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真的就因为诸葛亮重才不重貌，只注重人的内在美，看中了黄阿丑的学识和心计么？其实在任何时代，漂亮的才女都大有人在。以诸葛亮的才貌，不难找到一个美丽的才女。真正的原因还是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诸葛亮一生神机妙算，无论什么事，他都要“妙算”一番，对婚姻亦是如此，他要让婚姻为自己一生理想的实现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这其实是诸葛亮创造性智慧的最早运用和体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诸葛亮的出身，要实现管仲、乐毅之志业，是十分困难的。从汉朝时期起，社会风气就开始强调等级秩序，到了东汉末年，门阀制度基本上形成。上流社会的人看不起中下层百姓，甚至在很多场合不愿与中下层人士一起聚会。当时很多出身高贵的文人不愿与平民出身的文人一起交流。发展到东晋这种现象达到鼎盛。甚至还有位大儒，当一个穷书生从他家离开后命人将书生坐过的椅子扔掉。最关键的是，豪强地主力量垄断了官位，非世家大族、名门大姓之子弟，很难踏入仕途。
为什么三国初期袁绍势力最大？不是因为袁绍能力强，而是因为袁绍他们家“四世三公”，出身好，“根红苗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地位较低的人不屑一顾，在温酒斩华雄一段，关羽一出场，袁氏兄弟就大加反对，其理由只是关羽的官阶太低。最后还是曹孟德不拘一格，力排众议，使得被后人敬仰的关公有了第一次闪亮登场的机会。因此，三国两晋时期的用人标准最主要就是看出身，然后再看名气，最后才是能力。
曾经写就《三都赋》令洛阳纸贵的西晋诗人左思就曾经写过这样的诗来抒发对士族制度、门阀观念的不满：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白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召。（《咏史》）这诗的意思就是这样：茂密葱郁生长在山涧底部高达百尺的松树，竟会被山上初生树苗细细的树干所遮盖。世家子弟登高位，而真正的英雄俊杰却沉沦在低下的官职上。是地势的高低造成了这样的情况，而且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金张二家凭借着祖先的功业就能够七世插貂尾做仕中，而汉文帝时的冯唐难道不是奇伟之人么？但是他等到头发白了都没有受到过重用。
这首诗以涧底松和山上苗的对照，揭示出士族制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背景，是根本无法在政治上施展抱负和才能的，所以，诸葛亮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开始他攀附豪强之路的。
诸葛亮家境贫寒，父母双亡，少年时代便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吃尽了军阀混战的苦头，深受强宗豪族的压迫。后来跟着在南昌做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生活。14岁时，叔父因官被削而投靠了刘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也经历了不少；17岁那年，叔父死了，他从此就没了依靠，就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定居，躬耕读书。
诸葛亮不想无声无息地隐居一辈子，他时刻关心着国家局势的变动，有着“了却君王天下事”的野心和抱负，用陈寿对他的评论，那就是：“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凌边疆，震荡宇内。”成就一番霸业。怀着如此壮志雄心，他立志要登上政治舞台而建功立业。
然而，一个客居的外地人，人地生疏，何以立足成长为青年中的领袖？在隆中，虽然凭过人才识得到了当地名士们的一些称赞，但与他们的关系并不稳固，在这个专讲出身、门第、等级的时代，诸葛孔明又怎能入仕去实现理想呢？
黄承彦在当地有相当的声望，是当地名士，如果诸葛亮与其女黄阿丑结婚后可以得到黄承彦多方教诲和大力支援，对他成就事业很有利。《襄阳耆旧记》有这样一段记载：“蔡讽姊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瑁之姊也。”蔡讽的姐姐嫁给了太尉张温，长女嫁给了黄承彦，小女儿做了刘表的后老婆，而蔡瑁跟这两姊妹是姐弟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刘表和黄承彦是一担挑，是连襟；而蔡瑁又是这两人的小舅子。这样一来，刘表就成了黄硕的姨父，蔡瑁就成了黄硕的舅舅。如果诸葛亮娶了黄硕，这两个人也就成了他的姨父和舅舅。
如果诸葛亮做了黄的女婿，就算是攀上了刘表这门皇亲，刘表是荆州长官，蔡家是襄阳望族，有了这样的政治资源，岂不春风得意？诸葛亮把黄硕娶回家门，他的邻居们以貌取人，不明就里地讥讽：“莫学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他们哪里知道诸葛亮正是得其所哉，庆幸自己娶到了一位“贤德”的媳妇呢。
自幼饱受贫困之苦的诸葛亮深知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好处，因此，当名士黄承彦提亲时，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走好了编织自己关系网的第一步。
诸葛亮虽然不能够选择从娘胎里一出生就是个贵族，但是却能紧紧抓住改变人生命运的婚姻机遇，最终为实现抱负打开了一条通道。靠山攀的高，自然起点就高。这也是诸葛亮为他自己在地主集团的上层站稳脚跟，以便今后一展宏图所奠下的基础。
