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诸葛深知，此时在文臣中只有法正是自己最有力最现实的竞争对手，由于法正深得刘备宠信，自己是难以直接撼动其地位的，因此只有纵其进一步违法乱纪，以招罢官甚至杀身之祸，自己才有可能取而代之。只是诸葛亮的这一招“捧杀”尚未见大效，法正便逝去了。
二是诸葛亮不愿得罪或得罪不起法正。因为法正此时的功绩、地位远在诸葛之上，诸葛亮给刘备预定计划中先夺荆州再图西川，荆州是诸葛亮夺的，而西川却是法正出谋划策得来的。刘备在西川能站住脚全靠了法正。《三国志》说：“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故言如此。”言下之意就是法正有那么大的功劳，正是大王面前的红人，他杀几个人算什么，在他已经杀了数人后，去阻止他都是完全没必要的，因为那会让他不痛快。法正不痛快了，就是刘备不痛快。刘备不痛快了，当属下的尤其是劝阻的人则更会“不痛快”。跟慈禧老佛爷说的一样：“谁让我一时不高兴，我让谁一生不痛快”。诸葛亮可不傻，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谁愿意做谁去做吧！他决不出头。
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的反应和处理方式，与他一贯被人推崇的所谓的“赏罚之信，足感神明”风格和品质，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在他而言，所谓的国法、军法要不要执行，纯粹是取决于被执行对象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执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于对象事实上是不是有过失和犯罪行为。
诸葛亮依据这种窥测上意而不惜牺牲别人利益换取刘备的信任。真是妄为一代“贤相”之称谓。他不为实际，一味讨好刘备，顺刘备意愿行事，这种情况长此以往造成刘备决策时时处于危机之中。猇亭之战就是一个典型。
关羽被杀，荆州丢失。刘备顾及兄弟情义，又因为荆州是蜀国一直颇为重视的战略要地，现在丢失，刘备一心想夺回来。但是，刘备弃魏伐吴本是不从众愿，况且也有背于《隆中对》中的计策。刘备报仇心切，一意孤行。蜀国大臣纷纷劝谏，一向少言寡语的赵云都劝刘备不能出兵。诸葛亮看出刘备心意：以借助报兄弟之仇名义，出兵攻打目前势力较弱的东吴。诸葛亮却抬出已经死了的法正，说是只有法正在，就能劝阻刘备了。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事，用一个低级借口把自己脱离事外。结果刘备带领七十二万大军，贸然攻打东吴，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联营七百里。从此蜀国国力一蹶不振。
诸葛亮自认为奉承刘备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哪里想到蜀国利益问题。可叹枭雄刘备大风大浪都走过，不成想在小河沟翻船了。
生活中有些人常常精于谄媚阿谀、奉承巴结之术，他们四处投机，寻找主人，看到哪个有身份，有地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就恬不知耻，用肉麻语言奉承。被奉承者得意忘形，结果迷失自己。为人所利用而不自知。奉承人者则乘机捞取好处，小者窃钱，大者窃权，窃钱者损利，窃权者误国。只有保持理智，冷静的分析自己，了解自己，认清自己，华丽的词藻并不代表一个人的真心。真正的人是看他如何去做，而不是看他如何会说。诸葛亮的行为也许能给我们再次敲响警惕的钟声。
以退为进
清朝末期，曾国藩剿灭太平军有功劳，可是当时清政府并没有给曾国藩升官，反而只让他担任两江总督，实则是降职。为此很多人想不明白，都为曾国藩鸣不平。可是曾国藩却欣然接受，并且还逼迫他的弟弟曾国荃称病回乡。曾国藩担心的是自家功名太甚，引起清廷猜忌，导致富贵不保，晚节有亏，于是处处表示谦退。诸葛亮一出岐山失败，他自贬三级，甘愿放弃众多权力。曾国藩是有功而退，诸葛亮是有过而退。诸葛亮的退是为什么呢？他是真心的吗？难道事情就只有这么简单？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所引张俨《默记》中有这样描述：“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魏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则来见坦然之勋，若无策以裁之，则非明哲之谓，海内归向之意也。”
欲擒故纵、欲扬先抑、欲进先退等等都可用之为官之道。一个人非常想得到某个东西，但是表面上却不能表现太明显。尽量表现自己对此事漠不关心，其实暗地时时关注。这也是一种权术。“权”字本身就有“权变”之意，也就是“诈”。权术，可以说是官场上的武器，用以官场争斗。
在官场，唯权是尊，有人玩权术可以达到非常精湛的程度。所以一提到“权术”，就让人想到官场上的明争暗斗。权术是封建专制下的产物，它暴露的是权力的绝对自私。即使在家族亲情之间，也是血淋淋的，没有调和的余地。在权力这块地盘上，寸土不让，它展示的完全是人的欲望和绝对占有欲。
清乾隆皇帝退位后，明面是太上皇，不问朝政，实质上依然把持朝纲。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在太和殿举行乾隆禅位、嘉庆登极大典。乾隆皇帝归政之后，以太上皇名义训政。当时有两个年号：宫内皇历仍用“乾隆”年号，各省改用“嘉庆”年号。
乾隆帝退位后，本应住在宁寿宫，让新皇帝住在养心殿，但他不愿迁出，而让嘉庆居毓庆宫，赐名“继德堂”。乾隆经常御殿，受百官朝贺，嘉庆则处于陪侍的地位。
