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得好啊！如果叫我来评价，我绝不会对林茨的兰德斯剧院那么客气。可能是因为我感觉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音乐指挥的缘故吧，所以相比他而言，我更多的是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在看待那里的一切，包括当时那只管弦乐队。然而，也可能是因为我缺少一种强烈的移情心理，使得我不能够像他那样忽视场地的缺陷，并对其以后的演出质量抱有幻想。阿道夫经常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不管表演有没有瑕疵，他只看作品本身的艺术内涵。有一回，由于一个舞台置景工人的疏忽，导致出演罗恩格林的演员从帆船的大艇上落了下来，掉进了一大堆用来表现海水的锯末里，当他浮出“海面”后，又只得靠自己，奋力攀爬回甲板，重新和其他演员站在一起——这一情形不仅搞得台下的观众捧腹大笑，就连爱尔莎都忍俊不禁——即使是这种情况都丝毫不能损毁这出剧目在阿道夫心中的美感。是啊，这些搞笑的插曲同大师在创作歌剧时的伟大构想又有什么关联呢？但是，他那种不同寻常的包容力也仅限于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在其他时候，他仍然显得像个苛刻而强硬的批评家。
兰德斯剧院是一座十分庄严的建筑，但它的舞台对于上演瓦格纳的歌剧来说则显得过于紧凑，并且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考量，都不尽如人意。它不具备与表演水准相匹配的硬件设施。其主要缺点并不是在于没有合适的戏服，而是它根本就没有设立统一管理服装的部门。管弦乐队的人手不够，导致其无法满足相应的音响要求。我只需举一个事例便足以证明，在《名歌手》上演的时候，有一些乐器并未被使用，我可以站在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将它们列举出来，比如，低音单簧管、英国管、木管乐器组的低音巴松管，还有所谓的瓦格纳铜号，另外，弦乐器组还缺三名演奏者。但就算是有这么多现成的乐手来补齐整支乐队，那个窄小的舞台也不可能为他们腾得出足够的空间。这才是一名乐队指挥真正的可悲之处。一支由20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去尝试演绎瓦格纳的作品，那简直就是一种冒险。而唱诗班，不用说，更是丢脸，他们穿着毫不相称的戏服，其存在完全有赖于公众对他们的包容，比如在《名歌手》演出的时候，他们中的所有男性都挂着英式的假胡子，直接把阿道夫气得暴跳如雷。对于一个地方性舞台而言，兰德斯剧院的歌手倒还不错，但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算得上是真正的瓦格纳歌手。
舞台布景总是在不断地遭受人们的批评。演员在台上每走一步，后面的背景布就拍打个不停，当遇到需要表现山体或岩石的背景之时，这种情况就会让人感到相当不悦。一想起“神殿的火焰”，就是《黎恩济》结尾时的一幕场景，我就不寒而栗。当时，舞台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宫殿，宫殿上设有一个伸出的阳台，黎恩济和伊蕾娜就要走到这个阳台前，试图平息下面暴怒的民众。在他们左右是一些燃烧的树枝，代表那场“大火灾”的起始。根据舞台效果的需要，置景工人必须用火焰来烧毁支撑宫殿的一根柱子，从而引发宫殿坍塌这幕剧情。这根柱子由一组支架牢牢地固定住。可那天不知是谁松开了支架，那根柱子猛然一下就朝着观众倒了下来。对于类似的事件，人们必须加以防范啊！希特勒说这些“朴实”的表演承载着某种美好的希望，此话也对，就像我们后来在维也纳的皇家歌剧院所获得的感受一样。但令我至今都为之惊叹的是，如此可悲的表演竟能给我们带来“启发”或者说使我们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理想主义根植在我们那颗年轻的心中，因而我们对这些表演的批评绝不会带有任何敌意。
每当剧院上演瓦格纳作品的时候，总是一票难求。我们经常要在门口排上一两个钟头的队，才能在站票区抢到一个位置。幕间休息总是漫长的要命。当我们兴奋之余想来点冷饮的时候，一个迎宾的白胡子老头儿会卖给我们一杯水，然后就允许我们继续占着自己挣来的地盘。喝完水后，我们会在空瓶子里放上一枚小硬币，然后还给那个老头儿。通常演出会持续到半夜。看完演出后我会陪阿道夫回家，但这段路程实在太短，以至于根本无法平息我们当晚所受到的心灵震撼。因此，他会反过来送我回克莱姆大街。然而在此过程之中，他会陷入到忘我的境地，热情和兴致有增无减，于是我们又会沿着原路返回洪堡大街。我不记得阿道夫什么时候疲倦过，夜晚总是能够点燃他的激情，而白天他的确又无事可做。如此一来，每当我们看完一场演出过后便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两个在各自的家门之间往返游荡，直至我们开始打哈欠或者发现自己已经忍不住要合眼。
