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4月23日，父亲离开了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来到了巴黎。
父亲这时已经失学，又已失工，家中带来的钱已经用光，工作一时又找不到，于是，他只好一边向华法教育会领取救济金，一边等待继续做工的机会。
根据法国国家档案记载，父亲从5月到10月的五个月中间，一直领取每天五个法郎的救济金。他领救济金时所用的登记号是二百三十六号。
这时，在巴黎领取救济金的学生大约有五百人。这些学生大都住在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社里面。
华侨协社是一座三层的普通楼房，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平促进会等几个华侨团体都设在里面。这栋楼房的二楼是会议室，三楼、一楼及地下室此时都已住满了勤工俭学生。由于不断的有学生涌向此地，楼内早已人满为患。有一位法国的参议员于格儒的夫人便赠送了一些帐篷，搭在房屋后面的菜园地上。后来，非但楼内，就连这些帐篷内也挤得水泄不通。学生们只有每日五法郎的生活费用，因此每日两餐，都是自来水加面包，有时佐以粗制的巧克力糖，连蔬菜亦很难得。少数人有煤气炉还可烧点热水，而绝大多数人则只能饱饮自来水。由于缺油少肉，这些年轻的学生每日需吃一公斤半的面包，方能解饥。有时腰无余钱，只好连粗巧克力也节省了。
这些千里迢迢，远涉重洋而来的勤工俭学生，已经从美好幻想的天堂跌进了残酷现实的地狱。
到了8月，父亲已满了十七岁。而他的十七岁的生日，就是在这样一种既无前途，又无希望的困境之中度过的。
可能是由于年龄尚小，所以在这一年中发生的“拒款斗争”和“争回里昂中法大学”两次大型斗争，他都未参加。只是在5月20日，由王若飞、陈毅、刘伯坚、李慰农等二百四十三名勤工俭学生联名写信给蔡元培，要求将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大学改办工学院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求学问题时，父亲才在其中签了名。那时候，站在斗争前列的是一批较他年长的，已具有相当政治觉悟的进步青年，他们之中有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陈毅、李维汉、王若飞、向警予、李富春、刘伯坚等人。而父亲虽已在国内参加过“五四”运动，虽已饱受勤工俭学遭遇的磨练，但那时的他，还仅仅只具有初步的觉悟和进步意识，还未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感召，还未跻身于自觉地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行列。
1921年9月，法国政府决定停止发放给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10月，父亲和其他学生一样，已经毫无生活来源，面临生活绝境。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巴黎第十区的运河边上，有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香布朗工厂（Chambrelent），正要招收一批工人。于是，父亲、他的叔叔邓绍圣和其他学生，共一百零五名，于1921年10月22日进入这家小小的工厂，父亲的编号是二三八。这份工作，对于走投无路的学生来说，是十分幸运的事。有一位名叫罗汉的同学形容道：“绝处逢生，竟有人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工。困难到了极点的勤工俭学生，忽然发现了这个新大陆，不管工资厚薄，只要他肯受，便是好路径了。于是一拥拥去了一百多人。”
留法学生们在这间工厂的工作，是做一批为了在美国募集资金的订货。他们用薄纱和绸子作花，然后把花缠在一根铁丝上，再贴上一个小标签，上面写着“阵亡将士的遗孀和孤儿作”。这种工作一般由女工来作，工价很低，做一百朵花才挣两个法郎。有的人熟悉了以后，一天可以做六七百朵，那便可以挣到十几个法郎。这一百零五名学生似乎是可以暂时借此口了。但是，好景不长，他们做的这份工，本来就不是固定的工作，而只是一份临时性的杂工。不久，这批活儿就做完了，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1月4日，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便被工厂解雇。
他们又失业了。
父亲曾经说过，他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是杂工。他这次失业以后，一定是四处努力寻找工作，也可能间或干过一些临时性的杂工。这种没有着落的不稳定的状况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1922年2月，他重新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在蒙达尼附近的哈金森橡胶工厂。
1922年起，法国的经济已开始好转，一些工厂逐渐恢复开工，就业机会有所增加，在报纸上已经常常可以看到招工的广告，一部分留法学生陆续找到工作，度过了生存危机这一险关。与此同时，由于留法学生的强烈呼吁和国内热心人士的奔走，国内一些有留法学生的省和县也筹集了一些资金，寄给留法学生。譬如四川的彭县，每位学生得到了六百元一年的贷款。故此，从1922年起，凡得到贷款和国内资助的学生，纷纷争取投考技术专业学校和一些大学，以实现来法勤工俭学的夙愿。仅四川一省的留法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二百余人先后在各类院校毕业。
