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年一届的“美在花城”选美大赛的奖项，却几乎由北方姑娘囊括。广州人却很有雅量把冠军的冠冕戴上外省姑娘的头顶。香港选美，此中商机利益甚丰，思想谨慎的广州人为之怦然心动，挺而走险选起美来，忌讳资本主义，易名为广告新星选拔大赛。不仅选靓女，也同时选帅哥，唯广州人有胆干这事。北京人思想再开放，也不敢在总书记脚下选出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来。于是全国靓女都把眼光盯到广州来了，使广州“花城”盛名更符其实。说到胆量，还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啸聚于密室偷看香港电视。后来用鱼骨天线大张旗鼓看，上头下令要拆除，拆了没几天，又竖起来。这样竖了又拆，拆了又竖，直到现在家家装上有线电视，看香港电视也就合法化了。在没电视前，是偷听香港电台。当时文革，罪莫大焉，听反动广播是要挨批斗的。很本份的广州人也不本份了，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总想探向外面世界。内外相比较，恍然大悟。原来资本主义并非人间地狱，社会主义也非天堂。于是有人敢抱打足气的单车胎游过珠江口，游到对岸香港，追求月工资几千元的劳动权利。而“六四”风波，广州人又一比较，显得比学生们冷静，理智。改革开放后，无须游过香港也能住洋楼，揸靓车。他们宁肯驮着几百斤货爬十几层楼梯，多做生意，也不愿意要爸妈掏钱买盒饭，买矿泉水，打着旗子，跑上街去乱嚷嚷。
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京油子，卫嘴子，侃爷“功夫全在一张嘴上”，“我是流氓我怕谁”……最典型的是相声，简直就是京津人的专利，外地人只能听，学不来那一口京片子。所谓“痞子文学”的玩语言，不是玩文本的叙述语言，玩的是口语对话，大量唇枪舌剑、戏谑调侃、逗趣耍贫的对白，如同小品、相声。广州的杨达、黄俊英怎么耍嘴皮子，也还是耍不过“京片子”。广州人追求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崇尚“大音稀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道可道，非常道”，讲不出道理的道理最好，那就是实干。
但千万不要误会广州因此就文化缺乏，思想贫乏。佛教东传，达摩禅师一苇东渡，于广州上岸，是为“西来初地”命名。佛教在中国盛兴，但菩提达摩跟信佛的梁武帝谈不拢，只好跑到北朝的少林寺去面壁，一坐九年，成为禅宗的东土初祖。
北方寺庙场面壮丽，金碧辉煌，有气派的就有好几十座。北方还流行造像，开凿了莫高、龙门、云冈三个大石窟群，北方再一次成为文化中心，首先是佛教中心。然广州的当年达摩西来挂单的华林寺经历千年之劫，又回复香火鼎盛。
达摩的禅宗在北方传了五代，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教派，后一分为二，即以五世禅宗弘忍的大弟子神秀为首的北方禅宗，以承继弘忍衣钵的慧能为首的南方禅宗。神秀没衣钵而富有学问，仍“时时勤拂拭，奠使惹尘埃”，当上了唐王朝的帝师。慧能大字不识几个，口称“本来无一物”，却赢得了弘忍所传衣钵逃向南方。一直到了广州，在光孝寺以“不是风动，幡动，而是心动”一语道破禅的至高境界，惊动四座。
北禅主张渐悟，南禅主张顿悟，但“北渐”却在唐末渐渐衰落；而“南顿”则流传至今，南宋时还东传日本，发展成为日本禅。无怪乎黄教授要把慧能推为代表珠江文化思想先哲。就像孔子之于黄河，老子之于长江。
先秦时代，由于南方重科技，格物致用；而北方偏重思想学说，选用人材。诸子百家，大都出于北方：鲁国的孔子、老子、孟子、庄子、鬼谷子、曾参、子思、墨子、管仲、晏婴、孙武、孙膑、淳于髡、鲁仲连、吴起、商鞅、苏秦、张仪，公孙龙、荀子、韩非子……老子虽说是楚国人。今天看来，一个老子即完全可与北方诸子匹敌，虽然他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影响太小，又主张无为而治，与世无争。总的来说，北人不重技术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相比之下，楚国偏于重用干将、莫邪、欧冶子、公输班一类能工巧匠。鲁班为楚国设计制造舟船，在对越战争中发挥神效。他又发明一种云梯去攻打宋国，不料被他的鲁国同胞、主张“非攻”与“兼爱”的墨子抵挡和说退。可惜楚国一直到亡还不明其理。
《隋书儒林传》这样评价：“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说的儒学，其所含意趣，似乎在其他文化领域也相当符合。北方是儒的故乡，南方是道的家园。北人守传统，南人重义解。道家要比儒家高深，儒家则比道家博杂。故欲经世者应仕于北，欲出世者宜避于南。自古皆然。
北人利用南人的技术，北学为体，南学为用。北人规定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峨冠博带还是胡服褶裤，是右衽束发而不是南方的左衽披发，还发明和推广妇女缠足。北人用纸币，开银行，设镖局，行跪拜大礼。北人定祭礼，铸九鼎，立祀庙，修长城，凿石窟，造佛像。北方留给后代的是庞大的都城，威严的皇宫，气派的陵寝；南方只能留下精致的园林，黑瓦白墙的小镇。到了广州就只有类似更精巧的广东“四大名园”青砖白垩的西关大屋了。
