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卓识的票号老帮李宏龄
李宏龄，字子寿，山西平遥县祠村人。
生于公元一八四七年，逝于公元一九一八年。
李宏龄的先世以经商致富，后遭战乱中落。同治初，李宏龄在平遥县的一个钱庄里作伙计学做生意，刚学有所成时，钱庄却倒闭了。
家境的败落，加之工作的不顺利，李宏龄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立志要在商场大干一番。
于是他一边抓紧时间读些书（他认为这对日后的经商有好处），一边寻找发展机遇。
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其地“当四达辐辏之冲，晋商汇号骤施于斯。”李宏龄在无意间听到当地与经商有关的一些口头语。
比如，当地流传着：“头等才能子弟入票号，二等才能子弟入书房”，还有“家有三万银，不如票房有个人”等等。
当时李宏龄还不是十分明白为什么人们都对票号如此情有独钟，但他认为，既然人们一致对票号如此的青睐，无疑说明票号有厚利可图。因此李宏龄在心中暗暗立下志向：一定要进入票号。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不知李宏龄从哪得到的消息，听说蔚丰厚票号要招伙计，李宏龄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不能错过。于是他便去找同乡曹惠林，请他推荐自己。
蔚丰厚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介休北贾村侯氏，资产很雄厚，总资产达七八百万银两，侯氏所开办的票号、商号“几遍行省”，这些票号在当时都很有气派。但在用人上要求很严格，不仅须有可靠的保荐人，而且要进行严格的业务考核，合格者方可录用。
李宏龄到了曹惠林家说明自己的来意。曹惠林思索了片刻说道：“我可以保荐你，但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核，这一点来不得半点虚假。”其实曹惠林的言外之意是：保荐你没问题，但你是否能被录用就只能看你的真才实能了。
李宏龄是一点即通，忙答道：“只要曹先生能出面保荐我，其它的不成问题。”
经由曹惠林保荐，次日，李宏龄便去票号参加考核。考核的程序分为口试与笔试，首先是口试。
主考者是一个掌柜的。主考者神情严肃地问道：“为什么你要住票号？”
“因为票号有出息，能顶生意。”李宏龄不慌不忙地回答。
主考者接着问道：“票号要出远门，一去三年，你不怕？”
“不怕。”
“三年不准回家！”
“不怕。”
“不准告假。”
“不怕。”
“伙计也没银子，一年只二两。”
“不怕。”
李宏龄对所有的提问都以“一口咬定”的果断语气，以简短的“不怕”二字来回答。
掌柜的不再问，只瞇着眼看着他，带着笑。
口试结束了，接下来的是笔试。
首先考了珠算，接着主考者从笔简里抽出了一支笔，放在桌子上。说道：“你写几个字。”
李宏龄走近桌子，卷起袖口，拿起了笔，看了看笔尖，有好几个叉，这是写不出好字来的！李宏龄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笔尖，沉思了片刻，便把笔尖放进嘴里含着，再拿出来，那笔尖竟成了一个荷花骨嘟，圆圆的、胖胖的、有一个尖。此时，主考者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明显的笑意，尔后即刻恢复了原有的严肃表情。
李宏龄取笔在砚台上舔了舔墨，然后举着笔，自言自语地：“写什么呢？”
“随便。”主考者说。
他眼珠转了几下，把纸铺平些，低着头，一个字接一个字地写下去，一气写出了八个大字：
“厚德载物，丰我蔚号。”
“哈哈哈……”主考者大笑起来，然后说道：“明天你就可以入住票号了。”李宏龄经曹惠林介绍而入号，以他的才干，渐为主事者所器重，很快就从一个小伙计晋升为票号的分庄老帮的职位。曾先后担当过蔚丰厚票号汉口、北京、上海等分庄的老帮。
