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它让中国以物质生产为纽带，在自身周围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成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而中国则是这个体系的中心，这有可能让人民币成为独立于美元的资本创造基地。在欧元已经成为独立资本创造基地之后，如果人民币也独立成为另一个区域性的资本创造基地的话，美元霸权将可能不战而溃，美国的世界霸权也将可能如苏联的霸权一样，在短时间内崩溃。
打造一个排斥中国的新圈子
谁在威胁老大的位置
2021年2月，华盛顿寒气逼人，新入职的美国共和党总统正在前往IMF中国籍总裁办公室的路上。他此行的目的是签署一份协议，由IMF向美国提供3万亿美元的紧急融资。此时IMF的份额头把交椅已落入中国手中。
为了得到IMF贷款，美国必须接受中国提出的条件：从西太平洋撤除海军基地，国家开始征收增值税，调高个人所得税率，大幅减少军费开支。
这是最新一本预测中国将超越美国当世界老大的著作《大预测》中所描述的一幕。做出该预测的人名叫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此人来头不小。他做过IMF研究部副主任，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而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是当今能够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重要智囊团之一。该智囊团有关人民币应该升值40%以上的研究报告，成为美国长时间以来，对中国汇率政策的目标。据传，当年为中国提供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方案的也是这个机构。
萨博拉曼尼亚不是第一个提出中国要超越美国的人，但却是第一个用量化分析得出这一结论的人。
他建立了一个衡量经济实力的预测模型，包括经济规模、贸易额以及国家经常账户是赤字还是盈余。根据该模型的推理结论：按购买力平价衡量，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亚于美国；贸易额也不相上下；中国还是一个债权国。到2030年，中国应该就像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一样，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人民币将在本世纪20年代初达到与美元分庭抗礼的地步，甚至会取代美元成为储备货币，这个时间表远快于目前大多数人的预测。
毫无疑问，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中国就是那个威胁美国老大地位的国家。美国智囊们的这种观点，其实早已经是美国政府的观点了。
从第一条铁路到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我们国家早就开始打造竞争力。我们没有理由让欧洲或中国拥有最快的列车或生产清洁能源产品的新工厂。
华盛顿要我们等，一等就是几十年，而问题日益严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改革没有等，德国没有等，印度没有等。这些国家都没闲着。它们只争第一不做第二，它们重视数理和科学，它们重建基础设施，它们致力于清洁能源投资，因为它们想要那些就业。没错，我也不接受美国退居第二。
2010年1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上任以来首个国情咨文，这篇短短的演说4次提到了中国，这种待遇，到目前为止，恐怕还没有哪个国家享受过。
对中国的防备与戒心，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而与日俱增。而2013年1月的一组数据对比，足以让美国有见识的政治家感到脊背发凉。这就是本书开头所提到的新闻：
按进出口总额计算，中国201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据两国商务部及海关等部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12年的进出口总额为3.82万亿美元，中国2012年贸易总额达3.87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年度贸易顺差为2 311亿美元，而美国的贸易逆差为7 279亿美元。
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这是自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大英帝国近百年之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有媒体对此评论说，这是中国挑战美国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取得全球商业霸主地位的一个里程碑。
在美国大部分政治家眼里，只要超过美国，就是真实的威胁，虽然在质量上还有很大的差距。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它将带来什么样的政治与经济结果？
天命所归是中国
1972年，毛泽东在世界惊讶的目光中，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决定性地扭转了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在西方人眼里，此举标志着中国从苏联的盟友，变成了一个独立于苏联体系的大国。随后的1978年中国与美国建交，乃至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都已经是历史的必然脚步。
从地缘政治因素上来说，当1980年美国准备以美式“新自由主义”来与苏联竞争的时候，其资本对外流动所带来的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已经天命所归般地落到了中国身上。
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巅峰时代，在1979年出兵占领阿富汗之后的几年里，西方还看不到苏联后来突然崩溃的可能。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8年他75岁的时候，还写了一本名为《1999，不战而胜》的书。在书中，尼克松认为苏联在今后依旧会采取进攻主义政策，美国要争取占上风，除了要改进与苏联的谈判方式，保持与苏联的竞争优势之外，还在于将其美式“新自由主义”精神传播到世界，尤其是中国。
