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龄和戴膺、梁怀文三人凑在一块商议各省都不上缴京饷，而山西藩库又支应不了多久，那么朝廷很快就会捉西帮作冤大头。于是三人商议通过向官员太监哭穷，以使西帮脱身。并且借重堪舆之学，说晋阳已非吉地，龙脉早断，奏请朝廷早离山西。
就这样，三位京号老帮秘密议论起“驱銮”之策来。
可怜位处至尊的朝廷，这时居然落到谁都不想供养的境地，分明已到亡国的边缘。西帮这几位精英人物，也如此无情，倒不尽是太重利，实在是目睹官场的无情和无能，不愿给他们做冤大头。官场中食俸禄的大员小吏，平时谁不是把忠君报国挂在嘴边，可到了这真需要忠君报国的要命时候，连个靠实的人影儿也逮不着了！随扈的一班大员，除了排场不减，什么好招数也想不出来；各省高官呢，又口是心非，只顾打各家的算盘。西帮不食一厘官禄，倒给他们充大头？哪会那么傻！
在李宏龄等几位京号老帮的周密策划下，最后终于“驱銮”成功，这使西帮松了一口气。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李宏龄回到北京，一友人对他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贵票号怕战乱受损失，曾预先将数万银两起运回原籍，不想镖银刚出彰义门，就被歹徒抢掠而去，损失惨重。我想当年若是老弟在京主持，断不会将这么多的现银运回山西，而是在京接济众商，这样时至今日，生意变化将无穷矣！”
友人的肺腑之言，再一次有力地证实了李宏龄将经营获利用于扩展业务的经营观是很具有科学性的。
李宏龄能想常人不能想，做常人不能做之事，而且善于把握行情、灵活应对、因时制宜，这是李宏龄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李宏龄主持蔚丰厚票号京师分号时，市面因讹言蜂起，人们纷纷向炉房提兑现银，出现了严重的挤兑现象。如果不能解决挤兑现象，炉房旦夕即败，政府忧之无计。
所谓炉房，即冶铸金银业者，票号及商号都有银存放在炉房。面对京师炉房所处的困境，李宏龄并没有盲目的“釜底抽薪”，加入挤兑者的行列，而是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式。
他认为：如果炉房因挤兑而破产，必将产生连锁反应，进而影响整个市面，整个市面的下滑一定会影响票号的生意，票号的生意一旦萧条，再想柳暗花明，势必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周期。如果真出现这样的结局，损失将不堪设想。如果能想办法帮助炉房度过这次难关，就可以完全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
因此李宏龄便四处奔走说服同行，同行听了李宏龄的分析，权衡其间的利害关系，认为李宏龄说的很有道理，同意与李宏龄联手出钜资接济炉房，市面才得以稳定。
李宏龄这样做，避免了因连锁反应而带来的“一损全损”的惨局。可见，李宏龄不仅考虑本号的利益，而且顾及与本号发生业务关系的单位的利益。李宏龄这种具有整体全局观的多赢理念，使得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八年）冬，光绪帝和西太后两宫先后去世，银市动摇，炉房再次发生危机，李宏龄再次带头出面，又一次联合同业给予支持，稳定了银市。于是，京师农工商各界“莫不交口颂君才贤”，李宏龄独以任侠、识大体，名震京师。
正当票号业务繁盛之际，却遇到了新的困难。
首先是来自现代银行的挑战。
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公元一九一一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办和商办银行十七家。他们所拥有的资力虽各不相同，但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便使一向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受到影响。
掌握中国通商银行全权的盛宣怀就说过：“惟承汇官商款项，必须格外迁就招徕”，“通商银行不赚亦要收，况西号（按：指票号）亦未必有此章程。”
显然，通商银行是针对票号而争夺汇兑业务。
此后，盛宣怀又恳求清政府“敕下户部通行各省关，嗣后凡存解官款，但系有通商银行之处，务须统交银行收有汇解”。经过盛宣怀的多方拉拢，使通商银行在官款的收存和汇解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数额。
之后，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在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五）和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七）成立。他们利用清政府的特权，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户部银行总号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库伦、恰克图、张家口、烟台、青岛、营口、奉天等地都设有分号。
公元一九○六年，清政府批准，凡设有户部银行分支行处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接着，在《议改各省解款章程》中规定：“凡各省如有应行汇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总交京师，其未设银行之处，暂仍其旧，待银行成立之后，再改新章”。这些规定，严重地影响了票号的汇兑业务。
通商、户部、交通银行利用各自所握的权力，在汇兑业务上因利乘便，有力地削弱了票号一向据有的优越地位。
据统计，公元1906年票号汇兑公款额达二千二百五十余万银两，其后逐渐下降，到公元一九一一年只剩下五百三十万银两，几乎减少四分之三以上。
其次，外国在华银行也极力与中国票号争夺汇兑业务。
从二十世纪初始，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年汇兑额约一千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占一半，中国钱庄银号经办的约占30％，而票号经办的只占20％。江西巡抚李勉林曾说：“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按：指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有。”
