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的时代兴起的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经济落后。在中国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帝王的压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时，一些仁人志士开始广为探索，多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维新思想”和“洋务运动”兴起的影响下，许多人，特别是知识阶层，认为要救国，就必须学习西方。辛亥革命以前，一批热血青年纷纷出国留学，他们在国外学习语言，学习政法，学习军事。毛泽东曾经说过：“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
我国的一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青年革命家，不但在国外学习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且还在远离封建统治腹地的海外，进行和开创革命事业。邹容、秋瑾、陈天华、黄兴等著名革命闯将都曾在日本留学，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更把海外当作革命基地，在日本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辛亥革命以前，留学运动风靡一时，留美学生有八百余人，留欧学生平均每年约五百人，而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竟达二万多人。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封建专制被推翻，帝国主义列强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个空隙当中，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教育界和留学倡导者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人认为，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国家，一些科学新说，也多出自法国，因此与其去日本学习，不如直接去法国学习。而且在欧洲诸国之中，法国的生活费用相对低廉，对须远涉重洋而去留学的中国学生，特别是自费学生，比较适合。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即1912年4月，蔡元培、吴玉章和李石曾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
“留法俭学会”以宣传意义、指导旅行、介绍学校为目的，以节俭费用、推广西学为宗旨，指导和帮助自费青年赴法留学。该会于成立的同年在北京大方家胡同建立了一所“留法预备学校”。到1916年6月，该会共组织了两批八十人赴法留学。
辛亥革命流产后，蔡元培、吴玉章被迫流亡国外。1915年6月，在他们支持下，在法国的华工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大战中，法国死伤百万，后方劳动力严重短缺。法国政府派员紧急来华，以廉价招募华工。就这样，在一次大战中间，赴法华工高达十几万人。这些在法的华工，工资低廉（每日仅有五至十个法郎，不到法国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缺乏教育。针对这一状况，蔡元培先生等于1916年6月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
同年，在中国，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可耻地宣告失败，许多流亡在外的革命者得以回国。1917年，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
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北京、保定等地设立了三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很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便进一步推向全国。华法教育会在上海、成都、重庆、长沙、广州、济南、天津、武汉等地相继开办了各种形式的留法预备学校和留法预备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以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迅速发展，在“五四”运动后达到新的高潮。1919年到1920年，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先后组织了十七批约一千六百多名青年学生赴法留学，形成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空前规模。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之所以以强大的声势遍及中国，主要是受到当时中国国内外形势的直接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强大的封建主义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内外夹击下，被迫放弃了胜利果实。
在1912年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先是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所攫取，后又为黎元洪、段祺瑞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强夺。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均告失败。
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悲惨年代。大小军阀，划地为牢，成年混战不断。农民破产，工人失业，加上天灾助虐，人民生活日益困顿，城乡经济愈趋凋敝。这种天下大乱的国内形势，促使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急于向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更使一批有胆识、有觉悟之士努力去探求新的真理。
在这期间，有两件大事如霹雳闪电般地震撼了中国大地。
第一件事是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以很大鼓励，促使中国新文化运动得到飞跃发展，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中国的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如沐甘露般地向往和汲取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更是不遗余力地积极宣传、鼓吹和传播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无疑给予了中国的革命者和思想界以强大的吸引和新的希望。
第二件事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战胜国们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名为“和平”而实为“分赃”的会议。同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要求，英、法、美、意、日五国不但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还竟然将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一切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对于这样蛮横欺人的“和约”，北洋政府居然准备签字接受。于是举国上下顿时舆论鼎沸，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大学等三千余大专院校师生，于天安门集会并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不顾军警和外国巡捕的镇压，痛打北洋官宦、焚烧北洋政府外务次长曹汝霖的住宅。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一时之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举国沸腾。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中国的大地上，从南到北，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为继续寻求真理和进行革命实践活动打下了基础。
新思潮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更加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使其风靡全国，空前活跃。1919年到1920年间，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河南、陕西、贵州、直隶、奉天、山东、湖北、云南、山西、安徽、广西等地共有一千六百多名青年赴法留学。其中以湖南、四川两地人数最多。
湖南是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展得最好的省份之一。1918年4月，一个叫毛泽东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和一个叫蔡和森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革命社团——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就着手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8年，蔡和森和毛泽东分别北上进京，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同学进入保定等地的留法预备学校学习。1919年到1920年，在湖南的留法的三百四十六人中，新民学会会员有十八人，他们在国内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骨干，到法国后进一步成为进步学习小组乃至成立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中坚力量。他们之中，有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蔡畅等人，还有年逾四旬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和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老人。
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由吴玉章亲自倡导和领导的。1918年，成都和重庆两地分别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到1920年年底，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当时名邓希贤）、江泽民（江克明）、周维桢等三百七十八人分别赴法留学。
同时期，贵州的王若飞与其舅父黄齐生老先生于1919年12月赴法。
安徽的陈延年、陈乔年（二人皆为陈独秀之子）和李慰农等人于1920年赴法。
1920年9月，四川的赵世炎赴法。
1920年11月，天津“觉悟社”的组织领导者周恩来赴法。
从以上名单就可以知道，到了1920年底，已经有如此众多的进步青年云集法国。他们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并不是为了去追求西方文明，更不是仅仅为了学会一技之长。他们怀着爱国的热情，怀着救国的热望，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到外面的世界去学本领、求真理，为的是有朝一日回到祖国，拯救祖国，报效祖国。
二十二岁的周恩来在诗中写道：
“念你的精神，
你的决心，
你的勇敢，
兴勃勃的向上，
全凭你的奋斗壮胆。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练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理论，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