由此可见，即使在苏联解体、东欧事变前夜的1988年，美国还没有预料到苏联会在2年后突然分崩离析。因此当时的苏联，以及苏联控制下的中欧与东欧地区，是不可能成为承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转移的目的地的。当然，这也有美国出于对中东欧地区的控制权到底属谁的担忧，毕竟这个地区，离苏联和西欧是最近的，而离美国是最远的。
而此时的另外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则处于与苏联的半结盟状态，并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对立。对西方来说，印度就是苏联的一个没有条约的盟友。
而且当时印度的教育普及水平，也比不上中国。因此，作为唯一一个可能与中国形成竞争的人口大国，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已经从地缘政治上失去了承接西方产业转移的资格。
中国东海岸面临的则是广袤的西太平洋，正是美国海上霸权可以畅通无阻的地区，苏联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完全无法与美国相比，苏联在太平洋地区唯一可以停靠航母的海参崴是个半冻港，冬季会结冰。
而其他地区如拉美或者非洲地区，很多国家仍然处于苏联与美国争夺的前沿阵地，其政权大都不稳定，而非洲地区的教育普及程度则更低。因此，从保障资本安全方面来说，这些国家都不是合适的地方。
这样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早10年不会存在，晚10年则可能会发展到中国很难把握。
庆幸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抓住了外部那一瞬的机遇。印度在1991年才开始施行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此后30年，在美国与中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下，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而美国也在这个过程中，让美元的霸权达到了其巅峰时代。
美国没想到，中国也没想到
美国将其物质财富生产能力向世界，其中重点是向东亚转移的整个过程中，并没预见到后来物质财富生产能力的失控问题，也就是中国自身生产能力的崛起，会对美国庞大金融帝国的利润来源形成威胁。
而中国在吸引投资进行加工贸易之初，也没有预料到，有朝一日自己竟成为世界物质财富制造最重要的整合地。
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自己完备的工业化体系，除了本国的工业基础外，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同时劳动力素质比较高，这就决定了中国能够承接范围非常广泛的产业体系。
中国容纳了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这种广泛的容纳性，抵消了各国的产业控制政策的效果。
比如，美国的苹果公司，为了防止对其产品的模仿，把芯片供应商选择在韩国，而把触摸屏供应商限制在中国台湾，把设计公司定在美国，把产品最终的安装整合放在中国内地。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公司若要模仿苹果的产品，就必须同时能够接触到韩国、美国和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的相关产业，才能做出与苹果一样的产品来。
其实，苹果的战略，几乎是所有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那就是将某一部分产业移至中国，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部分产业只是整个产业链的一部分，即使掌握了这个部分，也无法形成对本公司有威胁的同类产品制造能力。
对美国来说，这样确实限制了中国自身独立制造能力的扩张。但是，随着各国产业在中国的投资，美国并没有办法对其他国家的产业投资政策，形成完全一致的限制。
西方各国虽然有一定的默契，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比如诺基亚公司，就有可能把手机屏幕订单，交给中国内地的公司，而把其他产业链放在东南亚。而韩国的三星公司有可能把手机产业链的其他部分放在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的制造商慢慢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完备的工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本土一些聪明的公司发现，它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将中国内地的不同产业链整合起来，生产出完全可以与西方竞争的产品。
这就是中国本土工业制造品牌的产生过程。与此同时，中国还有很强大的独立科研能力，因此，本土的技术可以通过嫁接，来改造西方的技术。
中国体系的产生，实际是在满足美国体系利益的过程中，最后尾大不掉的。这个满足美国利益的体系，最大的特征，就是中国体系的发展，将美元资本的全球大扩张拓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在发展同第三世界贸易与投资的过程中，也把美元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渗透，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
这样的中国，毫无疑问是美元世界外部霸权的最重要支柱。
但是这个支柱尾大不掉后，就给美国的大周期金融战略，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与投资仍然是以美元来进行的，因此对美元全球循环路径的挑战，还是将来时。最现实的挑战则是，中国让美国的金融战“三角进程”出现了断裂。
三角进程的失效
2010年12月的一个星期日，一位巴西基金经理百无聊赖，他告诉记者，他已经厌烦了巴西国内那种扬扬自得的态度，而最让他厌烦的，是巴西新财富所催生出的消费主义炫富潮流。最近在圣保罗郊外参加一次婚礼时，他是极少数开车出席的宾客之一，其他人都是坐着直升机来的。 “但这都只是因为大宗商品而已，”他说道，“要不是因为中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这位基金经理的话只是略有夸张。过去十年里，南美洲的繁荣，连同随之而来的“功成名就感”，包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卓著贡献，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因素所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在非洲、拉美、东南亚、中亚等国家与地区，每天都有这样的新贵故事上演。巧合的是，这个时间点正是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元区债务危机齐头并进，一起爆发的时候。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经济打喷嚏，发展中国家就会重感冒；美国经济一感冒，发展中国家就会陷入一片萧条。
