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着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北京燕山大学、清华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求学。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论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一词已极普遍地应用了，从街头巷口的标语，到党国的宣言，都可以见到它。但究竟社会组织一词是什么意义？社会组织是什么东西，却很少有人肯去详细考虑一番，下一个明晰的解释。大家会跟着喊“组织起来”的口号，但为什么呢？又很少人能给你切实的答复。所以在我们讨论如何研究社会组织之前，愿意写一篇引言，以解释社会组织的意义。
虽则有人说：“人世变幻，阴晴不定。”但是若我们肯静静地自省一下，就很容易明白，要是真的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前一刻不知下一刻的，试问我们如何能生活下去？事实上，我们随时随地都自以为自己对于未来是很有把握的。虽则，我们或许不肯承认，但我们的行为的确都以这信念出发，我们甚至把这种对未来的预测视作“当然”，若一旦发现和自己的预测不合时，一定要惊异，一定要去寻理由来解释。
这种把握是哪里来的呢？当然是来自自己的经验和人家经验的报告，因为我们老是在天黎明时听见工厂里放气，所以觉得明天天明时也一定会听见汽笛声。若是果然不出所料，没有什么奇怪，觉得是当然应当如此。若是没有听见，一定得想“为什么”今天没有听见呢？醒得太迟了，还是工厂里放工？工厂又为何放工？……一层推一层定要寻到了一个自己觉得满意的理由，才觉得心里舒服，不然，总觉得世界有些错了。这只是一个极简单的例子，在这日常的经验，我们很能看见人类的生活，不是片断，此刻，只限于“现在”的。它是前瞻后顾，要在“过去”中去寻求一可以预测“将来”的把握，而且我们异常地自信，甚至把自己的臆度，视作客观的，“应当”遵守的原则。我们有意无意地常把世界看做和家里一般，转弯抹角，处处都熟悉，这样才有胆量安安逸逸地生活。
但是我们的生活何以不会常常遇着轶出于我们预测的时候？即使有的话，何以时常能用我们其他的经验来解释呢？我们且不管物理的世界，而专讲人事的世界，这原因似乎并不很难求。我们一方面自己在很有把握地预测着人家的行为，同时却亦无时无地不体察着人家对于自己的期望，有意无意把人家的期望视作自己应有的动作。各人都依着他人对他们的期望而行为，于是各人对于他人的预测都有了把握，这种“各人互相满足相互的期望”，就是社会关系。这有条不紊的社会关系，综合以形成一社会秩序，就是社会组织。所以社会组织不是有形的东西，只存在于生活着的各个人的脑中，而表现于他们的行为上。
各人所期望于他人的行为，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譬如说我们对于父亲的期望，就异于对于哥哥的期望，父亲死了之后对哥哥的期望，又和父亲在日对他的期望不同。我们当父亲时有一副面貌，当弟弟时却另有一副。
但是在同一社会中，当父亲的对他的儿女却都差不多，所以可以说一社会中都预备下一套做父亲的面孔，或者说一种行为形式。“父亲”的行为形式和“哥哥”的行为形式则各成一格，不容相混。我们称这些行为形式作社会身份。
在社会中，我们是以身份来认识人家的，我们认识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的同学，谁是我的学生……因为我们生活上所需要于人的，是他对我“应有”的行为，我们靠了这些人家对我“应有”的行为，才能计划我们自己生活日程。
社会组织的单位就是身份，身份是代表着一种较有固定性质的行为形式。身份没有具体有形可见，只存在于社会中各个人的脑中。身份和个人不同，个人是指一生物上及心理上的单位，可以活动，有自觉，能行为的有机体。身份是个人在时空交点上，社会中自认、认人的一种标记。各个人和穿衣服一般，因时期、因地位而改变其身份。我们对某人是父亲，对某人是老师，没有一定不变的身份。当然身份不能不借个体而表现，因为身份是行为形式，而能行为是个人的机体的功能。但是个人并不等于身份，身份是由社会文化累积而成，它有它的自然历史，它有它变迁的历程。而个人是生物遗传的产物，它受生物规律的支配，有他人种上自然历史和变迁的历程，二者显属两级不同的现象，前者是超机的，后者是有机的。
个人与身份的关系，正好像戏子和角色的不同。任何戏子扮演同一角色时，他们表演着相同的动作，唱着相同的曲子，甚至穿着相同的衣服，画着相同的花脸。但是戏子并不是角色，他在扮演旁的角色时，就另有一套戏要唱了。