在隆中的十年，诸葛亮由一个普通的青少年成为一个识时务的俊杰。这除了诸葛亮本人的聪明才智，更大的原因还是他来襄阳后建立起来的人事关系网所造成的。诸葛亮大姊，在诸葛亮居住襄阳期间，嫁给中庐县大族的蒯棋为妻。诸葛亮小姊，嫁给庞山民为妻(庞山民是沔南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统的堂兄)。利用婚姻裙带关系，结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关系网就是一笔很大的资源和财富。
尽管时人对诸葛孔明的这一选择嘲讽有加，但笑骂由你笑骂，丑妻我自娶之，他的信仰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自从丑女娶进门，孔明那才真叫一个春风得意，先是赢得了荆州名士们的尊重，作为当地名士的地位更加巩固。特别是大名士庞德公对孔明很器重，并寄予很大希望，称他为“卧龙”。这一“个人品牌”的认定与传播，使诸葛亮大名更加远扬。这样，当后来刘备来到荆州，自然就听到了诸葛亮的鼎鼎大名，诸葛亮才能出山，去实现他的春秋大业。
恩格斯说过：“婚姻乃是一种政治的行为，乃是一种藉新的联姻加强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情感”。刘备有麋夫人与麋竺的政治婚姻，曹操亦为儿子娶纳袁谭的女儿的政治手腕，这些政治婚姻都为刘备及曹操带来相当程度的利益。
如果黄氏不是和刘表、蔡氏有这样的亲戚关系，不是名士黄承彦的女儿，而是凡夫之女，就算有美貌，诸葛亮也不见得会迎娶。可见诸葛亮娶黄氏依然还是阶级的婚姻，虚伪的感情基础，是由诸葛亮和黄氏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来决定的，所以它是计较利害的婚姻。
在诸葛亮生活的三国年代，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婚姻问题上，诸葛亮的选择虽然比较独特，但是感情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鲁迅先生也讽刺过一些人的事业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这都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孔明之流婚姻的政治本质。然而，时至今日，想靠做女婿换点什么的人是否完全绝迹了呢？
终南捷径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是辛勤劳作的结果，当然也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捷径可图。诸葛亮日夜盼望出山，他会采取哪种形式呢？
《新唐书·卢藏用传》记载：“（藏用）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桢）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承桢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也。’”唐朝的时候，卢藏用一开始隐居山中时，其实意还是在当世，人们都把他看作是“随架隐士”，皇帝到哪处名山游玩他就跟到哪里隐居，不久，卢藏用果然被皇上征召，做了官。晚年以后他就开始弄权作势了，为人非常骄纵，隐居时所标榜的节操也丧失殆尽。当司马承桢无心于仕途，向皇帝请求归还天台山的时候，卢藏用就指着终南山说：“终南山确实是个好地方，到那里隐居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天台山呢？”司马承桢会心，慢慢地回答道：“以你的眼光来看，那里确实是当官的捷径啊。”
终南山之所以被当作当官的捷径，是因为它距离唐朝京都长安很近，皇帝重臣时常要到此地烧香访道，隐居此处容易被朝廷发现，被招进宫去当官的几率非常大。后来，人们以此来比喻这种假装隐居作秀，追求官位名利的便捷门径。
对于每一个稍微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隐士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德行高洁、与世无争、心无块垒、超然世外，是隐士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有的士人像陶渊明、嵇康就可以称得上真正的隐士，自己不留恋于功名利禄，独饮一杯薄酒，就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
然而，说实在话，历史上很少有人真的想做隐士，归隐田园虽然悠闲自在，但是却寂寞难耐。因而，冒出了许多沽名钓誉的假隐士来，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仕与隐，本不是什么非此即彼、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选择题。“学而优则仕”，无论为己为民为社稷，他们悬梁刺股发奋苦读的根本目的，还是期待着有朝一日把这满腹经邦济世之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功成名就，光宗耀祖，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满足感啊！于是就开始出现了像上述卢藏用一样的假隐士，他们隐居不是出于内心的需要，而是一种出名的策略，也属于一种捞取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手段，他们欲进故退、欲仕故隐。吟啸山林，装成天外飞仙的模样，似乎从孩提时就看破了红尘，将隐逸作为出仕铺垫之“终南捷径”的作秀。不是“只钓鲈鱼不钓名”，而是“钓名”兼“钓利”。不知道的就把他们当成了高人，知道的也只能暗自好笑。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出场诗对明代华亭名士陈继儒有这样的嘲讽：“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说的就是这样的“假隐士”，这种风气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性的自欺欺人术”，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