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第一个原因，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几乎是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一旦美国需求萎缩，其他国家将不得不面临外部市场的巨大收缩，从而带来经济的萧条。
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萧条，则反过来又会恶化西欧以及日本的产品出口市场，于是日本与西欧不得不更加依赖美国市场，从而不得不接受美国随后的货币政策强加的苦果，比如借更多的钱给美国，分担美元贬值的代价。
这个进程就像一个三角形。美国，发展中国家，西欧与日本，构成了三角形的三个点。这三个点，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周期性的互动。
美国则在这三个点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地实现自己的经济与金融战略目的。这就是美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赫德森所谓的美国金融战略“三角进程”。
但是，现在，中国的发展让这种“三角进程”出现了无效的情况。
对今天的许多拉美、东南亚以及非洲国家来说，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已经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因此，当2008年美国遭遇次贷危机时，雷曼的倒闭、AIG的倒闭，以及更多的金融大事件，不仅没有像过去那样引起拉美金融市场的恐慌，相反，在美国进口最萧条的2008年，拉美反而实现了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非洲许多国家如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市场的替代，让美国向发展中国家传导危机的能力已经下降很多。这会极大地约束美国的金融战略的有效性。
美国在未来的强势美元政策实施时，必须考虑一个新的问题：强势美元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的萎缩？如果中国能够依靠自己强大的财政能力以及资本储备，在强势美元政策期间，仍然可以保持6%以上的经济增长的话——这个增长率，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就相当于2013年的美国获得3%以上的经济增长，有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就是经济繁荣——那么，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将可能成为一场自弹自唱的独角戏；强势美元政策将成为美国自身的陷阱。
一个排斥中国的新圈子
2011年11月8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力推目前已有9个成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强调将建成高水准的自由贸易区（FTA），十年内实现区内包括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所有商品的零关税，并涉及市场透明、金融监管等领域。同时，美国力邀日本加盟，但是作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却没有收到邀请函。
敏感的新闻媒体，立即对美国代表团发出提问，为什么不邀请中国参加TPP的谈判？对此，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能源与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霍迈茨强调，TPP的目的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将已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整合在一起，化零为整。尽管中国近期加入的可能性很小，但TPP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如果中国想参与，美国欢迎。
这些国家今后及未来都将与中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因此以“TPP孤立中国、包围中国”的说法很荒谬。
霍迈茨所说的TPP不是针对中国的话，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TPP的本质，就是一个自由贸易区。区内国家商品进口关税为零。美国意图在中国周边形成一个排斥中国的零关税自由贸易区，如此一来，将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第一个目标是，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对贸易成本，降低中国周边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成本，从而直接打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的继续推进，防止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进一步尾大不掉。这样一来，就可以压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美国金融战略的“三角进程”的有效性。这样，我们就好理解，为什么美国要降低贸易成本，要给各国带来更多的福利，却偏偏排斥产品性价在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中国。