但是我们得问问一切社会生活都是有组织的生活么？个人除了扮演角色外，没有他后台的生活么？这种后台的私人生活怎么产生，如何影响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论社会组织变迁的历程了。
从个人说，大多数的身份是社会的遗产，我们并没有自己创造做父亲的生活形式，我们只按着人家的榜样而做，一一向社会中学来的，而且学得毫不费力，甚至多在不知不觉中学得，我们只觉得应当那么做，不必有理由的。在一个安定的社会中，一个人生下来，从小到老，随时随地，社会都替他规定了身份，告诉他如何行为，他只要依着规定的身份生活就成。而且若是和他往来的各人都是如此，他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他所预期的反应，则他的生活永远可以毫不费劲，白天没有愁，晚上没有梦地过日子。这是组织最严密的社会，在这社会里见不到“个人”，只有“身份”。
但是生活本身是个人的机体对环境的适应，所以若是环境任何一方面，任何一个角里发生了一些变迁，好像气候、物产的变动或人口有了增减，或是各地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端，有了新的强邻等等，个人的生活就需要新的适应，旧的生活方式须得变一变了。若是对环境的新适应只限个人，则个人的习惯改一改，或养成一些新习惯就得。若是需要多数人集合的适应，问题就复杂了，适应环境脱不了活动，多数人一起活动以谋共同的新适应之所以胜于各个人分别活动以谋适应，是因为可以获得分工之利。分工就是各人专做一部分工作，合起来达到同一目的。分工完全是一种经济办法，要求人类生活的复杂发达，不能不讲求经济办法。但是分工之后各个人在生活上就发生了互相倚赖的关系。各个人对于群体有完成他所司职务的义务，他一人的勤惰将影响于别人的生活，所以大家要监督着大家，裁制一切叛逆的行为。大家一定要明了自己和旁人的地位，而各守其位，做着自己应有的职务。这样互守共信造成一种“应当如此”的观念，于是发生一社会的道德秩序，这道德秩序一方使各个人督促着自己守着社会给予自己的地位，一方使社会获得裁制各个人遵守的力量。社会裁制实出于共信。大家共认为“应当如此”，而一个人不如此，就是叛逆，叛逆会引起众怒。法律的最原始的形式就是“众怒难犯”。很多人把道德归源于公益，本是对的，因为它是出于社会组织，而维持着社会组织。但是我们须记着，人类生活只是适应环境，所谓公益只是合于适应之意。环境常有改变，以前的社会组织很多失去了适应的功能，有时反成新适应的阻碍。维持社会组织的道德亦不成其为“公益”，而成了“公害”。我们常听见人说“打倒吃人的旧礼教”，就是因为以前的道德成了公害的原因。
社会身份和它的综合体社会组织，都是集合行为的自然结果。靠了社会的共信而获得道德的裁制力，因之多少带着神圣不可侵侮的性质。
一切社会组织既出于人类适应环境而生活的一种经济办法，所以一旦环境改变，社会组织不能适应时，自然迟早的要破裂，不然，就是这辈因生活不健全而遭消灭。但是社会制度的破裂却不是一件简易的事，原因很简单，我们既无时无刻不能离开他人而生活，则我们无时无刻不能把握着各人行为的必然形式。虽则有时候明知依了旧有形式而生活，拖长了看，是条死路，但是暂时总比没有办法生活为胜。而且任何社会的组织都是极为严密而且周到于生活的任何一角，一脉可以牵动全体。若有一部分发生了变化，时常会牵连了整个生活，而感到生活到处发生问题的困苦。因之，即使维持一组织的共信业已消失，大家觉得应当变了，但是单为了生活中的事实问题，社会组织的变迁亦难骤然全部发生的。
但是社会组织是不变的么？那是错了。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历程，所谓历程就是变动不居的意思，“抽刀断水水更流”很可说明历程二字的意义。至于社会组织如何变法，那就是社会学中最大的问题。
上文我们已经说明，社会组织只是各种社会身份的综合体，社会身份是行为的形式，行为形式只有抽象地存在于各个人的脑中，具体地表现于各个人的行为上。个人的身份不同，个人是可以活动，有自觉，能行为的有机体，而身份是持续在各个人脑中的一种公式，是机体谋生活的一种办法。生活是对环境的适应，所以环境改变而适应的办法不改变，生活上就发生裂痕，个人即自觉其痛苦和烦闷，以至于发生各种疾病。痛苦和烦闷是无所专对的感情，一旦发现了痛苦和烦闷的原因，不论事实上是否正确，这种无所专对的感情，就变为专对于某种行为形式的疾视或爱好，我们称它为态度。
