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经·叹世吴弘道
海棠秋千架。洛阳官宦家。
燕子堂深竹映纱。喔。路人休问他。夕阳下。故官惊落花。
一、“闪电”战术的鼻祖--蒙古骑兵
“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这是唐王李世民，关于战法的一段精彩论断。人们一说到历史上闪击的成功战术就会想起二战时德国闪击波兰、丹麦、法兰西这些经典战例。其实，单纯从战法来说，这种闪击战略早在13世纪就被蒙古骑兵运用的游刃有余，横扫欧洲大陆。
蒙古军队就是靠着他们战马完成了一次次的突袭。马是人类最早驯服的动物，也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有了马就有了战车，有了马就有了骑兵。从步兵到骑兵在战争史上是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的，同时有了骑兵的部队又要比单纯的步兵部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当历史的列车驶入13世纪时，仿佛车速一下子加快了，就像现在火车的几次大提速一样，骑兵的战法和战略已被自称是马背民族的蒙古人运用得炉火纯青，使骑兵的战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要想闪击就需要有速度，有突破性。马的基本特点就是飞速奔驰，因此骑兵的基本特长就是具有极高的前进速度。再具体一些就是骑兵具有较好地实现正面突袭，迂回包抄，远程奔袭，追散击乱，扰乱敌阵，降低士气等各种战斗任务，其机动性强，行动十分方便轻捷，受地形、气候的影响是最低的。
其实，东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别很早就在双方作战时的战术中体现出来了。在东方（以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为代表的范围内）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队形极其严密、排成密集方阵，步、骑、弓箭、投枪诸兵种密切协同的军队。这是西方人思维严谨、讲究科学分工、善于组织大的系统工程的表现。
而东方军队作战时，队形不严整，讲究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战术的灵活性，受《孙子兵法》的影响，讲究“诡道”而不讲究规规矩矩的正战。在这种战术意识的支配下，军队的单位攻击力和防护力并不强，如果对付罗马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密集步兵方阵，采用正面作战的方式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
再回到具体微观的对比上，从骑兵特点上看，蒙古骑兵与欧洲的重骑兵也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事实上，蒙古军队的骑兵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一对一地战胜欧洲的重装甲骑兵，欧洲重装甲骑兵的长矛和重剑杀伤力远大于蒙古骑兵手中的马刀、长矛或狼牙棒。欧洲骑兵的马也远比蒙古马高大。但蒙古骑兵的战略战术则是欧洲骑兵远远不及的。
欧洲军队的战斗无论多大规模的军队都是在很小战场内进行的。而且，欧洲军队有惯常的骑士之风，崇信正面一对一的堂堂正正的战斗，当他们遇见可以把百里方圆的地方做战场，且习惯迂回的蒙古军队时，他们的确是碰上了无法想象的战争场面。
双方军队在靠近后，蒙古军队的轻骑兵会突然从前排的重骑兵横队的巨大空隙间以极高的速度冲出，向西方的敌人投射长矛和从中原学来的毒箭。几次齐射后，重骑兵队伍迅速后退，接着轻骑兵也迅速后撤，并回到原来的位置。而遭到攻击的西方军队无论是步兵方阵还是骑兵方阵此时都很难迅速回击，必须保持队形的严密向前推进，否则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杀伤蒙古兵。
通常蒙古军队的骑兵只要一两次这种冲击就会让敌军军心动摇，队形混乱。而这种反复的攻击蒙古兵可以不论白天黑夜地进行，因为队伍相距较远且不需要太严整，蒙古兵的队形很容易在远离敌军后重新排列整齐。一旦敌军队形混乱军心动摇开始后撤，则宽大的蒙古骑兵队形就会迅速变成包抄队形，对敌军进行近距离的砍杀。
从蒙古骑兵总体战略上看，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大迂回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实施体现了速度与距离的对立统一，最好的发挥了蒙古军轻骑兵的特点，创造了农业时代的“闪击战”。大迂回战略的具体实施首先需要速度，没有速度，谈不上战争的突然性，也难以对敌人达成合围；其次，需要长途奔袭，没有远距离奔袭，很难对敌产生威慑。可以说成吉思汗的军队都具备这两个条件，这也是他能够征服世界的奥妙所在。蒙古的轻骑兵在欧洲重骑兵的方阵面前显得更加游刃有余，灵活自如。
蒙古军队的制胜法宝除了它先进的战法和战略之外，先进的工程技术也是他们威慑对手的重要手段。蒙古人使用的发石车、火箭等中原新式武器，在中原的各个王朝原来是守备坚固的城防用于抵御蒙古军队的。但蒙古军队掌握此类装备后迅速用于对高大城防的攻击。火药和火箭类武器出现在冷兵器时代，其威力自然是惊人的。