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则是通过TPP，对中国之外的东亚财富生产基地，进行制度上的控制。从这个方面来说，TPP与当初美国学者提出的G2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G2理论的实质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也就是让美元资本以制度的形式，彻底完成对中国这个庞大的物质财富生产基地的寄生，从而解决美国700多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的利润来源问题。
但是，由于G2理论太露骨，太赤裸裸了，中国当然不愿意。因此，美国干脆把除了中国之外的东亚、东南亚国家拉到一起，搞一个TPP。
除了贸易自由化之外，TPP还有一个金融自由化的目标，从目前参与谈判的国家来看，日本虽然是第三经济大国，但在金融与军事上实际为美国所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就根本难以与美国相比了，更不要说金融力量的对比了。因此，金融自由化，也就意味着美国完成美元资本对TPP其他成员国的寄生。
可见，美国要抛弃自己曾经主导而建立起来的APEC平台，卖力地要在APEC之外，另起炉灶，拉起了小圈子，是针对中国经济与贸易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布局。当然，它能否成功，现在还是未知数。
虽然人民币的威胁，眼下仍然是“将来时”，但是，这个将来时，仍然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随时变成“现在时”，因此遏制人民币影响的扩大，也必然要成为美国对中国金融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
为人民币国际化设下一个隐蔽的陷阱
“人民币集团”正在迅速扩大
现在与人民币联动的货币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新加坡和泰国。它们就是 “人民币集团”，也可以称为人民币的后院。
人民币的崛起不同于现代史上的日元。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蓬勃发展的巅峰期，日元也从未接近参考货币的地位。而且，中国的贸易伙伴今后几十年无疑还会增加。即便中国未来增长放缓，人民币在此后25年左右的时间内作为主导参考货币的势力范围还会扩大。
假如辅之以中国对金融与对外政策的改革，人民币影响力的扩张速度可能大幅提高。
曾经为白宫制定对华汇率政策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2年再次提出一个新概念：人民币集团。这个研究报告，通过对比人民币与另外三大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在拉丁美洲、欧洲、西亚北非地区、东亚地区的联动性，得出结论，虽然美元还是全球参考货币，依旧主导人民币，但目前人民币是升势最猛的，联动影响力已经超过欧元。
比如这个报告通过模型计算出，人民币现在对印度、智利和南非货币的影响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成为这三国货币联动性最高的货币，对以色列和土耳其货币的联动性已经是第二高。而东南亚地区完全可以看作是人民币的后院。
对美国来说，如果中国仅有庞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与贸易能力，并不一定是可怕的。只要这种庞大的物质生产体系，不脱离美元资本的循环链条，那么中国的贸易量再庞大，它在本质上都不会影响到美元资本的全球利益链条的有效性，而是有助于美国的全球金融战略。
也就是说，如果大部分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都是用美元来结算的话，那么，中国就是在帮助美国支撑美元的霸权。
因此，如何阻挡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的影响力永远限制在中国的国境之内，就是极端重要的事情。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庞大而独立的物质生产体系所带来的挑战，就可以化为无形。
狙击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选择
目前，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部持有者，也是世界上官方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可以这么说，中国当前虽然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同时也是美元霸权外部的最大支撑之一。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美国的最佳策略应该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阻止人民币国际化，让中国的人民币永远处于美元从属货币的地位。也就是保持目前的货币格局：中国依靠挣美元，来完成国际贸易循环。如此一来，中国就会一直处于向美国输送物质财富的位置，也就是美国智囊们所谓的G2模式：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更关键的是，在目前已经有欧元的情况下，压制人民币的国际化，将减小美国金融战两面作战的压力。
第二点，就是利用人民币国际化，来完成对中国的金融控制。从任何方面来说，美国都没有理由公开阻挠人民币国际化，那就等于是承认美元霸权获得了秘密的好处。
因此，如果人民币迈开了国际化的实质性步伐的话，美国所能做的，就是利用人民币国际化，来完成对中国财富的一次大洗劫，让中国经济经历失去的5年，乃至10年，就如同20世纪80年代初的西欧各国，或者90年代之后的日本一样。
那么，目前美国为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了什么样的布局？从当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布局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让人民币尽快地升值。
这看起来很寻常，但是却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是击中要害的。这一点，可以比较一下日元与欧元的国际化过程。
日元正式国际化的进程，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在1980年，日元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只占4.4%的比例，到1987年和199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7.5%和9.1%。可见，日元国际化在一开始的10年中，是成功的。