所以，国内银行和外国银行势力扩展对票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票号经营渐见困难。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八年），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要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否则将会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所以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也就是说票号大势已去，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
李宏龄便与游历过日本的祁县票商渠楚南等一起，联合京都祁、太、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银行。同时致电各地票庄，征求意见。各地票庄纷纷来函，表示响应京都票庄的建议，要求改组票号。
后来，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记述这件事情的经过时说：“宏龄自幼肄业票庄，目睹时局至此，非改组银行，无以收权利平等之效。适戊申（公元一九○八年）春驻京师，与渠楚南学士返里，复亲莅函总号，开陈利害。”京都各票庄在李宏龄的带头下，也联名致函总号，陈述改革银行的必须。
李宏龄在致函总号的同时，还与同仁制定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
其内容如下：
一、每家各出资本三、五万两，作为有限公司。
二、集股本五百万两，每股一百两，每月四厘行息。
三、银行应名为晋省汇丰银行，悉遵票号做法，略改其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
四、银行成立后，除内地繁盛各处均占分庄外，可渐推及各国商埠，以保本国利权。
但是，总号领东毛鸿翰长期住在平遥县，思想保守，意在维持现状。于是，李宏龄等发动的票号改革，由于遭到了总号领东毛鸿翰为首的守旧者的极力反对，使之最终成为美丽的肥皂泡，破灭了。
李宏龄善于观察形势，当清末社会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发生危机时，他针对票号的弊病，率先倡导票号改革。当票号改革计划遭到守旧者的破坏而未果时，他质问道：“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愤而著述《同舟忠先》、《山西票商成败记》等，详细论述了票号改革的思想、计划和经过。晚年，闲居故里，卒于家。
虽然李宏龄的票号改革失败了，但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欠缺，实在是手中无权，办事难，难于上青天啊！
李宏龄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老帮期间，值时局激烈动荡，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两宫去世等事件。所以李宏龄虽是个商人，但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观察事物敏锐，对时事有一定了解，具有进取精神的商人。
李宏龄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具有一定的认识。这一点，在他所着的《山西票商成败记》便展现出来。该书说：“遇倒帐，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此各挟势务以凭陵，如丁未营口东盛和之事，银行收十成而有余，票行收五成而不足，尚何公理之可言哉？”
一个封建社会的商人，能对封建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的确是很不简单的事。当然，他的这一思想认识，与他平时好学，了解世界形势是分不开的。
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在时局变故面前，一些商人常因经营失误，而导致失败。但李宏龄却能独具远见、应付自如，其主管之票号，具有改革思想，代表了当时商人中的进步思潮，因此，不仅能免遭损失，而且能够增值。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尚可“聊以自慰”。
兴办企业的开明富商渠本翘
渠本翘，字楚南，山西祁县人清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生，卒于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初读私塾，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中举，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中进士，曾任过内阁中书，又东渡日本以清外交部司员任驻横滨领事，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年）任典礼院直字士。
为了更充分地了解渠本翘其经商的成功之道，我们不得不从他的先祖谈起。
祁帮商人是我国清代商界一支劲旅，而渠氏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他们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据《清稗类钞》载，渠氏资产为三四百万银两。
渠氏先祖渠济，上党区长子县人。元末明初其子敬信、守信、忠信做贩运小本生意，是走村串户的“货郎挑”，经常从上党贩运潞麻和梨到祁县，再把粗布和枣贩回上党，年长日久，有了些积蓄。明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便把其父接到祁县定居。后来其子孙经商于包头一带，到渠源祯曾祖父渠同海时，在包头经营的商业已初具规模，购地十余顷，经营着菜园、油粮、茶叶，并兼作钱业生意。
清朝干嘉年间，渠源祯的祖父映璜又增设长源川、长顺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至此渠家已经累积了万贯家财，成为钜贾大贾之家。据渠家传说，渠映璜逝世前有银二百二十万两，其子长瀛、长法两门各分银六十万两，因长瀛早逝，由其两个儿子源潮、源祯继承，各分得银三十万两，而长法的六十万两银由其子源淦、源洛继承。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黄金时代，当时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
源祯，字筱洲，小名旺儿，被乡人称为“旺财主”。渠源祯是著名的三晋源票号财东，该号创设于同治初年，资金三十万两，在京都、天津、上海等地设分号十一处，最盛时营业额达六、七百万两，每股红利六千余两。
渠源潮是长盛川票号的财东。
源祯还与源潮、源淦、源洛合组百川通票号，投资存义公票号，同时还在各省设有茶盐店、钱铺、当行、绸缎庄、药材庄等庄号。
人称“旺财主”的渠源祯是渠氏家族中最善于经商理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