阿道夫从小就对德国古代英雄故事极为着迷。对于青年时期的他来说，这些故事总是百读不厌。他曾有过一本古斯塔夫·施瓦布写的书，内容是德国早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只不过作者用了一种通俗的手法将其呈现出来。他对这本书简直爱不释手，在洪堡大街住家的时候，他总是将这本书摆在书架的最好位置，以便拿放。当他害病在床之时，这本书就会为他敞开一扇通往神秘世界的大门。我记得我们在维也纳合租的时候，阿道夫就有一本珍藏版的《德国英雄传说》，这是他的精神支柱，因为这本书能解决他当时艰难度日的苦恼。
他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熟知和掌握绝非像有些人那种图新鲜，或是装腔作势。他所着迷的是这些事件的本身，在他的思想中，从来不缺乏对历史和政治的考虑，因为他觉得自己属于那个世界。除了活在这些光荣的德国古代英雄中以外，他想不出任何一种方式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他觉得自身的命运和这些早已不复存在的伟人是紧密相连的。相比他们的人生而言，任何努力与奋斗都会显得黯然失色，那是成就了伟业的英勇作为，是最具英雄气概的崇高人生，从此进入瓦尔哈拉殿堂，同他之前所崇敬的英雄一样，变为一段不朽的神话。希特勒思想中这些奇特而浪漫的想法不应该被忽视。在一个施行苛政的世界里，这种年轻人的沉思将被视为一种幻想，但现实情况是，纵使他活在当下，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格也仅仅留在了对德国英雄故事的虔诚信仰中。
狡诈而虚伪的资产阶级在他看来已一无是处，在与这个世界斗争的过程中，他本能地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中去探寻，在原始的历史中，他发现了自己的同类。他将其视作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段仅从不完整的历史记录中被了解到的失落时代，鲜活地呈现在了年轻气盛的希特勒面前。他总觉得自己要是能活在1500年前该有多好，而这种强烈的意愿却经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好像我也成了古代人。难道他当真和那些混沌时代的英雄们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不然他怎会把这些人物给我描述得如此真切，仿佛他们就生活在路边树林的营帐里一般？抑或我们发现的这个古老世界只是他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时空的转换经常让我对他的神志感到担忧：也许有一天阿道夫会发现，他已无法挣脱自己创造出来的时间黑洞。
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对阿道夫有着致命地吸引，在他们身上，阿道夫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对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产生一种特殊的认同感。阿道夫12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欣赏到了《罗恩格林》，这部歌剧将他儿时的梦想转化成了美妙的诗歌与音乐，使得他年轻的生命对古代德国那个无比壮丽的世界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从那一刻起，瓦格纳，这位已逝的天才便走进了他的人生，并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希特勒从瓦格纳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了他相信的，所谓“古今德国，精神轮回”的证据，而且这些作品还巩固了他这样的信念：远古世纪的某些风俗或精神必能为今所用。
在我与阿道夫·希特勒相处的几年里，我见证了他从一个男孩变为一个男人的过程。作为一名狂热的音乐人，我也曾有过偶像，我也曾试图效仿他们成为一名伟大的人，但是，瓦格纳对于我朋友而言，远不止是一个偶像或者追赶的榜样那么简单。我只能这么说，他的言行举止无不“显现”出瓦格纳的性格特征，简直犹如被瓦格纳灵魂附体一般。
