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法国作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出生在巴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法国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二战中，萨特投笔从戎，被德军俘虏，关入集中营，后侥幸逃出，从此开始成为左派思想斗士，传播存在主义的思想。196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领奖。
萨特二三事
萨特幼年的时候，作为海军军官的父亲就去世了，如萨特所说的：“他匆匆忙忙就让她（萨特的母亲）生了一个孩子——我，随后他便到死神那里去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了。”于是，母亲带着萨特寄居在外祖父家中。
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萨特成为一所中学的哲学教员。他虽长相奇丑，但谈吐幽默，为人亲切，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很快就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和热爱。尽管萨特的外祖父早就警告过他写作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职业，但萨特还是由衷地热爱写作。
1936年，萨特将一部名为《忧郁症》的哲理小说交给了著名出版商伽利玛，但被拒绝出版。自信的萨特震怒了。万幸的是，在两位朋友的引见下，萨特见到了伽利玛，出版商表示他反对的仅仅是书名，并建议将书名改为《恶心》。这部小说被认为是萨特所有小说中哲学内涵最为丰富的一部。
两次大决裂
萨特的一生中树敌无数，其中有两次决裂对他的影响最大：一是与雷蒙?阿隆反目，另外就是与加缪分道扬镳。有趣的是，绝交之前他都受过两人的恩泽——年轻的加缪在战后带领他走出文字迷宫走进社会现实；同龄人阿隆则引他进入现象学的圣殿，客观上给《存在与虚无》的出产创造了可能。
他和加缪的决裂因为《反抗的人》一书，由于加缪宣扬“纯粹的反抗”，即反对革命暴力，政见不和导致了两人的决裂。而与阿隆决裂似乎更复杂。据萨特的伴侣波伏娃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我们一起在蒙帕纳斯大街上的‘煤气灯’饭店坐了一晚。我们要了这间屋子的特色饮品：杏黄鸡尾酒，阿隆指着他的玻璃杯说：‘伙计们，你们瞧，如果你是一位现象学家，你就能从这杯鸡尾酒里谈出哲学来!’这时萨特脸色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描述他仅仅看到、摸到的东西，并从中提炼出哲学”。
“杏黄鸡尾酒边的交谈”成为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之后，萨特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买了勒维纳研究胡塞尔的书，他急切地想了解书的主题，以至边走边翻，甚至连页边都没顾上切开。
随后萨特追随阿隆来到了德国。所不同的是，阿隆在服膺康德的同时，念念不忘提醒本国人警惕德国纳粹的危险。而萨特在同胞纷纷逃离德国的时候，还在战俘营里成立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研究海德格尔哲学。加缪在《堕落》里曾讽刺他是集中营里“一群精神错乱的法国人”的教皇。
特立独行
人们称颂萨特卓越的才华与富有正义感的人格，但也一直有人抨击他的政治信仰，并在他的生活作风上大做文章，因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萨特身材矮小，4岁时的感冒使他右眼几近失明，后来他的脸上长了许多麻子，萨特把自己描绘成“癞蛤蟆”。由于拥有一副好嗓音、不俗的谈吐以及丰富的学识和幽默感，使他总能博取漂亮女人的青睐。
首先便是他和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波伏娃的关系，他们是终生伴侣却不受婚姻束缚，不拒绝偶然爱情，还彼此开诚布公地分享这些爱情经历。
最让萨特名声大噪的是他拒领诺贝尔文学奖一事。1964年，萨特凭自传体小说《词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当天，萨特在餐馆拟写了一份拒领声明，由他的朋友在瑞典驻法国使馆宣读。
萨特对政治活动的热爱不带任何功利色彩，而是出自内心正义的召唤以及对弱者和大众的同情。就在1980年萨特逝世之前，他还到爱丽舍宫去见总统，为无家可归的越南船民的居留权而奔走，这也是为何他死后有五六万市民自发为他送葬的原因。
2005年是萨特的百年诞辰，人们深深怀念他。英国《卫报》在题为《左岸思想界井水干涸》的文章里写道，“巴黎的游客会因是去‘双偶’还是去‘花神’喝上一杯价格昂贵的咖啡而犯难（这两家咖啡馆都是萨特生前经常光顾之地），而巴黎人则会在萨特百年诞辰之际平添一丝忧虑：这个国家在萨特之后已经没有真正的思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