象征中国传统物质文明的瓷、荼、绸，不少出自广东。哄动一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不知怎么着或日福建泉州。然早在秦汉之时，广东徐闻早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广州城前称“番禺郡”，已是中原、荆楚、闽浙、黔蜀及南海诸国货物的集散地。《汉书地理志》有载“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看来做生意，广州人可上溯至两千年前。当时也，中原人还在勤勤恳恳地种着地呢！广州人常在水边走，怎会不湿了脚呀！他们与生俱来，就有与外面世界打交道的天赋。
对着渺无边际的大海，碧眼金发的人踏海而至，带来了见所未见，妙不可言的东西。广州人深感极大诱惑，知道了海那边还有一个世界，那里有着不曾见过的“螃蟹”。不消说，广州人跃跃欲试，非尝一尝不可。
那“螃蟹”果然其味无穷，乃极力要向皇天后土引进。于是“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因为珠江文化的开放性格，宣扬西学，效法西制，提出维新，惊天动地。热衷坐在莲座扮观音的本是吃肉大的那拉氏，又何来菩萨心肠，即大开杀戒。“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却非广东人，坐以待毙。而康、梁逃出生天，到日本继续寻找他的“螃蟹”梦。
清初学者顾炎武讥评天下学子，他说，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北人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清初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也曾对顺治皇帝说：“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意思是说南人文章做得好，行为却不一定如其文章一样好；北人文章做得不怎么样，为人却稍善。果然，后来文章故得最好的是广东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其行为却是惊天动地的，不见得“优于文而行不符”。
在古代史上广东并不如中原那么叱咤风云，喑呜山河；也不如江南那么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然于近代史，广东尤其在鸦片战争后，全方位地接触西方。这在慈禧太后看来，无疑大逆不道。上溯一百年，广东康有为、梁启超，直到孙中山，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火焰由广东点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草莽英雄洪秀全是广州花县人。不过，黄教授认为只有梁启超代表了近代珠江文化的思想。
广东翠亨村的孙中山也不在广州打响了首义第一枪，虽武昌非广州，但段旧事，广州人一向津津乐道。辛亥革命，南方诸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在南京成立临时国民政府，“南民北清”对峙，分裂局面不堪设想。袁世凯“窃国”称帝，又是南方起兵讨伐，又差点酿成南北分裂。民初有一副对联，嘲笑当时南争北斗的政治乱象：
民由是也，国由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孙中山陷困境时又返广州另立“中央”，设大总统府，自任“非常大总统”，与北洋政府对抗。不过，开炮轰总统府的陈炯明，又是广州人。孙中山认清了革命形势，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举起北伐战旗。后来，国共反目成仇，共产党从南方拉起一支队伍转移到北方，先在陕北，进而华北，然后东北，发展壮大成国民党的强敌。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最后一次和谈，即“北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拟议“划江而治”，苏俄斯大林也有这个意思，将中国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半。结果和谈破裂，渡江战役打响，新中国成立。
共产党人惊天动地有烈士陵园，广州起义，战斗惨烈，失败极是血腥。“红棉树下的婚礼”传颂不衰，共产党人周文雍与陈铁军故事可歌可泣。广州人对理想追求，勇不可当。革命领袖毛泽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如火如荼的秋收起义，虽不在广州，然星星之火点在广州。毛泽东非广东人，白云山亦非井岗山。近代革命历史的圣地，广州当之无愧。中国的事往往起于南方，成于北方。看来资本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传人中国首当其冲，似乎奠过于广州“近水楼台”。
不过，翠亨村建得堂堂皇皇，而康梁故居依然萧条。最值得广州人自豪的三元里抗英，颇具雄风。人人都说广州人只会“扭大钱”，君不见三元里抗英旧址，尽管被列为国家保护文物，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却挡不住时代洪流滚滚来，被淹没在高架路下、玻璃墙幕的大厦群下，四周飞扬车轮滚滚的嚣尘。到如今，只能让人们在匆匆过路中投下一瞥惊鸿。旧日那“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惊心动魄的情景，只得寻觅残破不堪古籍之张维屏遗诗中领略。此事不可指望广州款爷。
