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突然出现，在背后大声呼喊着追赶。李元吉回头张弓就射，情势危急之下总是无法拉满弓，连射三箭不中，李世民突发一箭先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率七十骑兵赶到，乱箭齐发，李元吉被射下马，逃入园林。李世民跃马向前，紧紧跟随，不料马被树枝所挂，人重重摔在地上，李元吉见状，夺过李世民手中弓要杀死他。尉迟敬德飞马前来救李世民，李元吉慌忙弃了李世民，向宫内逃去。尉迟敬德纵马追杀，从背后一箭射死李元吉。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仅二十四岁。东宫将军薛万彻、冯立和齐府亲将谢叔方闻听李建成死，要为他报仇，率东宫、齐府精兵两千急驰玄武门。力量超群的张公谨，独闭城门挡住来兵。东宫、齐府拼死猛攻。驻守玄武门的宿卫将领敬君弘也挺身而出，有的亲信制止道：“事情结局如何尚不明朗，不如静观变化，等军队集中以后再战不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寡难抵众，战死沙场，形势险恶。
李世民在玄武门，急忙将秦府中的将士带入宫支援。李世民妻长孙氏亲自慰勉，将士们斗志高昂。高士廉甚至将狱中囚犯放出，授给兵甲，编入军队，迅速赶到芳林门，打算与秦王府兵联手。秦府兵、玄武门宿卫军和东宫、齐府兵激战多时，不分胜负。薛万彻要进攻秦王府。秦府空虚，临战的秦府将士大为惊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持李建成、李元吉首级示众。宫、府兵全体将士都知主人已死，纷纷逃亡。薛万彻带数十骑逃入终南山。因为斩了敬君弘等，这时冯立对随从将士说：“总算报了太子知遇之恩。”
玄武门刀兵相见，激战之时，李渊和应诏来会审的大臣们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内泛舟。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入宫担任警卫，尉迟敬德手握长矛，身披铠甲径直来到高祖所在之处。高祖极为震惊，便问他：“你为何这般打扮，出了什么事？”尉迟敬德回答说：“由于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诛杀了他们。秦王恐怕惊动陛下，将我派来担任警卫。”高祖对裴寂等人说：“怎么会这样呢？你们认为应当如何呢？”陈叔达和萧瑀说：“李建成与李元吉原来就没有参与谋划反隋，又没有为天下立下功劳。他们对秦王功勋大、威望高十分嫉妒，才发生了今天的事情。如今，秦王已经声讨并诛杀了他们，他的功绩布满天下，人们都诚心归附于他。如果陛下能够决定立他为太子，交给他国家大事，就不会再发生事端了。”高祖说：“好！
这也是我的想法。”当时秦王府的兵马和宿卫军与东宫和齐王府的亲信交战还未停止，尉迟敬德请求高祖命令各军都接受秦王的处置，高祖接受了建议，妥善安置了人马。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由东上阁门出来宣布敕令，战事才得以停止。高祖又让黄门侍郎裴矩开导东宫和各位将士，将士们便都纷纷溃散。
李渊召见李世民，安抚道：“由于建成频频诋毁，我几乎像曾母投杼，不能分辨真假，实在委屈你了。”李世民跪地痛哭了许久。
接着，李世民把李建成、李元吉之后都以谋反者家属而坐诛，并除去皇室原籍。当时李世民未即位，他和李建成、李元吉相杀只是兄弟间的恩怨，不属谋反罪，但唐高祖坐视众孙以反来株连而不能相救，说明秦王威势之大，李渊也自身难保。
李世民主政
当年，李建成同意李元吉在自己即位后封他为皇太弟，所以李元吉为李建成尽死效力。李世民手下打算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百多名亲信全部诛除，并且抄家，将他们所有家产充公。尉迟敬德再三争辩说：“罪过都在两个元凶身上，他们的死已经是对他们的处罚。假如还要牵连他们的党羽，就不是要国家稳定的做法了！”于是各位将领停止追杀党羽。当天，高祖颁诏赦免天下罪囚，只是不肯放过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个人叛逆的罪名，对其余的党羽全部不加追究。同时把国家一般行政事务的处理权都交给了秦王。
五日，冯立到李世民那里自首请罪。李世民责问他道：“你在东宫挑拨离间，离析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此罪一；昨日又出兵来战，杀伤我将士，此罪二。如此罪责，怎能饶你一死？”答道：“我侍奉主人，就应一片忠心。任职之日，无所畏惧。”李世民听其言后大为感动，表情由阴转晴，并安慰一番，令冯立大为感激，决心效忠李世民。谢叔方也到秦府请罪。经秦王数次派人晓谕，薛万彻才敢出来。李世民说这些人都忠于职守，对他们都不再追究。
初七，李世民被唐高祖立为皇太子，还颁布诏书说：“自即日起国家的行政、军事等大权都交付太子处理。事后报告朕即可。”李世民实际开始执掌了国家大权。十二日，原秦王府重要文武官员加官晋级，组成新的东宫班子：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杜如晦为左庶子，房玄龄、高士廉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咬金为右卫率，褚亮为舍人，虞世南为中舍人，姚思廉为太子洗马。并赐给尉迟敬德齐王府所有的金玉器物。
李世民是个眼光长远、胸怀宽阔的政治家，在即太子位后，对原东宫集团的文武人才，尽力争取他们为自己效力。太子洗马魏徵经常劝告太子李建成趁早除掉秦王，李建成被诛杀以后，李世民便传召魏徵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呢？”大家都为他担惊受怕，魏徵却面不改色地回答说：“如果已故去的太子早点听从我的进言，肯定不会有现在的情况。”李世民一向器重他的才能，于是态度大为转变，对他倍加礼遇，引荐他担任了詹事主簿。