另外，对从未见过他们的敌人来说，也有巨大的心理震撼作用。在欧洲战场，很多时候火药类武器尚未造成城墙被完全破坏的局面，守军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开始弃城逃亡。有人说当时蒙古对欧洲的军事优势，就像现在的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优势，中国的科技在那个时代还是相当领先的。
一系列的战争下来，当时欧洲人对成吉思汗子孙的惧怕，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并不清楚蒙古人为什么不可阻挡，有人甚至把蒙古军后来因窝阔台去世而退兵之举，归结于他们教皇和皇帝的英明。后来法国的拿破仑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蒙古军西征，不是亚洲的散沙在盲目地移动，而是有严密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指挥。由于他们比对手更精明因而才能所向无敌。
拿破仑的分析切中问题的实质。当蒙古军像飞沙快速闪电般地推进时，在他的背后，是行之有效的大迂回战略。而这种闪电般的突袭和成熟的战略运用，正是与蒙古民族本身游牧的天生特性是紧密相连的。当蒙古兵放牧、围猎时，就在他们习惯性的必修课中反复成熟演练了这些令欧洲骑兵生畏的战法。
二、比教皇逐位更重要的事件
罗马天主教教廷与中国正式有所接触，是在公元13世纪的时候。公元1223年，当收不住马蹄的蒙古铁骑到达欧洲的时候，正当教皇为维护他的尊严同腓特烈二世进行着一场与上帝毫无关系的殊死内讧之争，欧洲人引为骄傲的骑士在蒙古铁骑和先进的火炮冲击下溃不成军，看来也就只能将堂吉诃德式的集体崩溃理解为上帝的降罪，所谓“上帝的鞭子”之说由此而来。
正当拔都的军队在欧洲大陆横行时，传来了大汗窝阔台的死讯。按照蒙古的传统，拔都等人应立刻领军返回蒙古选举新的大汗。窝阔台的死，使得蒙古人停止了西征的步伐。然而欧洲人认为：“鞑靼人是基督名字的死敌……他们将肯定返回来，而在波兰、俄罗斯、匈牙利及其他国家所见到的恐怖，将重新出现。”
客观上分析蒙古军的西征基本划定了欧洲版图。十字军东征和成吉思汗的铁拳，消灭了至少十分之一欧洲封建贵族，同时，带有强烈经济色彩的基督教组织方济各会等成为东征中的主力，他们就是后来欧洲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前身。
“十字军”和成吉思汗这一来一往，竟然使欧洲港口城市成为资金集散地，穆斯林世界在东西交通史上扮演的角色，也被这些港口商人所成立的远程贸易公司所代替，这个世界史大转换所形成的战略格局，比较接近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现代世界格局，从长远看，这个格局不但对欧洲新兴的港口城市有利，而且对整个西方世界都有利。然而这些影响都是后人们用历史整体发展的眼光总结出来的。这些在当时教皇的眼中是无论如何无法接受的。
对欧洲教皇来说，此时蒙古军的到来打破了他的称霸计划，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目前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教皇和各欧洲君王皆忧喜参半。忧者乃惧怕蒙古会成为继回教徒后另一股更为可怕的基督教世界的敌人；喜者是由于从前“长老约翰王”的传说仍深入民心，倘若蒙古人真的是信奉基督教，则他们便可以联合蒙古军队夹攻回教徒。
于是教皇英诺森四世上台后，竟于1245年召开里昂会议，号召各国君主支持法王路易九世组织第7次十字军东征。为了解除蒙古帝国的威胁，全力对付宿敌阿拉伯人，会议决定派使节出使蒙古，试图缔结和约，窥探蒙古的军事实力，并尝试能否使蒙古人改宗天主教。最后，教廷先后于公元1245年及1253年派出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及罗伯鲁到蒙古的旧都和林，分别谒见定宗及宪宗。
当柏朗嘉宾出访后回到了法国里昂，教皇第一次收到了这个东方帝王的信息。柏朗嘉宾将大汗的回信交给了教皇。贵由在信中说：“你们说，由于成吉思汗不服从天主之命，不听从天主之教训，召开大会，杀害使臣，故天主决定殄灭他们，把他们交到你们手里……但是你们怎样知道天主究将加恩于谁人乎？我们崇拜天主，仰承天主之气力，从东到西，摧毁了整个大陆。若不是由于天主之气力，人们又能有何作为？”贵由认为，柏朗嘉宾的到来无非是想要跟蒙古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但如果教皇真心希望和平，只有亲自到来向他朝见，才能缔结这个协议。否则，“我们将认为你们决意与我们为敌。彼时将如何，我们不知，天主知之也。”
从贵由大汗的回信来看，出使的任务似乎失败了。不过柏朗嘉宾明白自己更重要的任务是刺探蒙古的各方面情况，于是他将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名为《蒙古史》。
更让西方人感到害怕的是，柏朗嘉宾一再提醒他们：“鞑靼人的意图是在情况允许时就征服全世界”“除了基督教地区之外，他们不惧怕世界上的任何地区，所以他们正在筹划向我们开战……他们的目的在于消灭所有国王、所有贵族、所有骑士和各国具有一定身份的官吏。”尽管没有成功挑起欧洲人针对蒙古人的战争，但柏朗嘉宾及其《蒙古史》使欧洲人获得了一部分了解东方民族的资料。