上海人能把一分钱掰开来用，广州人则将一分钱掰作两分钱用。广州人到中缅边境旅游，会充行家连吓带哄，笑口噬噬杀价。从缅甸人手中几十块钱买玉石，回玉器墟可以几百块、几千出手。广州人再“精”，若遇上海人就没辙。和上海人做生意，十次洽谈，八次不成。上海人算计精细，早上吃泡饭，吃几颗黄豆也要算；从家到单位上班，乘哪路车几分钱，再倒哪路车又几分钱；哪路车最搿算，即使省一分钱也好。广州人肯定不会这么算，只求近就脚，最好是出门一脚就上车；宁可打“的士”，“时间就是金钱”。上海人和广州人谈生意，上海人会把广州人的生意多少毛利都算得清清楚楚，把广州人想到的都算了出来，广州人听了冷汗直冒，悻悻地说“上海佬算死草！”而上海人则认为“广东老三门槛老精捉洋盘。”浦东开发的成就使广州人不免有点嫉妒，于是自圆其说“紧系啦，中央几个领导人都系上海人。”他们几乎不曾想到早在一百年前，外国列强侵占上海，惨淡经营成“东方巴黎”了。而“东方之珠”是香港，不是广州！
改革开放之初，就好象那口池塘，“禁止下塘捉鱼”牌子刚刚掉了，人人还没弄明白，广州人早已经撩高了裤筒，淌下水摸鱼了。等人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时，一哄而下，广州人早把大鱼摸走了。若大家同时下水捉鱼，广州人就未必捉得多了。最鲜明的例证是，在广州能买豪宅的，多是外地打工一族。且广州不少的大公司，老总很多是“捞仔”。就连最具地方色彩的《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几乎成了外省“枪手”的天下。
而广州的“新人类”和“新新人类”那就另当别论，他们的进攻性、创造性，非我辈所能理喻的了。他们通过网络，已经与世界的新潮流融合起来，分不出彼此了。他们恨不能生成就是个洋人，把头发染得七彩，打扮不分男女。一样深夜不归，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搂着就亲嘴，追在歌星后里只为求签个名而已。讲起话来也是半咸不淡的连老外听了也摸不着头脑的英文。把“浪淘尽”诠释为“狼逃尽”，他们对一切传统不屑一顾，甚至连父母辈的苦难也认为是天方夜谭，一言蔽之“老土”。就这一条，天下杨梅一样花，上海也好，北京也好，都是这样。会不会世纪将来，天下大一统，也不须分什么上海人，北京人抑或广州人了。因为将来的科学极其昌明，地域的距离已经不成问题，也不存在地域的差异了。不过，把头发染黄了，有一条改变不了，龙的血统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
广州禅“踪”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梁武帝时盛行佛教。此时，广东航海业已经相当发达，从汉代起已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岭南是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最早的路线之一。天竺高僧菩提达摩在以“一苇渡海”的传说，脚踏一根芦苇循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至今广州上九路还有一处叫“西来初地”，相传为达摩登岸之处，为了纪念这位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使者，广州人在这“西来初地”建起了西来庵，历代迭经修葺，清顺治年间易名“华林寺”，为当时岭南佛教五大丛林之一。
佛教从释迦牟尼历代师祖都是以心传心，不立语言文字。禅宗可谓是走中国化道路的佛教，“禅”是梵语的音译，意为静虑，思惟修。“禅定”就是安静地沉思，佛教把禅定看作是修持佛法的重要途径之一。
达摩自称是天竺禅宗第二十八祖，他带了一件木棉袈裟来，以此为历代传法的凭证。但达摩的禅与南朝重义学的学风不合，于是转往北方少林寺传播他的禅学。达摩的禅学“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达摩教人首先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壁观，要学的人心安静得像墙壁那样坚定不移。
达摩十年面壁参弹，有一位叫神光的出家人仰慕达摩的修行，冒着大雪去参拜请教。但达摩面壁并不理会他，神光还是在大雪纷飞的寒夜里一直站到天亮，雪已经掩埋过他的膝盖了。达摩问他：“你一直站在雪里等我，到底为什么？”神光流着泪答道：“我只求能够开悟，请您指教我！”说罢，他一刀把自己的臂膀砍了，献给达摩。于是达摩收他为徒，取法号为慧可，亦即二祖。慧可对达摩说：“师父能否替我安心，现在我的心很乱。”达摩说：“那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慧可沉思良久，说：“师父，我怎么找不着我的心了？”达摩说：“我已经替你安好了。”
慧可继承了达摩的衣钵，有一位居士问他：“弟子身患顽疾，求大师为我忏悔。”慧可便说：“那你把罪过拿来，我替你忏悔。”居士说：“我没法找到罪过呀！”慧可说：“我已经替你忏悔了，你还是快点皈依佛法僧三宝吧！”居士说：“看到你才知何为僧，但不知佛和法。”慧可说：“心即是佛，心即是法。”居士说：“我知了，罪不在内，也不在外，好比心就是佛，心就是法，物性原来并无区别。”慧可知他悟性很高，便剃度他，改法号为僧璨。
僧璨成了禅宗三祖，寺中有一小沙弥，名道信，前来礼拜。他问禅师：“什么是佛心？”禅师反问他：“那你是什么心？…小沙弥说：“我无心。”禅师道：“既然你无心，就要佛有心吗？”沙弥又问：“怎样可以解脱？”禅师便问：“是谁束缚了你？”沙弥说：“无人束缚我。”禅师道：“既无人束缚你，就是解脱。”沙弥立即大悟。以后，他就成了四祖道信（579—6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