李世民命令将宫苑的鹰犬放生，免除各地进献贡物，任凭百官陈述自己认为合适的治理国家的策略，行政措施与法令简单明晰、紧密严整，朝廷内外的人士大加赞赏。十六日，李渊赐裴寂手诏：“朕当加尊号太上皇。”表示出想退位的意愿。李建成死后，幽州大都督李瑗被召归京城。李瑗本建成党羽，知道建成被诛杀，心中疑惧。部将王君廓想出卖李瑗取功，于是怂恿他起兵。李瑗十七日反叛，二十五日，李瑗被王君廓杀掉，王君廓取得幽州都督一职。
七月初三，秦叔宝被任命为左卫大将军，程咬金被任命为右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初六，任命高士廉为侍中，萧瑀为左仆射，房玄龄为中书令，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初七，又任命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杜淹为御史大夫，刘林甫、颜师古为中书侍郎，侯君集为左卫将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段志玄为左骁卫将军，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从而正式形成了李世民自己的“新内阁”。
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党都溃败四散民间，尽管有连续颁布的赦令，仍有图利的人去告发捕捉他们，以此邀功请赏。在谏议大夫王珪进谏太子李世民后，李世民下令：“六月初四以前与建成、元吉有牵连的人，同月十七日以前与李瑗有牵连的人，互相告发将被禁止，违反规定的人以诬告治罪。”
朝廷派谏议大夫魏徵安抚山东，准许他见机行事。魏徵到达磁州时，遇到州县枷送以前的齐王护军李思行、太子千牛李志安去长安。魏徵说“我奉命出使的时候，太子已赦免了原来的东宫与齐王府的属官。如今又押送李思行等人，那么谁会相信赦令呢？虽然朝廷为此派遣了使者，又有谁不会怀疑他呢？我不能因自身安危遭受嫌疑，便不为国家着急。”于是果断地将两人释放了。李世民听此消息，很是赏识。八月初八，李渊下诏传位给太子。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时年二十七岁。他也就是成就“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十月，李世民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他在千秋殿西宜秋门痛哭，还把自己第十三子李福作为建成的后嗣。同时答应原太子东宫王珪、魏徵送葬到墓地的请求，并让所有宫、府旧僚都送葬到墓地。李世民赐李建成、李元吉带有贬义的谥号，前者为隐，后者为刺，目的在申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其他做法则为表白自己博大胸襟，力图弥补以杀兄逼父获得帝位而在封建道德上留下的难以消除的罪孽。李渊退位后九年，病死，年七十岁，被葬于献陵。
玄武门事变的第二年正月，李世民改年号贞观，历史进入了“贞观之治”的年代。
名家回眸
皇子间争夺皇位是历朝历代都会发生的事情，这种争夺往往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玄武门兵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兵变。李世民从小生长在民间，了解社会情况，又一直在李渊身边，熟悉官场斗争，太原起兵后一直率领军队东征西战，立下不少战功，在军队中的威望也很高，这是太子李建成所不具备的。李建成因其太子地位，更多被贵族包围，而政治、军事经验不如李世民丰富，办事也缺少李世民那样的果断和魄力，这是致命的弱点。所以到最后即使拥有太子地位也不能保住他的性命。正如一位政治家所说：政治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成败之说！李世民杀害兄弟，从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上来讲，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从政治高度上来讲，这次政变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贞观名君李世民
李世民从秦王到皇帝，伴随着隋王朝的土崩瓦解，整个过程波澜壮阔。年轻的李世民经受了血与火的庄严洗礼和生与死的残酷考验。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这些经历为他以后的文治武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唐太宗即位之时，中央政权的基础还不十分稳固。当时，灾荒连年，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唐太宗作为新的统治者，用什么思想指导治理国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唐太宗认真总结了隋炀帝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反抗斗争的历史教训，提出了着名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观点。在这种爱民、惠民思想的指导下，他制定了一系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人民衣食有余的方针政策。
史载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民康物阜”，“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蕃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