光绪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李宏龄被总号调往上海分庄任老帮。在他由京赴沪，途经扬州时，恰逢总号致电扬州分号，令扬州分号不得收上海之银，否则以违犯号规论处。而扬州分庄的款项大半来自上海，扬州分庄老帮白子直接到此来电后大为作难，他早闻李宏龄的名声，深知他经营有道，能随机应变，便求教于李宏龄。
李宏龄分析了形势后，对白子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市场形势变化多端，要以变应变，所以不一定事事死板地按总号布置的去做。做生意要考虑赔赚，这是恒定的第一准则，根据现在的形势来看，收上海之款有利可图，因此应该照收上海之银。”
但白子直仍犹豫不决，担心总号知道后责怪，畏缩不敢做主。说道：“如果总号知道后，说不定会受到严厉的处分。”
李宏龄慨然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做生意就是以机遇的把握来分高低上下的，谁能把握住时机，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不容放过，如果总号以违令见责，全由我一人承担，与扬州分号无关。”白子直遂按李宏龄的主张，没有遵从总号的电令，而是照收上海之银。
结果年终结帐获利三万多两白银，总号接到帐单，得知扬州获利，大加赞赏，殊不知原是李宏龄的主张所致。
可见，李宏龄经商很会看行情，只要看准行情后，该做的绝不放过，而且敢作敢当、气度非凡。这展现出了李宏龄随机应变的非凡能力，但对“机”的发现，正由于他对时局的准确把握及其目光的敏锐性。所以李宏龄经商能做到以变应变、因时制宜。这一点，即便对当代商人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素质之一。
李宏龄抵达上海后，时值银市疲软，生意清淡，李宏龄便不辞辛劳地进行了市场调查。经调查得知生意清淡的原因是：因伙友对官款汇兑库费、平码等规定不很熟悉，因而不敢贪做。
李宏龄认为，官款汇兑利益肥厚，不可不贪，而零星汇兑，则可权宜收之。为了改变生意清淡的局面，李宏龄便亲自将库费及平码一一开列，并抄了数张，然后让伙友熟记。不久，上海分号在李宏龄的主持下，生意越做越旺，日益兴隆。
总号大掌柜侯星垣赞扬李宏龄说：“狼行千里吃肉，宏龄在上海大为出力，可嘉！”
光绪二十一年，清廷甲午战败，中日议和，大清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朝廷一时哪能还得起如此巨款！英、法、俄、德列强便乘虚而入，将这笔巨款转为四国借款，每年还本付息，一千二百万两，户部摊二百万两，各行省及边海关分摊一千万两。
这一千二百万两巨银，每年都汇往上海的海关，中国银钱流向更是南下的多，北上的少。
西帮票业生意，全赖南北金融调度，南北失衡，使其汇兑艰难。加之今年开市伊始，朝廷下了一道禁汇的上谕：禁汇北上京饷。这对西帮票号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江南之失，岂不近在眼前！
而江南一旦失去，西帮大势将不复存在！
蔚丰厚京号在崇门外草厂九条胡同，天成元京号在前门外打磨厂，两家离得不远。此时，李宏龄任蔚丰厚京号老帮，天成元的京号老帮是戴膺（字子寿）。李、戴两人都是很贤能的人物，而且他们气息相投，交情甚厚。
戴膺深知李宏龄在京师票界深受众望，而且对事态把握较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每遇大事总喜欢找李宏龄商议。
当时的政策环境及整个时局对西帮大势很不利，为此戴膺前去拜见李宏龄。先要拿到京师的“晋省汇业公所”，由各家京号共同商定。李宏龄正是“汇业公所”的总董之一。
京师的汇业公所，即是西帮票号在京的行业会馆。
像所有行会一样，汇业公所也是对外联手共保，对内协调各号利益。金融行会，尤其还得及时议定汇兑行市、存贷利息、银钱价格之类。只是，西帮的会馆，常爱设在关帝庙。或者说，他们常常是先集资修建一座关帝庙，然后兼做自己的会馆。