蒙达尼（Montargis），在巴黎以南，是卢瓦雷省的一个小城镇。这座城镇中世纪时是法国王室的一个居住地，到了十九世纪已有一万三千多人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都很发达。在蒙达尼的旁边有一个名叫夏莱特（Chalette）的小市镇，只有三千居民，但这里有一家老字号的哈金森工厂（Hutchinson），专门生产各类橡胶产品。1921年底，哈金森工厂开始招募工人，一些中国留法学生便纷纷来到这里，进入该工厂做工。
哈金森工厂的厂主是一个英裔美国人，十九世纪中叶他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建了一些工厂，当时夏莱特的哈金森工厂，据说是欧洲唯一的橡胶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厂招募了大量的外籍工人，有印度人、越南人和白俄。由于这个工厂的人事部门与法中友协有关系，因此由法中友协介绍了一些中国学生前来做工，最多时达到二百一十人。在1922年的时候，哈金森工厂一共约有一千多名工人，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其中有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三十多人。中国学生有的做车胎，有的做雨衣，大部分做橡胶套鞋。
1922年2月13日，邓希贤在夏莱特市政府的外国人登记簿中进行了登记，他写明了父母名氏和出生年月，注明来这里以前的地址是“拉加雷纳科隆市（LaCarenne—Colombe），德拉普安特街39号”（39，ruedelaPointe），身份卡上的编号是1250394。
2月14日，父亲进入哈金森工厂，工号为5370。在这里，父亲度过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做工生活，并在这里，开始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父亲在哈金森工厂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制作防雨用的套鞋。他们每日工作十小时，星期六作半天，即每周工作五十四小时。新工人实行计时工资，每小时工资学徒期为一法郎，以后逐步增加，熟练后就实行计件工资。这种工作属于轻体力劳动，但要节奏快，适合心灵手巧的人干。郑超麟也曾在这家工厂做工。我去采访他时，他对我讲，他一天只能做十双鞋，而我的父亲则可以做二十多双。像父亲这样工作，一天大约可以挣得十五六个法郎。
1988年我去法国进行一个项目考察时，曾到蒙达尼去了一下，在工厂人员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哈金森工厂。这个工厂今天仍旧是橡胶制品企业，拥有九千多名职工，在宽敞的庭院右边，父亲当年做工的厂房仍然完好无缺。这里现在楼上作为仓库，楼下也堆满了什物，已不再作为车间使用。这个厂房高大明亮，可想而知比克鲁梭的施奈德钢厂的工作条件要好得多。工厂的陪同人员告诉我，这个工厂一百年前曾经失火，后来由法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家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了这个厂房。就像埃菲尔设计的举世闻名的巴黎铁塔一样，这个厂房也是由钢铁结构建造而成，据说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金属结构的厂房。回国后我问过父亲，你当年做工的厂房是埃菲尔设计的，你知道吗？父亲还真的不曾知晓。
据和父亲当时在一起做工的郑超麟回忆，在离工厂五分钟路程的一个小树林中，工厂拨出一个木棚，内有四十多个铺位，专门为中国勤工俭学学生而住。我去法国的时候，工厂的人告诉我，这个木棚早已拆掉了，但我可以想像得出它当年那种简陋的样子。当时住在这里的学生们搭伙做饭，推举两个人作厨师，大家照工厂计时制给他们支付工资，伙食帐目公开，每人每日伙食费约三个法郎。早晨咖啡面包，午、晚两餐都有肉吃。房子不需付租金，因而算起来，像郑超麟这样的计时工，每月可剩余一百多法郎。而像父亲他们那样的计件工，便可以剩余大约二百多个法郎。
当时在木棚中一同居住的，有郑超麟、汪泽楷、李慰农、尹宽等人，最多的是安徽人。1922年6月9日以后，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老先生也来到蒙达尼的哈金森工厂做工，也住到了这个木棚里，他和父亲从此相识。
王若飞1896年生于贵州安顺的一个封建地主之家，因受亲戚虐待，八岁便投奔其舅父黄齐生。其时黄齐生在贵州著名的达德学堂任教。1918年若飞随舅父赴日留学。1919年10月，王若飞和舅父一起再赴法国勤工俭学。他曾在枫丹白露公学补习法文，曾在里昂附近的圣夏门钢铁厂做工。在这里，他既体验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野蛮剥削，也实践了作为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1921年，他参加了三大斗争，逐渐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若飞其人，聪明好学，思想敏锐，性格活泼开朗，待人随和。王若飞曾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五年多，面对敌人坚强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他曾历任我党革命时期很多重要职务，1946年4月8日在山西不幸遭遇空难殉职，时年五十岁。他和父亲相交甚深，战争年代还曾互赠照片，作为留念。他送父亲的照片，一直存放在我们的家庭影集之中，“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没收后遗失。王若飞只有一子，小名和我同名，也叫毛毛。虽然王毛毛大我许多，但父辈既为战友，我们也自然成为好友。这个王毛毛，性格像他的父亲，而且也像他父亲一样，喜欢偶尔贪杯。
