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天子·志感无名氏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
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
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
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蹇，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
一、大汗钦定的学院领袖许衡
在中国思想史的画卷里，元代思想是色彩最为浅淡的一页。这主要是因为元代存在的时间较短，仅有百年的时光。元代的政治、经济经常又是在不同于有丰富积累的传统文化的轨道上运行，这就使得元代思想没有精力和资源去创造出更多的灿烂，因为在更多的时候，其统治者都是处于思想补课的阶段。所以在这个客观条件的基础上，留给学者们创造的机会就更少了。但“江山代有人才出”，元代还是涌现了能反映自己这一时代特色的学者和思想家。
许衡，作为元代思想传播和创造的先贤，它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他被伟大君主忽必烈任命为帝国的学院领袖，作为最主要的学者在朝廷之上受到了尊重。许衡审慎而细致地向蒙古人介绍朱熹的学说。为了将蒙古贵族的子孙教育成为儒家经典合格的师资，他承担了个人责任。
许衡在医药、法律事务、军事、算学、天文以及水利方面的博学多能，使得他能够对元朝征服者发挥一位指导者的作用。他为元朝官僚体制儒家化的最终成功奠定了基调。事实上，正是元朝首次正式将“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基础。朱熹的学说能够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得以流行，这要归功于许衡。
许衡自幼受章句之学。许衡在青年时期，曾应试元朝的选士，并中选，占籍为儒（在元代，“九儒十丐”，“儒”是仅高于奴隶的与乞丐同列的平民身份）。许衡34岁时，接触到了《伊川易传》、朱熹的《四书集注》，于是他倾心研读，视为“进德之基”，完成了由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他之所以崇信程朱理学，为的是使由尧舜至孔孟，孔孟至二程的道统不被中断，并以此来影响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者。成为对理学、儒学有独特体悟和见地的、声誉遐迩的一代名儒。
能够实现他这一愿望的时间就是忽必烈对他的赏识。许衡生平第二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他中年（45岁）以后一直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青睐器重。忽必烈主政秦陕时，闻许衡之名，就征召委为京兆提学。忽必烈即帝位后，又召他入京担任顾问，授为国子祭酒、中书左丞。虽然这些眷顾与权位并非一定是许衡的衷心所求，但他毕竟获得了一个可展示其作为儒家学者思想和才华的舞台。
他在“学院领袖”的位置上向元世祖提出了著名的《时务五事》谏言。他对忽必烈详细讲了朱熹的为君之道的思想，正因为许衡采用了“践履”的传道途径，所以其哲学思想在元初对社会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导致了他的富有时代特色的哲学思想。他与刘秉忠、张文谦等议定元朝官制、朝仪，与王恂、郭守敬等制订元朝新历（《授时历》）。以儒学六艺教习蒙古弟子。
在这些实际活动中，许衡也展现了作为生活在不同于汉文化传统的元代社会环境下的一位儒家思想家的独特的方面，他张扬儒家德治仁政的政治理念和历史经验。他承传理学主流而未辨识其分歧，并开启理学向实学的转向。
许衡在哲学上，称世界本原是“独立”的“道”。认为“道”生“太极”，“太极”函“一气”，“气”具阴阳，由此化生天地万物，而其中又以人为灵贵。他又称太极是理、天理，说“有是理而后有是物”“无理则无形”，认为形而上之理是世界根源。
他在论到天地万物时，认为“万物皆本于阴阳，要去一件去不得。”万物皆有刚柔、动静、内外诸矛盾。每一矛盾双方都相济相胜，“天下事，常是两件相胜负，从古至今如此。”但他认为，矛盾发展最终“以静为主”，止于无对、静止的状态，又表现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
在心性问题上，许衡认为人禀赋天理即天命之性。人性本善，是本然之性。但人禀气有清浊之不同，故又有气质之性。通过静时“存养”、动时“省察”的修养方法，能使“气服于理”，复见天理。他还提出心与天同的天人合一论，强调“反身而诚”“尊德性”等自省自思的认识和修养方法，认为这样就可以尽心、知性、知天。
在《元史·许衡传》中曾有过对许衡这样的记述：许衡与众人外出，天热口渴，道旁有棵梨树，大家争相摘梨吃，唯独许衡强忍口渴，不为所动。有人问他为何不吃梨，他说，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又有人说，兵荒马乱之时，这梨树是没有主人的，摘吃无妨。许衡正色道：梨无主，我心有主！终于没有吃梨。
后人论及许衡，历来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他迂腐古板，不知变通，傻冒儿一个，活该挨渴；一是认为他能自觉抵制诱惑，不随波逐流，可敬可佩，理当效法。后一种说法当然是事物的主流，而且许衡的“‘我心有主’论”，不仅可以名垂史册，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二、“学究天人”郭守敬
郭守敬于公元1231年出生在一个学术气氛十分浓郁的书香世家。祖父郭荣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精通数学、水利。郭守敬从小沉静好思，学习十分专心，颇爱钻研，对自然现象很感兴趣，特别爱好天文学。他跟着祖父一面读书，一面观察自然现象，学得不少实际知识。并且在邢台西紫金山跟刘秉忠上学时，曾创造过一些天文仪器的模型。