关老爷是西帮乡党，以威武忠义的美名传天下。经常背井离乡、浪迹天下的西帮，敬奉关帝，一半是为思乡，一半是想祈求他威武的保佑。但西帮这样一敬，无形中倒给关老爷多了一个新谥：商家财神。于是，各商户也逐渐效仿起来，格外敬奉关帝，祈求财运。
京师的汇业公所，在京城东北的芦草园。这处会馆也是前为关帝庙，后为议事堂。关帝庙院中，建有华丽的戏台和观戏的罩棚。
会馆定例，在关帝诞日，以及年节、端午、中秋等佳节，举行同业集会，演戏开筵、酬神待客、联络同帮，也议定一些帮内大事，平时遇有急事，也来集议。
这次集议，本来是临时动议，西帮各京号的老帮，竟不约而同地全都亲自出动了，云集到芦草园会馆。可见大家对眼前死局，也是十分忧虑的。这中间，却有一个例外：惟独日升昌的梁怀文老帮没有到。
大家对梁老帮不到，大感疑惑，纷纷问李宏龄：此次集议，就没有同梁老帮相商吗？
日升昌是西帮老大，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宏龄说：“哪能不先请教梁老帮？我登门拜见时，他说准要到的，我们还是再等一等吧！”
李宏龄见等不来梁老帮，就先带了大家，往关帝神像前敬香、祭拜。拜毕，进入后院议事堂。
李宏龄和戴膺向众人分析时下局势，陈说利害，最后决定透过向小商户放贷来救市，以此挽回西帮劣势的方法，众人皆赞同，于是公议了一个较低的放贷利息。议事完毕，又摆了筵席，众老帮闲谈了一会儿，便各自散去。
散席后，戴膺有意迟走一步，单独问了问李宏龄：“梁老帮不来，会是什么意思？”
李宏龄说：“梁老帮今日不来，是事先说好的。”
“为什么？我们所议之事，他都不以为然？”
“那倒也不是。对设法救市、扭转死局，梁老帮也是甚为赞同的。只是，对做小额放贷，感到不大好办。他倒是无所谓，只是怕总号怪罪，挂着‘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招牌，做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只怕总号要骂他。所以，他就没有出面，免得扫大家的兴。”
“在这非常之时，做点小生意，就不能‘汇通天下’了？还是不肯放下架子。”
“梁老帮倒是说了，他的京号不会坐视，也要向相熟的一些炉房、钱庄放贷，和大家一起救市。他不来，只是留个向总号交代的口实而已。”
其实，日升昌京号老帮梁怀文没有去芦草园会馆见同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户部福建司的一位主事，那日正要约见他。这位主事刘大人与梁怀文一直有交情，所以也不好推辞。
那时代，中央户部设有十四个司，分管各省的钱粮财税。司的长官是郎中，其下是员外郎，再往下，才是主事。所以主事也不是很高的官员，但他往往很管事。所以，西帮住京的那些老帮们，也很巴结这些人。
梁怀文从刘主事处得知，朝廷已准许福建继续汇兑银饷了。并且刘主事还建议西帮各省的分庄以福建为例，劝说各督抚衙门上奏解除禁汇的命令。
那晚，梁老帮在告辞了刘大人，回票号的路上，他就想：刘主事透出的消息倒是个喜讯。朝廷禁汇才半年，就松了口了，正月，朝廷下了禁汇的上谕，他就知道禁不了。忽然梁老帮又想及同业的聚会，不知集议出什么结果。于是就决定先不回票号，直接到蔚丰厚，见见李宏龄。
梁怀文忽然夜访，叫李宏龄大感意外。正要张罗着招待，梁老帮连忙说：“子寿兄，快不用客气，刚从韩家谭（北京俗称的八大胡同）出来，路过，就进来了。倒口茶就得了。”
“有些时候没见占奎兄了，好容易来一趟，哪敢怠慢？”
“我说了，有口茶就得。我也坐不住，只跟你说几句话就走。子寿兄，叫伙友们都下去歇着吧。”
李宏龄明白了，就领了梁怀文进了他的小帐房，要了壶茶，将伙计全打发开。
梁怀文向李宏龄讲了刘主事带来的好消息及建议。李宏龄认为此举甚妙，于是四下活动。