父亲在哈金森工厂做工时，于8月度过了他的十八岁生日。那时的他生活已有着落，工作也不像在克鲁梭时那样沉重，因此大概生活得比较轻松。郑超麟和他同住一个木棚，他回忆道：“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十八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可见，父亲年轻时的性格相当活泼开朗。这种于困难艰苦之中尚能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他保持了终生。
1922年10月17日，父亲和邓绍圣辞去了哈金森工厂的工作。他们于11月3日离开了夏莱特，填写的去向是塞纳—夏狄戎中学（CollegedeChatillon—sur—Seine）。
据我祖母说，父亲曾写信回家，希望家中寄点钱去。我的祖父就又卖掉了一点谷子和田地，给他在法国的儿子寄去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钱。那时祖父家中已十分困难，他能够卖田卖地来筹钱，证明他对于儿子的留法勤工俭学是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的。大概直到1922年底，父亲才收到这笔钱，加上他在哈金森工厂做工九个月挣得了一小笔钱，因此他又自然地想起了他不远万里来到法国的目的。为了实现求学的愿望，他已吃尽苦头，今日稍有余力，他便又想去继续求学。
父亲去了夏狄戎，但并没有在塞纳中学上成学，原因当然是钱不够。两个月后，也就是1923年2月1日，他又从塞纳—夏狄戎（Chatillon—sur—Seine）回到了夏莱特。
这次求学不成，使父亲想要继续读书的梦想最终破灭。除了以后曾在苏联进过“中山大学”以外，他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读过书。他曾经开玩笑地跟我们说，他只有中学文化水平。父亲的知识，都是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日积月累地自学而来。他的智慧，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和切身实践中锻炼而来。
父亲爱学习，终生爱学习。他从书本中学习，从工作中学习，从社会生活的大课堂中学习，更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学习。他从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中的所学所得，多于学校，胜于学校。
父亲特别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中外古典名著、历史人物传记、时势评论专辑乃至整本整册的二十四史，他通通都喜欢读。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还是《资治通鉴》。父亲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翻字典。我从小就常常受父亲的差遣，为一句话，为一个词，为一个字，去翻辞海、辞源和康熙字典。结果，不知不觉地，我也就养成了一个嗜好——翻字典。
1923年2月2日，父亲重新回到哈金森工厂。在制鞋车间做了一个多月的工后，他于3月7日离开了哈金森工厂。他的工卡上注明他离开的原因是“拒绝工作”。
父亲离开哈金森工厂，并不是因为他不需要做工了，而是因为在1922年，发生了一件决定他终生命运的大事。
1922年6月，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秋之际，父亲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成为一名青年团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1923年他离开哈金森工厂，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如果说当1922年年初他进入哈金森工厂时，还仅仅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的话，那么，在1923年3月他离开哈金森工厂时，便已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青年。
在他之先和与他同时，一大批热血沸腾的中国革命青年，相继在法国、在欧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建立了革命的组织，进行了革命的活动。下一章，我将详细地介绍他们的这一段革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