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广州城大凡一些既脏又累的工作，大都让外来人包了，如搬运，泥水，扫街、保姆，尤其工厂里，工人都些年轻的外来打工仔。要在“上山下乡”年代，对广州的后生仔来说，已经是求之不得的美差了。但现在他们宁可下岗，在家里呆着，陪着阿公阿婆打打麻将也不愿干这些“下栏”的活。而当这些外来的打工仔们凭血汗钱购置了楼房，他们会急得瞪大眼睛，大骂出口“又是捞仔，累得我地（我们）都无啖好食。”好象买楼的应该是他，而不应该是“捞仔”。近来，广州城外不断卖彩票，城北卖了城南卖，城东城西凑热闹，后生买、阿婆买，倾城皆去买彩票。有钱的开着小车去，穷的自己搭车买，富的有人替他买。穷的买一张两张碰运气，富的买几万就不信不中。偏偏外来打工仔一刮就中了头奖，欣喜欲狂，披红挂彩，光着脚来，开着小车回去。广州人心理又不平衡了，说道：“这奖是给穷人中的。”以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大度”，悻悻而归。为不吃亏，他们会便宜地买下打工仔中奖车开回去，好像是他中了头奖。这是自我安慰奖，总比铩羽而归体面得多。
近二十年，广州人荣甚，幸甚。二千多年前，广东瘴蛮之地，水泽山林，土著刀耕火种。秦朝统一六国，发兵岭南，南尽北户，中原文明渐人。在历史长河航行，广东一条“花尾渡”而已。这条靠拖动的驳船，一夜之间装上了引擎，忽然跑到前头，世人瞩目。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广东人有了钱，自谓“招啧”，咄咄迫人，自以为亚香港了，以香港人的文化心态应付这突如其来的时代潮流。由基围虾始，龙虾当早餐，鱼翅捞饭……吃的新名堂满城七彩。随之香港歌星火爆，粤语歌曲流行，北京也好，上海也好，谁也唱不像。广州人似乎傲视同侪。广州兴起香港热，穿固然，吃亦然，连说话、走路也学香港时髦派头，乐此不疲。以为自己也刚搭直通车回来，粤语英化，“见了唐人说鬼话，见了番鬼口哑哑”。早在先秦时代的百越民族，各处方言各处音仍然一直沿袭至今。有趣的是，中原的“纯正”汉人逃到南方，也仍骄傲地固守谁也听不懂的祖宗腔——客家话。
在外人听来，广东话与越南语很接近。“粤”以前就写作“越”，后为了与越南的“越”区分才改过来。其实粤语和越语并不通。广东话有九声，其中保留平上去人四声，比现代北方方言多了一倍，北方方言与其他六大方言的最大差异，是缺少人声。其次是卷舌音、儿化音。故用粤语朗读起唐诗来，颇有“平平仄仄”的抑扬顿挫。朗读“古文观止”亦尽琅琅上口，颇具古风。而用北京话、上海话，俱达不到此效果。大概广州话是最多保留了古音的方言，如古语中多用“渠”作第三人称，而广州话亦称他为“渠”。《全唐诗》就有“蚊子叮铁牛，无渠下嘴处。”可是“阿拉”却无古籍可据，倒是“依”或“伊”多作古民歌之用。可能字困古音而僻，现代汉语字典查无可查，故在香港因广州话方言而自创不规范的汉字如“嘢”（东西）“啱”（没错）“有”（没有）“咐”（这样）“面”（盖）……大量出现，在香港报刊上招摇过市，令人看了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
从唐诗宋词中也可以看到，人声韵的大量使用，很多字词如果以粤语去读便十分合辙，而要是用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念就别扭得令人难受。唐以前的文献中，也基本不见卷舌的儿化音。“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张籍《忆远》）黄莺儿的“儿”是一个单独的字而非儿化音，也不是轻声，才合乎五言的格律。即使填词也须用的粤语才有平上去人，抑扬顿挫的韵味，宋以后的词家多为南人，北人要附庸这个风雅，一定要首先突破四声的限制。过不了这一关，那就只好去凑《竹枝词》，骚骚都是羊肉，好歹也是“词”，通俗易懂，不须平仄，也不须人声。宋词元曲，看似一脉相承，实则大相径庭。一雅一俗，貌合神离。北人逊于填词，那广州人就“小曲好唱口难开”了。这“曲”是马致远《天净沙》之类的曲。南方的戏曲曲艺，极受方言区域限制。