欧元是2002年正式诞生的，它也面临了10年左右的国际化过程，而从欧元在此后的10年表现来看，欧元的国际化进程也是相当成功的。
当前欧元区遭受了成员国债务问题，它必然影响了欧元的国际地位，但是，这是欧元自身所存在的缺陷，并不影响对欧元前期国际化成功的判断。甚至可以这么看，欧元在自身存在巨大先天性缺陷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今天如此大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日元与欧元国际化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是在汇率低估时代开始的。
挖了将近10年的一个大陷阱
从国家战略角度而言，一国货币如果要国际化成功的话，必须是有着长期的升值预期的，才可能做到。美元的国际化自不必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一直是有着黄金保值兑换作为信用支撑的。日元与欧元国际化的历史，则是更为鲜活的证明。
相反，那些在本币汇率处于高位时，开始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国家，则会面临着资本出逃、本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被抛弃的局面，最后导致本国的外汇流失，财富被洗劫，而本币的国际化努力则会失败。
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当时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都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政策。因此，在美元开始升值之后，这些国家的货币都已经出现了高估的情况。此时，一旦开始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就面临着资本出逃的命运。
从实际利益角度而言，一个国家在汇率低估时开始本币的国际化进程，也就是金融自由化、汇率市场化的进程，这意味着该国一直可以享受资本流入的待遇，因为本币低估，会导致市场对本币的需求，也就是外资买入本币。在不断推升本币价值的过程中，导致本币为其他国家所增持，其国际化自然也就容易成功。
更重要的是，在本币升值到高点附近，该国还可以利用此时已经高估的本币，买入低估的美元，如此，则会形成本币对美元的捆绑。
这一点，日本做得尤其成功，日本在本币升值到80美元左右时，大量地用本币购买美元，不仅国家买，而且让国民买，国民不积极只想存款，日本就大发国债，将居民的存款替换出来，购买美元。
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支撑日元的汇率，日本则在此时鼓励民间购买外币，最后形成了日本庞大的外汇资产，日元国际化虽然后来失败了，但是，日本并没有在日元国际化的过程中遭受太大的损失。
相反，如果在本币高估时，开始国际化，则会面临外汇储备流失的必然命运。因此，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战略，从本质上而言，是阻止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同时也是利用人民币国际化洗劫中国财富的战略。
从2005年算起的话，美国的这个战略陷阱，已经挖了将近10年。到2013年2月，人民币兑美元，从8.4∶1，上升到了当前的6.3∶1。上升幅度达到了25%。在中国的外贸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情形下，美元通过人民币升值，仅从汇率一个角度而言，就获得了25%的额外利益。当然，如果美元资本没有出逃中国的话，这个利润还只是浮盈，这个浮盈什么时候兑现，就要看美国资本的想法了。
如果再考虑到国内资产从2005年以来的升值角度，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其获利的程度就更加惊人。不过，这一点，与美国对中国布局的战略利益相比，也算不上什么了。
从表面上来看，在人民币升值到今天的高位之后，兑美元可以说已经获得了均衡地位。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但要知道，这个均衡是不断变动的。尤其是对美元来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均衡，是在美元超低利率下的均衡，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前只有0.25%，如果联邦基金利率一路上涨到5%的正常年份水平的话，那么，人民币就可能会面临长期的贬值过程。
从2011年11月30日开始到12月15日，人民币即期汇率连续11日触及跌停，就是一次这样的预演。尽管当时，中国央行强硬应对汇率市场的波动，通过调高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办法，来提升人民币汇率，使得人民币最终对美元没有贬值，回击了当时的投机资本。
不过，这一连续的跌停，仍然引起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恐慌反应，首先是B股市场连续大跌，然后又引起了A股市场的连续大跌。2011年11月30日，A股市场大跌3.27%，到12月15日，A股从2 400点，跌到了2 150点左右，2万亿元的市值被抹掉了。
不过，由于人民币还没有自由兑换，中国经济基本面也没有恶化，而美元仍然是超低利率，因此中国央行很容易就控制了局面。
但是，如果换一种情形，其结果将可能难以预料。比如人民币汇率完全放开，资本市场完全放开，美元开始强势反转。其结果将可能不是损失数亿美元的外储的问题了，而可能是数万亿美元的外储面临不保。
一旦如此，中国的财富将会面临巨大的损失，一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将会在中国身上毫无二致地上演，中国可能将像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蒙受损失的国家一样，经历失去的5年乃至10年的时间。
这个挖了将近10年的人民币升值陷阱，让人们见识了美国的政治、经济、金融综合战略布局的超强能力。当然，美国仍然觉得这个陷阱还不够深。根据彼得森研究所设想的情形，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要达到40%，才算达到美国的理想目标。
这也是美国一再提到，人民币应该在2012年的基础上，再升值20%的依据所在，真是好大一个坑啊！
把中国锁在美元链条上的地缘政治布局
战略东移，从次贷危机后加速
要想金融洗劫中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对手，仅仅从经济与金融上布局，是远远不够的。做了60多年世界老大的美国，正在拿出所有的压箱底的本事。