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发现在蒙古境内以至朝廷的王公大臣中，都有不少景教信徒存在。虽然大公教会视聂斯脱略派为异端，但也意味着基督教能够在中国传播。其实后来的真实情况也印证了欧洲人的冷静分析。
与兄长相比，弟弟忽必烈采取了更为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最为著名的基督徒。虽然他并不从事传教工作，但他一家三口来华却为天主教的东传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马飞奥·波罗于1265或1266年抵达上都和林，觐见元世祖忽必烈。据称这位元朝皇帝“面带最仁慈的微笑”，并且“以很高的礼节接见我们，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喜悦和欢乐。”忽必烈请他们回报教廷，请教皇“派一百名熟悉基督教信仰的贤人，通晓七艺，长于辩论……据理阐明基督教信仰比偶像崇拜之类的信仰更好”
天主教真正成功地来华传教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修土孟高维诺以教廷使节身份来中国，在1294年抵达大都，获准在中国居留及传教。孟高维诺的传教工作，虽然遭到景教徒的一些阻挠，但大致上仍顺利开展，教堂及信徒人数均有增长。
公元1307年，教皇革利免五世封孟氏为汗八里（北京）总主教，掌管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中国南部）的教务；又派更多修士以协助他。孟高维诺在华传教34年，至1328年去世。他的传教成果也已在当时他所发展的教徒人数上得到了充分说明。当时在华的天主教徒人数估计已逾10000人以上，除北京外，主要集中在泉州。
三、以“china”为代表的元朝手工业
瓷器作为中国的代表被推向世界的舞台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为什么瓷器的风靡世界会是在元朝而不是其他的经济更加繁荣的朝代。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元代发达的对外贸易。
元政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公元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坦、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元代瓷器是被忽视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地下、地上的元瓷不断被发现，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元朝制瓷业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江西的景德镇，自北宋以来，200多年间形成瓷业的大都会。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还采用瓷石加高岭土，创出了“二元配方”法，提高烧成温度，减少瓷器变形，而烧出了颇有气势的大件瓷器。技术及质量的领先，使景德镇无可争议的成为了中国的“瓷都”。
元朝改南宋所设之监镇官为提领。泰定以后，又以本路总管监领，而隶属于朝廷将作院之浮梁瓷局。官府有命则选取细白质腻之陶土，精制为薄质精美的进御器呈进。这些进呈的瓷器因有“枢府”字样，故称为“枢府窑”。它们是千中选一的精品，故非一般民器所可比拟。
青花瓷是元代瓷器的重大发展和代表，它突出了元代瓷器的特点。它的制作无论在颜料的炼制和烧造方面，都较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已不像宋代青花那样釉色晦暗，而是色彩明快，釉质光润，烧造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执壶和1970年北京出土的青花风头扁壶、青花托盏等都反映了当时烧造的水平。它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还大批远销到海外，当时欧洲的贵族家中都以能有一件中国的瓷器而荣耀。
随着瓷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带动，整个元代的手工业都出现了蓬勃的繁荣景象，瓷产业的车头带动加速了手工业整体的提升。
元朝手工业的特点是官营手工业尤为兴盛。元代手工业是以官手工业为主，私人手工业作坊较前减少，这是因为，蒙古人对中原技术的喜爱，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的身份支配中原的技工匠人。元大都设“诸色匠人总管府”，各业“提举司”等，作为官手工业的总管机关，下设印、染、绣、罗、毛、镔铁、玛瑙玉局等；后来在上都、涿州，建康、平江、杭州等地设织造局、酒醋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