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公元1275-1291年，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从欧洲到达中国，受到忽必烈皇帝的接见和器重，留在身边为侍从。回国后，他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中国元朝的繁荣景象，并且十分具体地记载了元朝发行纸币的情况。虽然在历史上有许多人质疑马可·波罗所说的话，甚至不相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但呼和浩特白塔中有关元代纸币的惊人发现，却以事实证明了马可·波罗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1982年，在维修呼和浩特市辽代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工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一张。该钞为灰黑色麻桑皮纸，盖朱红大印，面额为“壹拾文”，长16.4厘米、宽9.2厘米。左下方有“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使副判”签押。此外，纸币上还有“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八个篆字。经研究考证，这张纸币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印制，使用时间约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纸币实物。
元朝商业的繁盛，与全国大一统局面以及水陆交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如此发达的商业，就更需在流通领域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也为纸币的兴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此时，是中国古代纸币最为兴盛的时期，在元朝的大部分时期里，纸钞是唯一官方认可的货币，完全取代了铜钱在流通中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件全新的事物。
元太宗窝阔台灭金之后，即沿金朝旧制，印造纸币。忽必烈即位后，在中统元年（1260年），又发行两种纸币：一种是中统交钞，以丝为钞本，以两为单位，每二两当银一两；一种是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以金银为钞本，面额自十文至二贯（一千文为一贯）共9种，每一贯当交钞一两，两贯当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简称至元钞，也以金银为钞本，与中统钞并行，面额自五文至二贯共十一种，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有元一代以使用纸币为主，其中中统钞和至元钞一直行用不废，这二者成为主要的纸币。
在马可·波罗的记述中，元朝的纸币是用桑树皮作为原料的。之后用水浸泡，把它捣成泥状而后制成纸，这种纸与棉纸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它的颜色黑了一些。纸币的样子，马可·波罗也作了详细的描述。把上述桑皮纸“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其上“有不少专任此事之管吏署名盖章”，然后“诸官之长复盖用朱色帝玺，至是纸币取得一种正式价值。”
伴随着纸钞的发行其相关的法令也及时的出台了。法令规定：制造此种纸币之后，用之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包括所有军饷皆用此种货币给付，其价如同金钱；法令还规定，对于伪造纸钞者将处以极刑。如果此条法令放在现在，那制造假币的冒险者们定会三思而后行的。
在元朝前期，纸币颇有信用，通行全国各地。统一的、稳定的纸币的流通，大有利于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纸币得以流通的保证，一方面是元朝政府禁止一切金、银、铜钱的流通，也不铸造铜钱，而更主要是钞本比较充实，如中统钞和至元钞皆可兑换金银。
马可·波罗也详细记述了元朝纸币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每年官府都到各地宣传，个人收藏有金银、珠宝、皮革时，应速到官府去换纸币，价格从优。以后如需用金银珠宝，还可用纸币去官府买，价格仍从优，而且保证供应。这种措施，保证了纸币的信用，通过每年讲，反复讲，使人们自愿去换纸币，人数多到“不可思议”。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元朝初期，也就是忽必烈皇帝时期纸币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因此，马可·波罗称赞蒙古大汗通过发行纸币，“获得了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这说明当时聚集在中国的财富，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随着元统治的彻底腐败，在元朝后期，由于钞本逐渐空虚，政府滥发钞币，钞法便日益败坏。到顺帝年间开始一路贬值起来，到顺帝至正六年，银钞比已变成1·謖30（中统钞），而政府的财政状况也严重的恶化，为了应付庞大的开销，元廷不得不依靠滥印纸钞来支撑，无本虚钞的大肆泛滥使国家的信用彻底破产。又加之此时印钞所用纸张质量低劣，纸钞用不多久就糜烂粉碎不堪使用，各代铜钱的兼行也加剧了流通的混乱。
此时元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黄河水患和蜂起的各地民众反抗又大大减少了元的财政收入，钱钞子母相权的制度仅具虚文根本无法实行。最后发展到物价飞腾，人民皆弃纸币不用，只好以物易物。以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得”，元代的纸币在“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的民谣中随着元朝一起消失了。
纸钞的兴衰不仅预示着当时元朝社会的繁荣程度，同时对世界贸易及金融领域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当时的马可·波罗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为西方人所首次见到，印象十分深刻。此外，根据元朝规定，外国商人所带来的金银、珠宝、皮革等贵重货物，必须卖给官府，先换成纸币然后再用纸币购买所需物品。这样，就把对外贸易纳入纸币流通范围，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要与纸币打交道，印度、日本、波斯等国陆续仿照元朝，也开始发行纸币，促进了世界货币的变革。
十、汉唐均不是世界第一强国
汉唐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文化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光辉灿烂的一笔。汉赋、唐诗这两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产物，映射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欣欣向荣。汉武中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盛世年代更是无不印照着汉唐的强盛之势。虽然汉唐为中华文明创造了无价的宝贵财富，但单从军事力量和对世界整体影响力这一方面来说，它还是要逊色于他们后代的大元王朝。
汉朝虽然强盛，但在西方，还有一只雄狮一罗马帝国；唐朝的繁荣是空前的，不过，在唐的西部，还存在一个阿拉伯帝国，正是这个帝国，公元751年，在中亚打败了大唐的军队，控制了中亚大部分地区。可以肯定的说，中国历史上只有元朝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强国。