在李宏龄的主持下，西帮各地票号纷纷鼓动地方官员上奏要求解禁，事态还真像李宏龄所预言的，松了第一个口子，就能松第二个、第三个口子，最终朝廷收回了成命。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五月，李宏龄奉令调往汉口做老帮。李宏龄每到一个新的商埠主持工作，从不急于放款求成，而是采取稳中求胜——先收款后放款的经营策略。所以他抵达汉口下车伊始，便命伙友将所有外放款项收回，放款容缓一步后再徐徐去做。事实证明了他这种先收后放观是正确的。
是年八月，汉口遭战乱，死伤数千，烧毁房舍货物无数，是百年未有之大灾。结果，不少商号因放款收不回而倒帐，以至歇业。惟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庄在李宏龄的主持下，未受损失，营业照旧，获利丰厚。
李宏龄有此举，得益于前辈张微五的指教，当年，张微五曾对李宏龄说：“凡改住码头（分号），前任所放款均宜收清，以后再徐徐去做。”李宏龄谨遵前辈的老成之言，使其受益不浅。
所以，李宏龄事业有成不仅在于他能灵活行事，与他虚心好学也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对当代的商人来说仍有借鉴价值。
公元一九○○年，庚子事变，西太后、光绪帝西逃，京师陷落后，京官走上海者纷纷持京师票券要求在沪兑换银两，而上海诸商号考虑到时局的紧张，皆不予兑换。
这时，李宏龄正主持蔚丰厚上海票庄。他认为由于时局的震荡，事出非常，应当照顾主顾的利益。当时很多人都对李宏龄的主张持异议。但李宏龄力排众议，酌量予以兑换，由是蔚丰厚票号名益显，生意愈盛。
李宏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主顾对商号，好比观众对演员。没有观众，演员无从谈起；没有主顾，也就谈不到商号。因此，主顾和商号，主顾是第一位的。商号要争取和吸引主顾，就必须对主顾讲信义。在这个基础上，主顾就会增多，生意也愈兴隆，达到“人己两益”。
显然，这也是李宏龄事业成功的法宝之一——顾客至上。
李宏龄的非常之举，展现了他讲信义的商业道德观。
信，就是诚信无欺；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李宏龄经商很注重信义观，从不欺诈他人，更不发不义之财，他以信义作为处世立业之本。
所以，“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是李宏龄经商的精神价值观的展现。
在山西商人中，由于受封建观念的影响，大多商人往往对经商所获利润，不用在扩展业务上，而是把银两窖藏起来。李宏龄很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银两一旦窖藏起来，就会退出流通领域，成为“死钱”，“死钱”从某种意义上说便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相反的，如果把经营所获之利用于扩大再生产，就是“活钱”，能产生利生利、钱生钱的效应。所以，他主张把所获利润用在扩大业务上。
西逃的两宫太后于是年八月十七日到达太原的。上至太后皇上、王公大臣，下至太监宫女，还有护驾勤王的将士，两宫一行有数千人之巨。一个这么庞大的流亡朝廷，全照京中排场讲究起来，山西藩库怎么能支应得了！
虽然朝廷下了急谕，令各省将上缴的京饷，交给当地的西帮票号，火急汇至山西的祁、太、平总号。再由祁、太、平各号提银交付朝廷。其实，就是让西帮九家大号，开通汇路，即行收揽京饷，接济朝廷。
可各省的京饷，杳无音信。只是在八月二十日，日升昌总号收到湖南藩库电汇来的十一万两京饷，除此之外，再没有动静了。
西帮各大号的驻京老帮，也陆续来到太原。为把握时局，彼此少不了聚会计议，俨然将京师的汇业公所搬到太原了。李宏龄自然也在太原省号。
李宏龄见各省是如此态度，对时局的忧虑加重了。但从太监管道打探到的消息，却是西太后对太原行宫甚为满意，已铺派开，过起了京中的宫廷日子，看不出有急于启跸要走的样子。
难道西太后真要在太原驻銮，静待收复京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