未来的政治将决定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美国将置身于行动的中心。正如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致力于建立一个全面、持久的跨大西洋的机构和关系网络的努力已获得多倍收益，而且我们还在继续受益。现在正是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作出同样投入的时候，这条战略路线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本届政府就任之初便确定的，现在已经产生效益。
我们正在把与东北亚地区传统盟友的基地安排现代化——我们对此的承诺坚如磐石；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加强我们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存在。例如，美国将在新加坡部署美国濒海战斗舰，我们还在研究增加我们两国军队协同训练和行动机会的其他途径。
美国和澳大利亚今年同意探索如何扩大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以增加更多的联合训练和演习机会。我们还在审视如何能够增加我们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行动通道及深化我们与盟国和合作伙伴的接触。
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著名的季刊《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外交》杂志来头很不简单，美国每次重大外交战略的变化，都会首先在这本杂志上得到反映。比如1946年，该杂志以匿名的形式，发表了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的著名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随后美国正式对苏联展开了冷战，乔治?凯南也因为这篇文章被称为“冷战之父”。
希拉里的这篇长文，一样可以看作是美国对亚洲战略加速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也是美国针对中国以及即将到来的金融大对决的布局的一个重要节点。
2012年，美国通过的国防预算为6 620亿美元，比2011年的7 250亿美元少了630亿美元，看起来是美国在进行战略收缩。但是，人们千万不要被这个表象所迷惑，这个预算，体现了美国在其他地方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也展开了一场庞大的战略转移。
在2011年的国防预算中，有1 587亿美元是分别支付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其中伊拉克大概占1 000亿美元，阿富汗占600亿美元，而当前美国已经宣布完成了对伊拉克的撤军，这意味着今后美国在伊拉克的花费，已经不再计算到国防预算里，而是计算到外交费用里，而对阿富汗的撤军也差不多完成了一半。
因此，如果从2011年的国防预算里，减去这两项的话，意味着美国2012年在伊拉克与阿富汗之外的其他地区的国防预算，实际大约增加了570亿美元。
这个其他地区，就是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实际上，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战略东移动作就没有停止过。
这些部署包括：
强化对日本的控制，同时利用日本对中国的瑜亮情结，鼓动日本与中国的摩擦；
在朝鲜半岛，执行实际的恶化南北关系的政策，将韩国拉入美国的金融战车，给东北亚区域合作设置障碍，甚至明着反对，暗中将朝鲜推向核试验；
在东南边，美国高调推出“重返东南亚战略”，挑动南海问题，鼓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对立，实际是阻挡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推进步伐；
在中国的印度洋通道附近，诱惑印度向东看，试图激发中印边界冲突；
对中国的全天候的朋友巴基斯坦，则以反恐战争为名，实则搞乱之，真正目的是阻挡中国向巴基斯坦这个南下印度洋最近的战略通道推进。
而从美国具体的政策措施来看，美国的每一步，都是精心计算的，招招都冲着两个要害，一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二是中国与周边区域的经济融合。它们所指向的一个最终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让中国无法脱离美元资本的循环链条。
重返东南亚，打掉人民币后院
美国向中国周边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地区，就是被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称作是“人民币后院”的东南亚地区。这绝非巧合。
有两大因素，使得东南亚成了美元亚洲循环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也成了人民币挤压美元地盘最容易出成果的地方。
首先是经济现实。东南亚国家不仅经济规模要远远小于中国，而且还处于中国产业链条的下游，因此更容易受到中国的影响。也是因此，从理论上而言，东南亚国家也是中国经济力量最容易到达的地方，也是人民币国际化阻力最小的地方。
反观日本与韩国，虽然经济规模比中国小，但从产业链条上来说，日本与韩国都处于中国产业链条的上游，这意味着中日、中韩经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较为平衡的关系。
第二是历史。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让东南亚各国对美元资本的掠夺性，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乃至菲律宾，都在那次金融危机中，吃了美国的大亏。而日本当时的作为，也使得日元的信誉尽失。东南亚曾是日元国际化的最重要基地，但是，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后，日本银行大幅从东南亚撤资。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米歇尔?金的研究，1997年年中到1998年年中，这一时期东亚的资本外逃中，大约有1/3是日本资本外逃，其规模大约为230亿美元。日本的商业银行从泰国撤出了120亿美元的贷款，从韩国撤出了80亿美元的贷款，从印度尼西亚撤出了40亿美元的贷款。