这种强大首先就表现在其军事力量上的突出。在汉代虽然朝中不缺乏中国历史上的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都是被尊为战神式的人物，但纵观汉代历史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来自匈奴的不断侵扰，以上说的这些将领也都是和匈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但好像在对付匈奴的问题上，汉朝始终不是像男人那样战斗到底，往往在作战中伴随着不断的妥协与和亲。这在强大的元军看来是不可理解的。
汉王朝的特性要求他们不可能如当时匈奴一样可以背水一战，所以他们往往是击退匈奴便鸣金收兵，以求得一方的安宁。可这种主导思想却使得匈奴一直成为其耳边的噩梦，汉代并没有蒙古军队向外扩张和征服的雄心，如果是那样的话，汉代同样进行西征，他将与当时世界上另一个著名帝国相遇，那样的结局就更是无法预测的了。
当时在西方，与汉代处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所表现出的强盛是要超过汉王朝的，罗马帝国对后来世界格局的走向也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罗马帝国的大国思维要远远超过汉王朝，他们有着和蒙古军同样不断扩张的思维，这种涌动激进似的扩张思维直到公元1世纪才慢慢恢复平静。在此后的200年罗马帝国度过了所谓的“和平时期”。但之后，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大帝国也开始走向衰落。
他的分裂，形成了当今欧洲的基本格局。这个分裂与大元王朝的最后分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大帝国首先分裂成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拥有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外高加索的一部分。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国家后来又叫做拜占庭帝国，它一直存在到公元1453年。
西罗马帝国的领土比东罗马帝国要大一些，包括现在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的大不列颠、奥地利、匈牙利、地中海的整个西部，以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的北部，首都仍设在罗马。
被我们称为“盛唐”的大唐王朝在军事的气魄上也是显得力不从心的，从他的创立开始，虽说也是“以武夺权”，但李渊和李世民都是在不断的内战和叛乱中建立起政权的，没有成吉思汗率蒙古军那样突入陌生领地，进行没有解释的征服。在唐中期叛乱就不断出现，以至皇帝被赶出家门，贵妃被迫上吊自杀，大唐的尊严一扫而光。
所以从军事力量上来说，大元王朝当之无愧的可以称得上“世界第一强国”。关于大元王朝的军事力量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元太祖铁木真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得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他的指挥艺术。他所进行的征战，就其规模和艺术、突然性和灵活性、包围的战略和战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
汉唐元的另一个可比之处就是，他们都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都与西方世界有着不解之缘。汉代的西域情结在沟通的基础上似乎更蒙上了一层悲情的色彩。张骞六次出使西域，其中的坎坷经历也许就是汉代与西方世界沟通的真实写照，无论怎么说，他打开了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沟通之门，丝绸之路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如果说汉代的西方之行多少带有些悲情色彩的话，那么大唐盛世时的中西交流就可以说成是互动。
唐代的对外交流可以说是频繁而繁荣的。然而这种繁荣更多的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当时唐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盛世之景令人向往不已。全盛时期，唐代甚至有这样的规定，他们无条件的提供给来华的外国人一切吃住。以显示自己东方大国的财力和气度，这其实是一种大国心态在起作用，没有把交流当成一种正常的学习过程。
元代的交流则给人一种更加洒脱，更加实惠的感觉。首先他们是抱着必须交流的态度来进行的，这一点从西征花剌子模就可以映射出。元代甚至表现出一些强迫似通商交流的意味。但元代的这种交流却在东西方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法国东方史学家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
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说：“由于大元王朝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他认为，“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正由于大元时期用暴力扫除了亚欧各国之间的此疆彼界，又逐步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于是将几千万平方公里之内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了。比如在元朝境内就有陆站、水站、狗站等1383处，拥有驿马44301匹，驿车3937辆，驿船5921条。“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脉络相通，朝令夕至”。
当时一个使者、商人或旅行者只要能领到帝国发的乘驿牌，就可以在亚欧各地通行无阻，所谓“之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在邻家”，这种说法并非夸张。亚欧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直接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使欧洲文化从神学手里解放出来，出现了文艺复兴。
火药和火器传入欧洲，也使它发挥了在中国未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说：“在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指南针传入欧洲则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了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促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大元王朝不仅为世界的畅通开辟了一条最为宽广的道路，同时它也从西方世界不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慷慨的“送去”和大方的“拿来”。大元王朝从西方带回了大批各行业的工匠，同时在自然科学、医药等领域上还不断引进了大量的书籍来借鉴和完善，使元代在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成就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但他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可谓世界第一强国非大元王朝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