态度决定了行为的进程，所以它只是一种行为的倾向，这种倾向并不能立刻表现于行为上，因为行为要引起客观世界的反应，社会裁制力所能及得到的。于是在社会组织变迁的历程中常有一个时期，个人过着不情不愿的生活，这种生活不能持久的，因为心里的不安，不能老是关在肚里，一定要寻一出路，不是消极地发生一种所谓“松口气”的行为，好像哭、笑、歌、舞一类的动作。而形成诗歌艺术的作品，就是积极地干一下，来改变生活方式。
社会身份是人与人间公认的，比较坚定的社会关系，所以一个人不能自由改变。做儿子的不愿依旧形式当儿子，父亲也就不能依着旧形式生活了。
若是有一方不同意于改变形式，于是乎有冲突发生，这冲突我们常称之为革命，革命可以包括少数个人，亦可包括广大群众。其主要的意义就是以行动来消灭旧形式，树立新形式。在革命的当儿，最易见的现象就是“大家不知怎么办”，不知旁人会有什么行为，亦不知自己应有什么行为。于是各个人脱去了社会身份的面具，赤裸裸地表现着“个人”的性质。社会组织在这当儿可说是到了绝地，因为不能把个人堆积成一个社会，惟有身份可以组成社会。在这没有一定的行为形式来依靠时，大家就任性活动，于是只有群众没有团体，这种现象是不能持久的，因为“个人”是需要生活的机体，需要集合行为，需要经济的分工，于是新的集体行为中逐渐成立新的身份，有了新的身份，于是有新的组织，产生新的道德，形成一个新的局面，一种新的生活。
革命不常是急速的和全体的，易言之，社会组织不常是在短期间，全社会的人同时，完全改变新面目的。一个社会遇着环境改变了，需要社会组织的改变时，常慢慢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发生变动，一方未已，一方又起，所以几乎每个社会组织都永远地在变迁之中，但有迟有速。以前的中国就代表着变得最慢的一种，慢得使派克教授说：“有一件事是中国所独有，且足以用来分别于欧洲、俄国及印度的，就是它不仅是一个古旧的文明，而且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文明。一切中国的东西，任何一项文化的特质——器具、习俗、传习以及制度——无不相互地极正确地适合。因之，它们合起来，足以给人一种它们是一适合而一致的整体的印象。至少，在北平的街道上可以获得这种印象。一切东西不单是古旧，而且在习俗中已是根深蒂固地确立了。
各行各业人民所表现的，好像是舞台上的优伶，每一个都知道他所扮演的角色，举止装饰无不有所依归。每一个人都有他所司的特殊职司，而且都能安于其位。每一个人都依着传统的法则去活动，做着人家所知道他一定做的事。”
但是中国社会已开始变动了，在我们看来原因并不十分复杂，只是西洋新交通器具的发明和利用，把中国所处的环境，在短时期中大大地改变了。
以前已“完成了”的社会组织自然不能适应。所以和西洋社会接触愈近的，改变的速率亦愈高。派克教授接着又说：
“在上海就没有这一种印象了。上海是靠海，生命活动的方式和欧洲的都是无异。黄浦滩的建筑完全表示着欧洲的面貌。一切在交通要道的东方港口，都已无法避免地欧化了。但是我们讲的上海并不在它的建筑，而是它的人民。上海街道上拥挤着的都是在群众里陈列着无奇不有的装束和行为，每个人似乎都是按着自己的性格而动作，充满着无谓的骚动和混乱。使人发生一种印象，觉得他们的举止都是发狂似的临时应付的动作，他们不受习俗的拘束和训练，只是任意地生活。北平就不然了，在那里我们依旧在中国，中国旧有的秩序照旧地流行。”
中国社会组织是在深入地、急速地变动着，革命的感觉已打动了每一个和新环境接触着的人。政治上的革命只是这巨流的一方面罢了。我们只要自己问一问：谁对于这个人生能有把握地生活？不是都感着空虚，感着紧张，感着不安？谁能有把握地了解他人？我们天天遇着的不是都是使我们不能明了的人么？我们的生活随时都好像要我们立主意来决定，步步艰难，举足踟蹰？小至穿衣，大至婚姻、职业都没有一定可以依据的办法。我们不是时常觉得不知做什么是好么？不是自由太多了么？……这些都是一个社会组织体解时，个人难免的感觉。究竟中国将如何产生新的组织？新组织是什么模样？都是值得我们耐心观察的问题。但是在计划着新组织时，我们觉得不能不把旧有的组织先行详细地叙述明白，否则，计划是无从说起的。革命的时期不知将拖长到什么时候。但是如何去叙述一个社会组织呢？——因篇幅关系，我们不能不留待下次再讨论了。
最后，我们愿意提出一句孔子说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8个字已全部说明了社会组织的意义。
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
在本文中我们所要讲的“社会进化”并不是一种自然运行的原则，更不是做人时须常备的一种信仰。我们只把它视作一种社会学中的概念，研究社会时的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