粤语中虽保留了不少古汉语，却也糁杂港式英语。此可与上海人相媲，英式上海话因有英租界，直接音译于洋人口中。而广州人则拾港人牙慧了。至于“买单”、“搞掂”之类的新粤语却能风行全国，连大腕明星也张嘴就来。大概是港人无孔不入到处做生意带去的。
广东人常在“海边”行，岂有不湿脚的。这种洋化了的中华传统文化，显得热闹，新鲜，特别受现代人的垂青。而久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就不认同了。此所以是香港电影在内地热闹一阵，只留下一声嗤之以鼻“胡闹”的评语。香港歌星可以倾倒内地无数年轻歌迷，但有识之士无不一笑置之。这些歌词狗屁不通，星既无音乐知识，也无文化修养，“人靓歌甜”而已。尽管如此，内地仍以看广州话的香港片和唱广州话的时代曲为时髦，就连一向不正眼看广州的上海，学粤语也吃香了。
作为国粹的国粹——京剧，广州人听不懂，代之以粤剧。不过，粤剧中有所谓官话叫板，用粤腔京话，调遗京韵。血许京剧到广州，“宫商角羽”成了“工尺士上”也不奇怪。既然“老兄”能读成“挠凶”，就难保不把“呀呀呸”唱成“哎吔吔”了。不管怎么说，倒是“工尺士上”谱成的“广东音乐”如《惊涛》、《步步高》、《彩云追月》、《饿马摇铃》、《雨打芭蕉》响彻大江南北。当然，再好也好不过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粤剧和广东音乐，洋为中用也大行其道。演奏乐器就不只限于民族乐器，“昔士风”、大提琴、小提琴、洋琴、小号……纷纷登场。即使是“粤粹”的粤剧唱曲谱貌似十分严格，音律竟有九声，比诗词要求的“平上去人”四声还严格。但一松也很松，现代的、西洋的流行歌曲也能填上些“艳词丽语”琅琅上“古人”之口唱满江湖。而在京剧，并无先例。此为珠江文化的特色，可见其包容性、灵活性。
还有国粹的国画和武术，到了广东却有另一番风格。说到国画，广东关山月和江南傅抱石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巨制《江山如此多娇》，岭南画派与金陵画派合璧联珠。岭南画派与海派、京派为鼎立中国画坛的三雄。然而，广东的书法和绘画在全国地位来说，与其经济地位不大相符。似乎广东人只有钱，没有文化。文学上，粤军总成不了气候，比不上湘军、陕军、鄂军……全国来说，只认一个孔捷生，可他又跑了。
在武术界，广东人争足面子。这首先得益于香港电影，出了个李小龙，打遍天下无敌手。香港的功夫片，使中国功夫风靡全球。但少林寺在河南嵩山，即使南少林也不是在广东，而在福建。能把这些故事风头十足地演绎出来，拍成电影，却是讲广州话的香港片。南拳北腿，广东的南派功夫地位由此确立。南拳系列包括刀、剑、枪、棍长短器械是武术竞赛一大项目，与北派平起平坐。《南拳王》是广州人邱建国演的，可惜英年早逝。反映正宗武当派的《武当》，女主角也是广东姑娘林泉演的。功夫片的兴起，人人错觉少林、武当、崆峒、昆仑、峨嵋各派，武林高手皆讲广东话。令广东人表现得当仁不让，这表现在民间传说，如洪熙官、方世玉，尤其方世玉更是打败北方武士的英雄。“拳打湖广两省，脚踢苏杭二州”情绪明显。解放初，在广州家喻户晓，津津乐道。看广东人演武，确有一种猛虎下山的气势，声色俱厉，讲究下三路的功夫。马步稳健，下盘坚固，防守严密。而北方人则矫若游龙，闪电霹雳一般，上盘连招带打进攻凌厉，上三路的功夫相当厉害。就连舞狮也可看出，舞南狮擂鼓助威，有采青，梅花桩等，显得沉雄威武；北狮有滚球，戏珠等，虎虎生气，敏捷灵活。这方面反映了南派武术侧重于以守为攻的技击性，讲求实用。李小龙的贡献在于革新了中国武术，在南派的“咏春拳”基础上，融人日本空手道、泰拳、西洋拳的长处，独创“截拳道”，把中国武术提到世界级层次。