朝鲜使臣到北京，目击记载说：嘉庆“侍坐太上皇，上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又记载：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乾隆的退位只是个假象，真正掌权的还是自己。乾隆曾经说过：“不敢上同皇祖(康熙)纪元六十载之数”，为了表示他尽孝道，遵守自己诺言，执政六十年宣布退位。但是主掌清朝权力仍然是自己，嘉庆只作为一个挡箭牌而已。
当政与不当政只是个名的问题。支撑他如此热衷位置，不是他有多么高思想情操，而是在这个位子背后的权力。宋徽宗退位，让位于宋钦宗，他是怕宋朝在他手中灭亡，无脸去见宋朝列祖列宗，但是宋朝为什么势力微弱呢，还不是他一手造成的，以为退了位，就可以没他什么事了，岂不是自欺欺人。
三国“奸雄”曹操“割发代首”能说明他什么呢？建安三年夏四月张绣作乱，曹操兴兵讨伐。行军到了一个地方，看见麦子已经成熟，当地百姓因为听说有官兵来，都躲了起来，不敢出来收割。于是曹操下令说：“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百姓听说无不欢欣鼓舞。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说来也巧正好曹操骑的马因为麦田里突然飞起的鸟受惊，窜入麦地，践坏了一大块麦田。
曹操叫来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曰：“丞相岂可议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割发权代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
曹操“割发代首”，玩的就是一个狡诈。诚然，颁布号令之时他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会遇到这种情况。马受惊吓践踏麦田是个偶然事件，可就是这个偶然事件中突出暴露他的狡猾。事情发生了，曹操如何解决？如果他装做什么事都没有，那他前面颁布的号令成了一句废话。等于是自己否定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按照命令处罚吧！还没有哪个发布号令的人因为自己的命令把自己砍头的呢！曹操在这方面可不想做“开天辟地”的事。于是他把这个棘手的事推给了行军主簿。
行军主簿也不能确定到底如何处理这件事，只好说你不用处罚了，曹操索性不依不饶，好像跟自己有多大仇似的。进而要拔剑自刎。曹操是做做样子，如果他真想自杀，还叫行军主簿干什么，直接抹脖子得了。经过大家又求又劝，曹操割掉自己头上一绺头发，以发代头，算是惩罚了自己。曹操这样做一是解决了这件事；二是没有违背自己的号令；三是在众人心中留下秉公执法的美名；四是试探一下大家对自己的忠心。一举四得，曹操这次做的买卖赚大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留下一首诗说：“十万貔貅十万心，一人号令众难禁。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
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诸葛亮在街亭兵败后，帅诸军回到汉中，检讨出兵得失。依春秋“责帅”之例，上书自贬三级，刘禅只好降诸葛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赵云按例坐贬，由镇东贬为镇军将军。同时“戮马谡以谢众”，并斩将军张休、李盛，夺去将军董袭的兵权。只有王平掩护退兵有功，破格提拔：“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诸葛亮又从退回来的败军中，奖励立功将士，哪怕有点小功劳的人；对阵亡的人员，一一做好安抚家属的工作。并“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境内”。
诸葛亮为什么要自责？这是诸葛亮玩的一次权术。一次北伐失败，是因为诸葛亮“违众拔谡”。不管别人理解不理解，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与其被动面对朝廷的处罚，不如主动请罪。有点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意思。诸葛亮主动请求处罚，也确实得到了“从宽”处理。刘禅贬他三级，但是却“统管如前”，等于没有受到处罚一样。主动请罪也成了一次“作秀”。
诸葛亮之所以敢于主动请求处罚。他是有一定把握的。早在刘禅即位后，诸葛亮一直以托孤老臣自居。幼主称他为“相父”，一切事务“咸决于亮”。军政大权全部都在诸葛亮手中掌握。北伐出师前，诸葛亮给刘禅一封“劝谏信”———《出师表》，罗列了一些自己心腹人员，安排在刘禅左右，牢牢掌握军政大权。即使诸葛亮被贬，他的这些朝中死党也会听命于他，而不会听命幼主或是李严等人。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人不听诸葛亮调遣，也有可能不听刘禅命令。弄不好，还可能出现叛乱之事。
诸葛亮自贬三级，既挡住朝中大臣的嘴，又很好保护了自己，权利也没有丧失，第二次北伐中，诸葛亮刚刚取得一些成绩，刘禅赶紧下旨恢复诸葛亮权力。
无论是曹操还是诸葛亮、乾隆他们对于权力具有极度占有欲望。正因为有这种权力欲才致使他们想方设法去获得权力。欲望是支配或左右人的行为的中坚力量，而正是由于权力欲的存在，才使得政客们甘愿为权力付出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