休养生息，安抚农业
唐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他少修或不修宫殿，整修洛阳宫殿的工程一再推迟，其他建造也较少，尽量避免劳民伤财。他全面推行均田制，招抚流离失所的逃亡农民，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为解决耕地不足的问题，他一再缩减囿苑占地面积，以增加农民耕地。隋朝曾在洛阳建过一座方圆120多里的上林苑，唐太宗即位后，下令改为农田。贞观十一年（637年），洛阳遭受了水灾，唐太宗又将明德宫的花圃及飞山宫的同苑分给了洛阳附近的受灾百姓。由于均田制得到贯彻、推行，贞观年间的农民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唐太宗本来患有“气疾”，住房地势偏低，夏季暑热，常常犯病。大臣们劝他重建高楼深苑，他嫌劳民伤财，没有同意。这些举动，为休养生息、社会安定创造了条件。皇帝以身作则、勤俭治国的精神，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唐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十八年（644年）发兵出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于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唐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订“庸”
法，也就是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代替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即不误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当太子的加冠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时，唐太宗“恐妨农时”，将冠礼“改用十月”农闲季节。唐太宗还用法律手段来落实不违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发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依法论处。
另一方面，唐太宗十分重视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贞观元年至三年（627-629年），关中、关东发生水、旱、蝗、霜的自然灾害，他当即“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为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发生自然灾害，唐太宗总要下令减免租赋。贞观二年（628年），关内发生严重干旱，百姓无以为生，卖儿卖女。太宗闻讯后，立即下令用自己专用财物赎回被卖出的孩子，归还其父母，太宗因此深得民心。
由于唐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遂出现了清平盛世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给于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任人唯贤的用人策略
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典范，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他“任人唯贤”。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唯才是用。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徵，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而魏徵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唐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
太宗明确指出：“所有的君王用人，都是立足当时选拔，并且哪个朝代没有良才？
就怕找不到而错过了啊！”唐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拉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都是少数民族。
同时，唐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魏徵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徵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
唐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才。太宗曾经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正是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唐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相貌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成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