日本这么做，相当于对东南亚国家落井下石，加大了东南亚的损失。而人民币当时，则顶住了货币贬值的压力，成为后来稳定东南亚经济的外部力量，到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东南亚国家对人民币的信任度是很高的。
也许是这个原因，各国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话题时，首先想到的都是东南亚地区。
美元国际化了，美国只要开机器印票子，跑到中国随便拿工业制品；跑到中东随便拿石油、天然气。哪天人民币国际化了，中国也是机器一开票子印出来，跑到东南亚，大米随便拿。
2011年7月，高盛(中国)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哈继铭谈到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通俗理解时，想到的就是印人民币去买东南亚的大米。实际上，今天在某些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地区，人民币确实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也是因此，重返东南亚政策在2009年7月被美国正式提了出来。在当时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签署了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文件，并宣布正式“重返东南亚”。
在美国宣布重返东南亚之后，原先局限于中国与当事国之间的南海问题争执，就突然升温。菲律宾、越南等国，闹着要将南海问题国际化。
美国则时不时在后面煽风点火，声称“南海自由航行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可中国从来也没说南海不能自由航行啊。美国还支持菲律宾等国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南海问题成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工具，也成为美国分裂东盟的工具，严重影响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与金融合作。
2012年11月，奥巴马再次当选之后，就将首访目标确定为东南亚三国，并首次访问中国的邻国缅甸。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称，奥巴马亮出了新任期的“外交罗盘”，因为亚洲将决定美国的未来；日本共同社称，奥巴马以此在展示自己推进“重返亚太”的意志和决心。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奥巴马此行，处于美中关系的重塑期，全球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新领导层的关系将决定今后10年国际政治的走向。
美国之所以突然如此重视东南亚，甚至连“价值观”完全背离的缅甸，也成为其外交献媚的对象，其目的就是冲着打断人民币国际化这个战略目的而来。
在美国看来，作为第一个可能大规模地接受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区，东南亚一旦真的开了头，将起到一个非常“坏”的示范作用。
钓鱼岛问题，美日金融战争布局的双簧
2012年10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联会，在日本东京举行。
不过，这次会议最大的新闻，就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长谢旭人，以及国有四大银行的一把手，统统缺席的事情。
从英国伦敦到美国华盛顿，从法国巴黎到日本的东京，当地媒体10日前后有关该年会的新闻，基本都被这一事件所占据。而关于年会的内容，竟然成了配角。
这是日本政府2012年9月，将中国的钓鱼岛进行所谓的“国有化”之后，中国方面对日本的反制动作之一。从那之后，中日之间的所有金融合作，都暂时停了下来，包括中日货币互换、中日之间的国债互购等。
当然，以上这些金融方面合作的停滞，并非是中日钓鱼岛争端当中最激烈的对抗。在随后的日子里，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执，发展到了准军事对抗的边缘。
而在中日争端殃及双方金融合作的背后，美国则是最大的赢家。
实际上，美国一直在不失时机地鼓励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不妨来看美国的一些小动作：
2012年12月2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了201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批准给国防部总计约6 330亿美元的预算经费。法案明确提到，钓鱼岛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由于国会众议院一天前已通过这一法案，因此只需总统奥巴马签字，这一授权法案即可生效。
2013年1月，美国空军第一次投入一架预警机参与钓鱼岛附近空域的警戒飞行，以掌握中国飞机在东海的飞行动向。美军在东海空域投入空中警戒管制机进行常规性巡逻，这还是第一次。此次美军投入空中警戒管制机，旨在促进日美两国军方的情报共有，强化日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共同防卫”。
2013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与到访的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举行闭门会谈。希拉里虽然重申美国对钓鱼岛主权最终归属问题不持立场，但她同时又宣称，美方承认该岛屿处于日本行政管辖之下，反对任何寻求破坏日本管辖权的“单方面行动”。
当然，钓鱼岛问题是日本主动挑衅而起，但美国却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不失时机地给日本打气，其针对中国的用意十分明显。
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不断干预汇率的行为视而不见，任凭日元兑美元从75∶1左右，下跌到95∶1左右。而德国与英国媒体都批评日本这是在操纵汇率。
作为美国的第一大债主与第二大债主，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因为钓鱼岛问题而恶化，确实让美国获利匪浅，它不仅阻止了东北亚经济圈的发展，延迟了中日韩自由贸易的谈判，同时也成功地阻止了中日金融合作，从而使得美元资本在东亚地区的循环链条，显得更为牢固了。