据史书记载，有一次，15岁的郭守敬偶然得到一份《石本莲花漏图》，立刻被它迷住了。这“莲花漏”，原是北宋的一种计时器，由几个漏壶配合组成，结构特别复杂，因而计时也比以前的漏壶精确得多。遗憾的是，到元代时，莲花漏已然失传，不少著名机械学家对着图纸冥思苦索多年，仍然琢磨不出个道道。而郭守敬只用了几天工夫，就摸清了它的来龙去脉，并照着图纸成功地复制了一个莲花漏。
元朝初年，20多岁的郭守敬就勇敢地承担了邢台五里的流通淤塞河道修建石桥的任务。全部工程用了45天就胜利地完成了，当地人民都很佩服他。郭守敬对发展生产非常重视，符合了元朝统一中国后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中统三年（1262年），刘秉忠的同学张文谦向元世祖忽必烈推荐郭守敬“习知水利，巧思绝人”。
在与忽必烈见面时，郭守敬不卑不亢，侃侃而谈，面陈了自己关于兴修水利的6条建议。他每说一条，忽必烈都要赞叹一声，最后，这位君王感慨万端地说道：“天下管事的人要都像这样，哪会有不劳而食者？”立即任命郭守敬为管理水利的提举诸路河渠。看来忽必烈是从心里喜爱和佩服这位学者型知识分子。
此后，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水利专家身体力行，排除万难，先后完成了20多项农田灌溉、河道航运等工程，件件设计科学合理，收效显著，深得后人称道。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元大都（今北京）通惠河工程的修复。
当时，元大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大批的粮食和物资需要从江南运往京城。为长途运输方便，就必须靠大运河的这条水路交通干线。但由于地理及历史的原因，大运河无法直接通到大都，只能通到河北通州。更为严重的是“民以食为天”的粮食不能及时地运到京城。所以把运河开凿到京城就成为了多年来人们盼望已久的愿望。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水利方面的专家试图开凿它，终因水源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告失败。郭守敬上任后，首先想到这个重要工程，并做到开凿河道的尝试，开始也没有成功。
水源问题也成为困扰郭守敬的最大问题。公元1291年，郭守敬经过多次实地勘测，找到了水源，立刻向忽必烈提出开凿大都运粮河的新方案：他根据大都周围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将大都西北昌平神山（今凤凰山）脚下的白浮泉先引入瓮山泊，并让这条引水河在沿途拦截所有原先从西山东流的泉水，汇合成流，这样，便可使运河水量大大增加。另外，由于这些泉水清澈明净，几乎不含泥沙，在运河下游还可建立一系列控制各段水位的闸门，以便运粮船能够平稳行驶。
忽必烈听着这个颇具科学道理又切实可行的开凿计划，深感满意。于是立即下令重设掌管水利工作的专门机构一都水监，任命郭守敬全权负责。第二年刚开春，这个千秋功业在郭守敬的精心打造下开始了。
60多岁的郭守敬雄心不减，他率领几万军民，夜以继日，艰苦奋战，只用了一年半时间，这条全长160多华里的运河便全部竣工，一切就像郭守敬预想的一样成功。忽必烈喜不自胜，亲自为这条运河取名为“通惠河”。从此，南来的运粮船及各路商船可以一直驶进大都城内了。以后明清两代的水路运输，都始终受益于通惠河。
除了在水利方面，在历法方面郭守敬也是成绩斐然。元世祖忽必烈从巩固其封建统治出发，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重视发展农牧业生产。至元十三年（1276年），这也就必须决定改革历法，于是他派王恂主持这项工作，同时，郭守敬首先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的革新主张。他认为只有打破陈规，根据天象观察、实验，才能定出比较准确的历法。
于是，郭守敬就在宋代原仪器的基础上进行改制，并在实践中重新设计，在3年的时间里，改制和重新创造了10多种天文仪器。其中主要的是简仪、赤道经纬和日晷三种仪器合并归一，用来观察天空中的日、月、星宿的运动，改进后不受仪器上圆环阴影的影响。高表与景符是一组测量日影的仪器，是郭守敬的创新，把过去的八尺改为四丈高表，表上架设横梁，石圭上放置景符透影和景符上的日影重合时，即当地日中时刻，用这种仪器测得的是日心之影，较前测得的日边之影精密得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郭守敬还根据“四海测验”的结果，并参考了1000多年的天文资料，70多种历法，互相印证对比，排除了子午线日月五星和人间吉凶相连的迷信色彩，按照日月五星在太空运行的自然规律，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编制成了新历法一《授时历》。
《授时历》推算出的一个回归年为365.2425日，即365天5时49分20秒，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钟，和现在世界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俗称的阳历）的周期一样，但《格里高利历》是1582年（明万历十年）开始使用，比郭守敬的《授时历》晚300多年，可见郭守敬所编《授时历》的伟大性。
郭守敬一生为科学事业呕心浙血，直到年近七旬之时，还担负着兴建铁幡竿水渠工程的重任，并亲自勘测了这一地区的全部水文地质情况，制定了工程方案。可惜，当时主管这项工程的官员缺乏远见，把郭守敬所定的河道宽度减少了三分之一。结果，一到雨季，山洪直涌河道，由于河道狭窄，大水外溢，两岸顿时变成一片汪洋，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连元成宗的行宫也险些被冲毁。这位皇帝不由跌足叹道：“可惜当初没听郭太史的话！”