岭南画派同样讲求实效，吸收日本画的色彩之长。日本画是在中国画基础上吸收西洋画长处，改革而成。岭南画派对中国画之贡献盖为对旧传统的革命。在三十年代却饱受排斥和批判，高剑父更受尽攻击。到了日寇侵占广州，投靠日寇的却并非岭南画派。
若说西化，中国城市之大哥大——上海，早在世纪初就首当其冲。西方列强在上海都有租界。英租界有头裹红布的印度“红头阿三”，在上海滩欺负中国人。广州的沙面比起这些租界来，小巫见大巫。香港整个是洋人作威作福的天下，“红头阿三”让广州话叫成“摩罗叉”。尽管语气中带有点蔑视，但也奈何不得。人家狐假虎威，一挥警棒，也只好俯首贴耳。这点品性与上海人不相伯仲。语言英化，广州比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本体语言的体与用，广州话的距离大些，也显混乱。这要怪香港人把“番话”当粤语。挪“贴士”，做“波士”，揸“的士”，够“菲士”，摆“甫士”……这话是找窍门，当老板，开小车，够风光，摆架子。满嘴漏气似的“咝咝”声，中国人听了，不知所云。
西方强势语言都有卷舌音，是中国人学习西浯遇到的一个难题，北京话说得好的人，学习说西语就容易过关。我们常戏称中国人说带口音的英语：上海英语、宁波英语、广东英语、湖南英语，……独没听说过“北京英语”，盖北京人能够发好卷舌音，并准确区分私师、自治、此齿、燕样和了鸟，带母语口音自然会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要少得多。然而，广州人能说好粤语的“九声”却说不好“汉语”（普通活）的“四声半”。那年我在北京学习，建国饭店只对外宾开放。广州学员一讲“九声”的粤语，保安以为是香港人，于是指指鼻子大模大样进去。而讲“四声半”极佳的北方学员却被拒之门外。
五六十年代，在广东人人都说“食在广州、住在杭州、着在上海、死在柳州、娶老婆娶在苏州。”然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不过如此。唯“食在广州”名符其实。文革后，传统之食、名厨名师扫荡殆尽。广州几家老字号的酒楼，如泮溪、陶陶居……多不景气，只有广州酒家以“食在广州”开宗明义，仍然盛况空前。就连北京、上海也大打粤菜的牌。似乎酒家无粤菜不成家。于是生猛海鲜之招徕，如火如荼。而“生猛”两字即粤语也。
广州的儿歌唱道：“老兄老兄，唔噄芫茜葱……”芫茜相当于广东人的葱蒜，那老兄当然不吃了。广州人不吃葱蒜，是因为嫌其吃了口臭。至于如何食之不在北方，广州人揶揄北方人爱吃葱蒜，乃至味觉迟钝，舌头味觉无葱蒜则不快。
粤菜的精髓在于“生猛”，亦即鲜活。广州人的舌头刁，味觉灵敏，吃起来自然“另些不同”，“味道好极了”！从饮食方面亦可见一斑。广州人善吃是出了名的，“什么都敢吃”，似乎可以推断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人肯定就是广州人。广州人只除了四只脚的凳子不吃，什么都敢吃。蛇鼠虫类，令人作呕，广州人虽谓“够晒惑凸”不堪人目；却以为盘中之餐、裹腹之物。若稍有畏缩，也难享此口福。而广州人胆生毛，其勇可嘉，外省人不可当也。
可能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的放牧文明因为食物较有保证，南方的渔猎文明，说不准渔获、猎物者何，抓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们第一个吃螃蟹之勇，盖出于此。生吞活剥这些张牙舞爪的家伙，总比肚子挨饿好。或许时令不好，天寒地冻，所获空空。也许在吃老鼠或蛇之前，还吃过其它，只是实在难以下咽，或者捕捉实在太费工夫，这才打消念头。冬眠的蛇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抓到，于是就吃蛇。不须外出，就在自家屋角，即可抓到老鼠，于是就吃老鼠。