他如饥似渴地寻找一切同瓦格纳有关的读物，不管是写得好的还是写得差的，不管作者的立场是赞赏拥护还是厌恶反对，只要是阿道夫能弄到手的，他就一概接收。他对描写瓦格纳的人物传记相当热衷，尤其喜欢读他的笔记、信件和日记，另外还有他的一些自我评价和自我反省。如此日复一日，他便进入了这个男人的生活中心。每个琐碎的细节乃至一段最无关紧要的时期他都了然于心。在我们散步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本来还在侃侃而谈的他会突然打住，然后开始背诵瓦格纳的笔记或书信中的一些段落，甚至还可能是他的一篇论文——《未来艺术之性质》或者《艺术改革》，当然这取决于他当时的谈话内容——也许是在谈论，从一个想象出来的、专门的基金会里拨出一笔钱，为拙劣的地方音乐厅开出一份硬件更换清单。尽管要撵上他的思路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我总是神情专注，期盼着希特勒那份恒定不变的概括性结论。他会说，“你看，瓦格纳的行事作风与我相同，就连他都不得不去应付身边那些愚昧之人。”
我个人认为这种对照是相当夸张的。瓦格纳活了整整70岁，在他那漫长而多产的一生当中，必定经历了大起大落，他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也尝到过失败的痛苦，但我的朋友，这个向来喜欢把瓦格纳和自己的人生进行对照的年轻人才刚满17岁。他除了画过几幅水彩和几张建筑设计草图以外，再无任何值得示人的作品，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那时候，他的重大人生经历也无外乎就两件事，一是他父亲的去世，二是他在学校遭受的挫败。然而他却把自己形容成是一个饱受迫害的殉道者，因反击敌人失力而遭到放逐。
他极其热心地收集着瓦格纳的每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生片段，并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灌输给我。他对我讲述，瓦格纳创作《漂泊的荷兰人》的灵感就源于他当年和他年轻的妻子，在斯卡格拉克海峡面对风大浪急的海洋的切身感受。我认真地听完了年轻的瓦格纳那段充满危险而又颇具革新精神的航程——数年的漂泊与被放逐。我跟阿道夫都特别喜欢路德维希二世，素有艺术守护者之称的路德维希二世曾在瓦格纳的陪同下造访过威尼斯，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旅行。其实阿道夫并不是不愿意承认理查德·瓦格纳人性中的弱点，比如他那种肆意挥霍的生活作风等，只是他看在瓦格纳创作了那么多不朽巨作的份上，忽略了那些细枝末节。
在那时候，瓦格纳虽说已经逝世了二十余年，但公众围绕他作品而产生的认知上的分歧却掀起了一阵经久不衰的浪潮。时至今日，我们已很难想象，当时的音乐青年对这种论战有多么地热衷，但在我和阿道夫看来，他们当中无非只有两种人：瓦格纳的朋友和瓦格纳的敌人。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在音乐方面的论战则显得太婉约，太乏味，人们顶多也就相互置之一笑。然而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也没有电影院或者其他的录放设备，只有剧院，了解剧院将要上演的节目就是许多老百姓心中的大事。无论何时，只要一碰上演出，我们就变得无比激动，简直比台上的演员都更显得生龙活虎。我们尝试了许多种方法想要释放自身那份不受约束的激情，但都徒劳无获，直到曾为瓦格纳工作过的指挥家——奥古斯特·古勒里希的出现。他不仅是大师作品的有力诠释者，更是瓦格纳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的忠实监护人。在我们眼中，他俨然就是一位圣杯守护者。
毋庸置疑，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崭新的德国艺术形式的诞生。这种新音乐剧的诞生完全让人们始料不及，它首次将诗歌和音乐进行结合并置于一个虚构的世界中——后来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世界。
阿道夫的最大愿望就是造访拜罗伊特，这座德国的圣堂，去瞻仰万弗雷德庄园，那位天才的故居。他想要在瓦格纳的墓前致敬默哀，想在这位大师建造的剧院里欣赏他的不朽之作。如果说阿道夫·希特勒的一生中仍有诸多的愿望和梦想未能实现，那么至少这一件，他算是如愿以偿。
对我这么一个64岁的老头来说，这的确是一段令人愉快的回忆，这些回忆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又重新燃起了一颗年轻的心，就如当年我在拜罗伊特的感受一样，跳动得如此火热！实际上我是不愿意错过这些青年时期的经历——目睹希特勒在最初阶段对瓦格纳的痴迷。鉴于我在他和斯蒂芬妮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跑腿送信的中间人，我凭着比他过硬的音乐基础，越发积极地参与到他这段关于瓦格纳的经历之中。当然，他暗恋斯蒂芬妮这个秘密，使得我同阿道夫走得更近，毕竟，没有什么比分享秘密更能夯实一段友谊，况且，我们还都对理查德·瓦格纳抱有极大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