为了肯定郭守敬对人类的贡献，国际天文学会将美国在月球上发现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山”。1977年，经国际小行星研究会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他在1964年发现的编号为2012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郭守敬星”。历史应该记住这位“学究天人”给我们现代人生活带来的改变，他的名字就是郭守敬。
三、“衣被天下”黄道婆
在民间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这里所说得黄婆婆就是闻名古今中外的著名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中国著名的蓝印花布，就是出自黄道婆之手。正是因为有了她，海南先进的纺织技术才被带到了江南，才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棉纺织品走入寻常百姓家，才会有蓝印花布印染技术的普及、提高和发展。
黄道婆十二三岁时，为生活所迫，给人家当童养媳，而偏偏又遇上刻薄的婆婆、蛮横的丈夫。一天，由于劳累过度，她织布时速度慢了一些，公婆、丈夫以此为借口，将她毒打一顿，锁在柴房里不给她饭吃，不让她睡觉。黄道婆无处诉苦，便横下一条心，在房顶掏了一个洞，逃上了停靠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帆船，随船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生活道路。
黎族的纺织技术是很有名的。赵汝适《诸蕃志》说黎族“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幕”。方勺《泊宅编》记载：“闽广一带纺绩……摘取出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弹弓，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
相对来说，当时内地的纺织产量不高，因此布匹的质量低劣，不能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用品。而海南岛一带生产的棉织物，品种繁多，织工精细，质量、色彩均居全国之首，作为“贡品”进入都城临安（今杭州一带，南宋时定都于此）的各类棉布就有20余种。黎族人民还能织出坚厚的兜罗棉、番布、吉贝等纺织品，染成各种色彩的黎单、黎棉、鞍搭等，销往全国各地。
黄道婆到了海南后与黎族人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与交往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黎族同胞的细心传授，黄道婆自己虚心刻苦的学习，使她了解并熟悉了各道棉和织布工序。在实践中黄道婆还融合吸收了家乡织布技术的长处，逐渐成为有着精湛技术的纺织能手。
在海南生活劳作的20多个春秋一晃就过去了，中年之后的黄道婆，思乡情最切。桑梓故园之思，桑榆晚景之感，叶落归根之情，使“有志复赤子”的黄道婆在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年），带着黎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和祝福，身背踏车、椎弓等纺织工具，踏上了北归的路途。并决心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
据陶宗仪《耕录》记载，“乌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孤，置案间振掉成剂”，操作辛苦，效率极低。经黄道婆改革“乃教以做造捍弹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絮花，各有其法”，大大提高了效率。
她将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生产经验与汉族纺织传统工艺结合起来，系统地改进了从轧籽、弹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序，创造出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把自己掌握的织造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家乡人民，迅速把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经过她改进推广的“擀（搅车，即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在当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此外，黄道婆还推广和传授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后来松江一带织工发展了这种技术且更加精益求精。她还把”崖州被”的织造方法传授给镇上的妇女，一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远销各地。原来“民食不给”乌泥泾，从黄道婆传授了新工具、新技术后，棉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元末时，当地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1000多家，到了明代，乌泥泾所在的松江，成了全国的棉织业中心，赢得“衣被天下”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