你只消往广州的酒楼瞧瞧，那里的菜谱那真是日新月异。过去喧嚣一时的基围虾似乎不兴了，光是虾，按时间顺序排，先后有竹节虾、龙虾（分大青龙、小青龙，还有澳洲深海龙、加州龙……）罗氏虾、濑尿虾。随后鳞介类的就有石头鱼、象拔蚌、皇帝蟹、贵妃螺、海豹蛇、大海龟……四条腿的五爪金龙（巨蜥）、果子狸、黄麂、山猪、芒鼠、山瑞（巨龟），会飞的孔雀、夜游鹤、猫头鹰、飞天禽蟧（巨蝠），以及最近兴起吃驴肉（美其名日“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甚至老鼠与“蠄蟝”（癞蛤蟆）……爬虫类就有蝎子、蚕蛹、龙虱、禾虫、沙虫……
广州人的胆量在于敢把一些鬼毛腥祟的东西也能放进嘴里咀嚼，而且津津有味地吞下肚子，这当然首先是广东的烹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技艺。这无论是苏系、鲁系、淮系、川系、湘系，甚至京城的满汉全席都难以想像的。广东的先民什么都敢吃的遗传基因，使得广州有了“食在广州”的美名。
不过，敢吃不等于能吃。广州人吃大米，吃了至少九千年，要他吃麦面，连吃三天就受不了。当时，在北京学习的广州学员不愿意上食堂，因为“顶晤顺”（吃不消）窝窝头之类的粗粮。倒也不一定非下馆子不可，却宁可自己做着吃。总之要吃活的，吃鸡要吃未下过蛋的小母鸡，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就是“处女鸡”；粤人谓之“鸡项”。这倒不是粤人的嘴特别刁，其实只要是活的现杀的，比如说不登大雅之堂的狗肉，粤人称之为香肉，为之食指大动。老鼠、长虫之类，众目睽睽下现杀现做，令人毛骨悚然，粤人却大快朵颐。
过去，工资太低，即使是四五十文要养活妻儿，一个大男人还是拿出几毛钱上茶楼“一盅两件”，几分钱开一盅茶，当然是茶叶碎，叶梗、叶屑之类：但也足以使杯中有色有水，摸着杯底，呷一口荼，咬一口干蒸烧卖，其乐无穷。广州人即使穷得叮当响，杯中物总不可少，茶也好，酒也好。没好酒，用蔗渣酿酒凑合着喝。没菜，用石卵在镬里炒烫了淬以酱油，以木薯粉打了芡，筷子夹进嘴里吮得津津有味。把石卯舐干净吐了，呷上一口酒，也其乐无穷。这作风与上海人迥异，上海人宁可黄豆过泡饭，也要穿衬衫结领带，体体面面。
说来说去，广州人重实惠，最实惠莫过牙惠了，吃进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穿衣服是表面的。当夏威夷衬衫、西装吊带裤，打领呔风行大上海和香港时，广州人长年一条黑胶绸的“三自一包”，裤筒大可两三人穿人。裤头在肚脐间折成三叠，再迭作一个包，“三自一包”盖出于此。解手时，即挽起裤筒可行方便。身上着称之香云纱的黑胶绸做的唐装衫，钉着一排密密的钮。其实钮并不扣，只用绿豆似的揿钮钉在其后，只一拉，整件衫如身生两翼，这比着衬衫走起路来更玉树临风，仙风道骨也似。然装束上远不及上海人时髦；比北京人又不算传统，近乎一个“蛮”字，且老土。而广州人称之为“唐装”，而非“清装”，有正统正宗之思。由于香港风行，毕竟也穿上白衬衫，并随港人叫恤衫。以前他们对衣着并不在意，现在也讲究了。一件上好的衣物，动辄上千元，非名牌不可。只要香港兴的，当天广州服装市场即挂出了。用上海人的话说要多嗲有多嗲，连本以服装时髦驰名的上海也不能望其项背了。广州的高第街一时间成了全国的服装批发中心，轰动全国。本来模样并不出色，阔口大面，矮墩墩的广州姑娘，其衣着也成了出美人的苏州、杭州、上海、哈尔滨等地的姑娘模仿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