《书屋》二〇〇三年第五期中，楚人在《真隐士与假隐士》中这样说道：“所谓隐以待时者，他们的内心其实极为渴望功名，只是由于时运不济或机遇不凑，只好暂且隐居于山林，以观时势变化待机会而出。”其代表人物大概要首推人们熟知的姜太公吕尚，当年他隐钓于渭水之滨，为的不是河里的小鱼小虾，而是姬昌这条大鱼，以实现其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来结束自己颠沛流离于街头连做点贩卖笊篱、面粉等小生意也“倒担归家”的草根生涯，应该是其最真实的初衷，所以他的钓钩是直的，并且离水面几寸高，“愿者上钩”嘛。
诸葛亮也是一样，年纪轻轻地就做了隐士，这目的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成名要趁早”。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有经世之能无出世之心的隐士，才好在人才市场上争取到更大的买主，诸葛亮也不例外。
他以退为进，隐居隆中，作为一次人生的伏击，走了终南捷径。他的隆中茅庐距离荆州邓县城，快马只需半个时辰，在此潜伏静观，以待天时。诸葛亮还真幸运，正赶上病急乱投医的刘皇叔来了，加上其所结交的颇具名望的亲友团的高水平“忽悠”，刘皇叔自然青眼有加。
《论语·子罕》中说孔子的言论：“子罕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和孔子在一起讨论出仕入仕的原则问题，并不是真的要练摊儿。子罕问孔子说，我有一块美玉，是装在盒子里藏起来？还是找个出价高的主儿卖了？孔子回答：卖了它！卖了它！我也正等着买主上钩呢！由此可见，不光知识分子的知识面狭窄，求仕之路也是十分狭窄的，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手段是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就算是“至圣先师”孔夫子，找善主垂青的心情，也是十分急迫的，然而，孔老二毕竟是坦率而可爱的，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讥为“丧家之犬”。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未发迹前渴望被伯乐发现所共有的普遍心态。
正是这种“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的心情，让诸葛亮死死地抓住了刘备这棵如同救命稻草般的机会，使出了浑身解数，将久蕴心头、构思缜密的“隆中对”一泻而发，足见其渴望功名之心何等急迫。这时候，诸葛亮便胜利完成了此次伏击，入世的筹备工作大功告成。可见，“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其躬耕南阳，隐居隆中，“草堂春睡早”是虚，建功立业，扬名立万，才是其实实在在的渴望。
有一款酒的广告词就是：“真舍不得卖给你！”深得终南捷径之真髓。这个广告在一开始先把酒的好处描述一番，让人有了不错的印象，有些垂涎欲滴的感觉后，突然装出不想卖的样子来，为什么说是装出来的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真的“舍不得”卖，怎么舍得花钱做广告呢？做广告为了卖酒，偏说自己不想卖，这不是和终南山的隐士们如出一辙么？那些隐士也是装出不出仕的样子来，假装清高，其实是巴不得早点当官。
诸葛、伊尹、傅说、姜尚之属，怀抱利器，隐居以择主。非明主礼请不出，际遇明主则当仁不让。他们的隐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虚伪的说辞，他们的心箭却指向如火如荼的天下大势。隐居生活仅仅是他们实现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的一种手段，“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假隐士”们，一旦有朝一日被选在了“君王侧”，什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诸如此类的口号就会被他们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而自己甘愿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逐鹿中原的工具、谋臣、帮手、粉饰者……
言不由衷
诸葛亮《诫子篇》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表达出诸葛亮不贪图世俗荣辱，不羡慕高官厚禄，一副恬静怡然的隐士生活。难道诸葛亮真对世俗没有好感？难道他真能视名利如粪土吗？
诸葛亮这个人，大名鼎鼎，声震环宇，受到无数后人的崇拜，至今很多人说起诸葛亮时，都要用“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样的词句来形容他。然而，读懂诸葛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是个文人，文人最懂得用华丽的文字、貌似忠诚的言辞修饰自己，包装自己，隐藏自己的真实动机和本来面目。再加上历代史家对他的曲笔偏袒，就使得诸葛亮形象变得高大却又玄虚起来。
诸葛亮的文章与言辞都堪称经典，感人肺腑，以其千秋大作、脍炙人口的《出师表》为例，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告诉后主刘禅：“我原先只是个平民，在南阳耕着田种着地。我只想在乱世中苟且偷生，没想过要在诸侯里扬名立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