由于日本本身也存在着与中国争雄亚洲的心态，而且日美金融共同利益，要远比日中金融共同利益大。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长期以来，日本与美元利益形成了长期捆绑关系，今天日本的股票市场，一半左右的交易为外国资本所有，其中60%以上是美国资本 。日美金融关系与英美金融关系非常相似，从金融危机以来的货币政策来看，也不难发现这一点，日本的货币政策是与美国亦步亦趋的，美国搞货币宽松，日本就绝不会紧缩。
中日金融合作的潜台词，是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心态是非常消极的。即使没有钓鱼岛问题，日本也不会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因此，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日本有可能主动充当美国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争的棋子。钓鱼岛问题很有可能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为配合美国的对华金融战争布局，送上的一个“投名状”。
而日元在2013年初的大贬值，已经体现出了这个“投名状”的部分价值：至少值400亿美元。也就是日元贬值可能给中国外汇储备带来的损失。
2013年2月，日元对美元汇率为94∶1左右，相比2个月前的78∶1，短短两个月，贬值16%。这种短时间的狂贬幅度，只在以往的金融危机爆发时才能看到，尤其是对于日元这样一个避险货币而言，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谁是日元贬值的最大受害者？从贸易方面来说，西欧与美国可能都是货币贬值的受害者，美国与西欧的出口，将受到日本货币贬值的负面影响。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日元贬值的最大影响，在于资本市场方面。而这也许正是此次日元蹊跷贬值的真正用意之一，那就是套住中国宝贵的外汇储备在日本的投资。
据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2012年6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中国持有的日本国债约18万亿日元(合人民币14 590亿元)，相当于2 300亿美元，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外国人国债持有者。
中日双方的投资基本是用美元结算的。如果中国在2013年2月之前，没有完全卖出这些日本国债并拿回资金的话，那么，这2 300亿美元日本国债将浮亏20%左右，也就是400亿美元。中国要么割肉出局，要么被日元贬值套牢。
这也许是美国对日元贬值持暧昧态度的真正原因所在。日本已经以实际的政治经济与货币政策行动，一步一步地配合着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战略布局。
伊朗战争，一只不确定的“黑天鹅”
在亚洲地区，另外一个对中国地缘政治布局的关键区域，就是中东地区的伊朗。中国在伊朗不仅有庞大的石油投资，更关键的是，伊朗问题还关系到世界原油的价格。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对能源价格是十分敏感的，原油价格可以说是中国输入性通货膨胀的最大源头。
从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有关以色列将袭击伊朗的各种报道与猜测，从来就没有断过。美国军方、白宫，以及美国一些智库，都在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
一些华尔街资本，也在押注伊朗战争的爆发。2012年1月，著名商品投资研究网站HardAssets Investor的专栏作家阿明?布申图夫撰文称，美伊关系的恶化列为2012年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之一，并预测全球原油价格将会因此攀升至每桶200美元以上的水平。布申图夫在文中表示，某些特定的“黑天鹅事件”可能会使油价“一飞冲天”，其中美国与伊朗发生某种形式的武装冲突就有可能成为关键因素。
其实，美国所期待的伊朗战争，并不是美国人亲自出手袭击伊朗，而是要让以色列这个中东钢钉，来替自己打这一仗，理由就是伊朗发展核武器，威胁到了以色列的安全。
如果说，美国未来的金融战争布局当中，有哪一项布局是最高效的话，那么以色列袭击伊朗的“黑天鹅事件”绝对名列前茅。
这是因为伊朗战争可以推动油价的极大上涨，从而对中国与欧元区同时发生作用。伊朗不仅是世界最大的产油国之一，而且地处中东原油的输出通道的关键地段，因此，伊朗战争必然会导致油价再次蹿升。高盛曾经预测，伊朗战争如果发生，油价将可能涨到200美元一桶。也就是在目前的价位上翻一番。
目前中国一年进口原油大概1200亿美元，如果油价翻一倍的话，中国就要付出2400亿美元。这将极大地推升中国与欧元区的经济运行成本。
而美国则几乎对此免疫，首先，美国的海外原油贸易大部分采用的是“分成油”的方式，即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在原油产地直接开采，它不受原油价格的影响。此外，美国不仅本土原油资源丰富，而且页岩气与油页岩的开发，也使美国对外部原油的依赖程度，极大地降低了。更关键的是，美国经济目前处于通货紧缩的过程当中，油价上涨对其经济的冲击，远远没有对中国与欧元区大。
这也是为什么伊朗战争只能是以色列替美国动手的奥妙所在了。
因为如果美国亲自动手的话，就必须在稳定油价这个问题上，向全世界尤其是欧盟国家有所交代，不然的话，恐怕将会众叛亲离，而要稳定油价的话，那美国打伊朗又所为何来？还不如不打！
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本书第二章中所提到的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所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3倍，对西欧与日本经济的巨大冲击那一幕。以色列袭击伊朗的“黑天鹅事件”一旦发生，其对西欧与日本的影响，将在中国和欧元区身上重演。
当然，伊朗战争能否爆发的关键，则在于伊朗是否会跨过核武器的门槛。到目前为止，伊朗的行动都没有超越这个红线，其标志就是伊朗目前提炼浓缩铀的设备，其浓缩铀加工能力，都只停留在民用级上。
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经过实地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因此，以色列袭击伊朗的借口，目前还不具备。但是，伊朗能否真的就此在核门槛之前止步，也没有人敢确定，因此，不排除中东“黑天鹅事件”在某个时刻会出人意料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