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中央十分重视航空工业的发展，为了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国家把建立新兴的航空工业作为发展经济和巩固国防的一个重要支柱，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把人民空军和航空工业的建设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与此同时，中央也极为重视航空高等教育事业的建设。1951年1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在与苏联谈判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时，就将发展中国的航空高等教育及聘请苏联专家事项作为重要内容。1952年6月，重工业部、教育部决定，并经国家财经委员会批准及中央军委同意，正式筹建北京航空学院，并于当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可以说北航是在中华民族对振兴航空事业的梦想和期待中应运而生的，而它在成立之后也的确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学术精英和兴业之才。
踏入北航的校门，抬头便望见横幅上“欢迎您，未来的航空工程师”几个大字，一句简单而有力的话，让我心中充满了力量和希望。“航空工程师”这几个字对于我来说，曾经是那么神圣和高不可攀，而现在却离自己如此之近，我相信只要在学校里刻苦钻研，努力奋斗，总有一天这个光荣的头衔也会属于自己。
报名后，我被编到了8212班，“8”代表1958年入学，然后接下来的数字表示是二系一专业第二班。当时的北航专业设置还不是很多，建校之初仅有飞机和发动机两个系，分别设置设计、工艺两个专业。我进校时已经有飞机系、自动控制系、发动机系、工艺材料系等7个系。我学习的二系指的是自动控制系。
开学不久，班里就接到通知，10月1日要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游行。我们高兴极了，可以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可以看到人们都向往的天安门了。
国庆那天，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床了，乘大汽车到长安街西边的一所学校，女同学换上裙子，男同学也脱下棉衣，然后乘车去长安街的东面等侯。当北航的方队通过天安门城楼前时，毛主席亲切地向我们挥手，此时“毛主席万岁”的呼声震耳欲聋。
游行过后去学校换衣服、吃午饭。饭后去天安门广场圈占地盘，以备晚上狂欢。晚上同学们跳的是开学后练的集体舞，有的同学文艺细胞多一些，在圈的中间跳起独舞和双人舞来。我是从乡下进大城市的，感到很新鲜。
学校的宿舍是8人间，上下铺。和我一个寝室的同学家里条件大多都不错，尽管这时的我踌躇满志，充满着为自己理想拼搏的豪气，可是生活不可能那么理想化，穷困潦倒的家境仍是我学习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现实。来北京时我几乎没带什么行李，只带了几件单衣，穿了多年的旧棉衣，早在挑重晶石时彻底报销了。至于褥子之类的东西，更是想都没想到的。北方冬天的寒冷是我从未体验过的，那真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想要靠自己带的这点东西撑过去有点不太现实。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已到了10月份，我上课时还是那一身薄薄的秋装，坐在教室里一动不动更让我觉得寒冷刺骨。有时同桌的同学看到我上课忍不住的发抖，便会关心地问我，怎么就穿这么一点呢？不冷吗？我仍逞强说：“这有什么？我们在家这会儿都是打光脚呢。”其实同学们心里都明白我的处境，总算熬到了学校发过冬补助的时候，我才分到了一套崭新的棉衣、棉裤，还有一床被子一床褥子，女同学们为我缝了一双棉手套，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全副武装起来迎接严寒的到来了。这一套装备陪着我度过了在大学的每一个冬天，它们不仅为我抵御了严寒，更重要的是温暖了我那颗怀揣理想的心。
当时北航设立的助学金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我拿的是甲级，每个月有12.5元的伙食费，还有4元生活费。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甚至每月用不完的生活费还经常交回学校。学校伙食不错，开始主食不定量。第一学期还吃过两次对虾。什么是对虾，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更没有见过。对虾装在大箩筐里，一拿出来，就被高年级的同学抢光了，我连皮也没有看到。后来定量了，发粮票、糖票、肉票。每月30斤粮，2两糖，2两肉。去五道口商场买2两糖，没有走到学校就被我吃光了。下次再去买2两熟肉，同样在回校的路上就消灭掉了。我常用细粮与女同学换粗粮，同时班上有位女同学常给我饭票，这样一来，温饱问题便基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