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春天，在吴玉章先生亲自倡导下，四川成都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于1919年6月派出了第一批留法学生。
重庆，乃川东重镇，商埠地区，自然于文化教育方面不能落后。当时的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召集各社会名流，筹集经费数万元，准备在重庆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大概是听到了这一风声，祖父便托人从重庆带话回广安，叫父亲直赴重庆来念留法预备学校。
1918年下半年，父亲和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及一个同乡胡明德一起，到了重庆。邓绍圣和胡明德（又名胡伦）也都是广安县中学学生。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生，分为公费生（或称贷费生）和自费生。邓绍圣取得贷费生资格，邓希贤和胡伦则为自费生。赴法旅费，除由学校董事会补助100多元外，另须自行筹集一部分，凑足三百元即可成行。父亲的旅费自是祖父帮他筹集的，邓绍圣的旅费是向人借的，而胡伦的旅费则由友人借助。
1919年9月上旬，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由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任董事长，下设校长、教务及事务等负责人。校址在重庆市夫子祠内。
该校招生对象是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共招收一百余人，分两班上课。凡中学毕业的读高级班，其余的读低级班。课程有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及工业常识等，以法文为主。教法文的教员有二人，高级班的为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翻译王梅柏，低级班的是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张某。据父亲当时的同学江泽民回忆，该校教室简陋，设备很差，学校的组织比较松懈，学生们上课就来，下课就走，没有宿舍和体育场所。学习的目的是要粗通法语并掌握一定的工业技术知识，为去法国勤工俭学作些准备。父亲曾经说过，这个预备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的学校，所以考进去是很不容易的。
父亲进入这一学校，刚满十五岁。据江泽民回忆：“邓小平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是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们入学不久，便发生了令全体学生终生难忘的事件。
重庆是我国西南门户，是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和最大的工商业重镇。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及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正式成为外国的通商口岸。法、美、日等国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重庆属于英、法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从此，四川的一切权利由英法共享；外国商轮频繁驶入；帝国主义兵舰横行江面；英、法、德、日、美等国轮流把持重庆海关；他们还强占码头，设立兵营，强占租界。因为交通闭塞，重庆和沿海一带相比，具有更浓厚的封建性，经济更为落后，阶级压迫更为深重。
辛亥革命后，四川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重庆成了各派军阀争夺的重点。资产阶级革命派成立的蜀军政府，很快落入封建军阀和官僚手中，四川革命党人的讨袁运动和护国运动相继失败。四川军阀势力恶性膨胀，各自拥兵割据，战祸连绵，给重庆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由于四川比较闭塞，消息传到重庆，已是5月中旬了。重庆的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热血沸腾，立即响应。重庆的“五四”运动除了以各种形式声讨卖国贼外，还进行抵制日货和反对与日商进行各种交往。
是年11月，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四千多元，廉价购买信孚洋行的日货八十多箱，以警察厅名义公开拍卖，该举顿时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抗议浪潮。11月17日上午，川东师范、重庆联中、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等学校的一千多名学生到警察厅示威，强烈要求郑贤书交出日货。郑贤书吓得不敢出见，于是学生们将警察厅紧紧围住，彻夜不归。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市民的声援，他们送来饭食特表慰问，学生们的斗志更加高昂。第二天上午，郑贤书被迫答应交出日货。由于学生们和郑贤书所带卫队发生冲突，枪伤学生两名，愤怒的学生和军警展开搏斗，解除了卫队的武装，郑贤书跳窗而逃。当天下午，学生们在重庆朝天门怒烧郑贤书交出的日货。这场斗争最终以四川当局被迫撤销郑贤书职务而告胜利。
江泽民在回忆中写道：“我们预备学校的同学，为了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曾经集体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去示威请愿，在那儿坚持了两天一夜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结果。我们回到学校后，就自动把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用品摔在地上焚烧，把洋布衣服也撕毁，表示再不用东洋劣货。当时，时代的脉搏，爱国的思潮，在冲击着我们的头脑，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高昂的爱国热情，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时年十五岁的父亲，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了这个运动。父亲曾回忆，由于参加了这个运动，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但是，所谓的救国，无非是当时在同学中流行的所谓工业救国思想。在他那尚且幼稚的脑海中，只是满怀希望地想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如此而已！
那时的父亲，只是具有初步的爱国思想和进步思想，还没有形成他后来所具有的那种鲜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参加“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对于他以后的世界观的形成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进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意义。
1920年7月19日，经过一年的学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生在重庆商会举行毕业典礼。驻渝法国领事、旅渝法商、教士及各学校校长参加了毕业典礼。
经过学校毕业考试、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合格的有八十多人。邓希贤，即是其中的一名，而且还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名。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人公推吴玉章先生，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当属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先生。
汪云松，字德薰。他曾目睹成都留法学生途经重庆赴法的盛况，便立即着手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先任会长，后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从筹组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云松先生都是亲力亲为，极尽热心。他的这一份热忱大概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几十年后都没有忘记他。
1949年重庆解放后，有一天，西南军区派了几个人到汪云松家，汪不知凶吉，没敢见。第二天来了辆吉普车，把汪云松接到军区，原来是当时的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请他吃饭。汪云松回来很是高兴，逢人就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1950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开会时，汪云松应邀前去北京列席。他回来讲，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宴会，头一桌的主人是毛主席，第二桌有小平同志，他也坐在第二桌。小平和陈毅分了工，小平同志请客，陈毅宴会后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招待所。
汪云松曾经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台。五十年代有一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时途经四川，见了汪云松，问起他的这个官是实缺还是候补？汪云松答，是实缺。他做过清朝的官，也具有维新思想。他办学，原本不是想培养共产党，只是要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路子。
汪老先生爱国，解放后也爱共产党，他把自己珍藏的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汪老先生有一对心爱的古瓷瓶，他在装瓶子的楠木盒子刻上“东方红”三个字，送给毛主席作为祝寿之用。按一般的规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祝寿，不收寿礼的。当时在重庆统战部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说，小平同志知道了这件事，跟统战部说：“要了解汪云松。”于是，作为特例，统战部收下了这份礼物。统战部的这位同志说，后来小平同志还说过，汪云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指小平同志和聂荣臻同志。
1920年8月27日下午三时，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八十余名学生，整队出发，出太平门，搭乘开往万县的“吉庆”轮准备东下。
28日，“吉庆”轮提锚启航，徐徐向宜昌方向驶去。可以想像，当时在岸边送行的人一定为数不少，许多人饱含热泪与期望，送走了自己的子弟，很有一番此去天涯路漫漫的感叹。
乘船而去的这川东八十三位子弟，大概既有对故乡和亲人的依依惜别之情，而更多的却是对未来、对他乡、对一切热情向往着的、但却陌生的事物的憧憬和激荡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