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本年内有八批学生到法。到了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已达一千六百多人。这些学生到法后，大部分由华法教育会安排进入法国的一些中学和补习学校上学，一部分则直接进入工厂做工。到了后期，由于经济原因，只有少部分学生仍坚持在学校念书，大部分则都已进入工厂，以勤工赚钱谋生。
法国各地的七十多个工厂企业中，都有中国学生的足迹，比较集中的据点有巴黎、克鲁梭、圣德田、圣夏门、勒哈佛尔、里昂等地。赵世炎、罗学瓒、李立三、陈毅、邓小平、傅钟、萧子璋、陈公培等在克鲁梭做工；王若飞、李卓然、徐特立、黄齐生等在圣夏门（SaintChamond）做工；李维汉、李富春、贺果、李林等在勒哈佛尔（LeHavre）做工；张昆弟、欧阳钦等在圣伯尼做工。
到了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出现了波折。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经济萧条，工厂开工不足，物价上涨。由于大批复员军人返乡，使得就业问题益发突出。从1919年冬季开始，法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劣。法郎不断贬值，中国银元原来一元可以换八个法郎，现已可换十四法郎，最后曾一度可换二十五个法郎。物价飞涨，面包，10月份每公斤二十五生丁，12月涨为五十生丁，到了1920年3月已涨为一法郎五生丁，9月更涨为一法郎三十生丁。大米，1919年第三季度为每公斤一法郎十生丁，一年后涨到四法郎八十生丁。吃的主食品一涨再涨，其他日用品、副食品和交通费用等亦都相继提价。
人民生活日感艰难，而资本家却熟视无睹，于是罢工风潮便此起彼伏。1920年5月1日，巴黎总工会发起“五一”大罢工，此次罢工延续半个月之久才告结束。罢工结束后，虽有一些工厂开了工，但经济仍不稳定，失业情况严重。
1919年间到达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生约有七百多人，这些学生来到法国后多数已开始进入勤工阶段，但此时连法国人都面临着失业的困扰，中国学生就更难觅工，已有工作者，也随时有被裁汰的危险。到了1920年8月，已有千余学生云集法国，他们之中，除少数可以自费读书外，有工作的已不上三百人，失业的则有五百人之多。失工的学生纷纷聚集于巴黎的华侨协进社，由华法教育会每日每人发给五法郎以维持生活。为了生活，学生们经常找华法协会要求介绍工作。因学生责怪华法教育会办事不力，有失职责，不时与之发生纠纷，后来竟有一位湖南同学把华法教育会的秘书刘大悲痛打一顿。华法教育会偶尔觅得一、二个工作，然而粥少僧多，学生们为了争夺，有时甚至发生殴打，结果不得不采取拈阄的办法加以解决。
黄里州在回忆中说，在同学们中，对勤工俭学的前途，产生了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有的同学只好另寻出路，或者回国，或者相约共赴南洋。
1919年11月，交涉公署致函寰球学生会，要求中国国内介绍赴法俭学须慎重行事。其函云：“近闻该学生出洋专心肄业者固不乏人；而有家本寒素，一到外洋无以自给，遂由学而转入于做工。不知法国于侨工并未优待，工价所得为数几何，往往穷极无聊，欲归不得，致流落外洋，实繁有徒，言之滋慨，与其追悔于后，不如审慎于先。以后贵会介绍学生赴法，务请格外注意。”
虽然如此，到了1920年底，仍有大批的学生不断从国内漂洋过海来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之地。
这时候，相当一批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已从俭学的理想落到了勤工的现实，有的更从勤工的现实落到了失工的困顿之中。那个富饶美丽的西方之邦，已开始呈现其阴暗和悲惨的一面。那些自由、平等、博爱的美谈，也为冷酷、严峻的现实所取代。
一个叫培真的学生写道：“我们现在实际每天八点钟工作，此外还消耗二小时，总共有十点多钟，还有消耗精神及脑力的损失，总共的损失，每天不过得来十四法郎，到底我们的时间、精神、脑力总算起来，只值十四法郎吗？帮着资本家生产，于社会平民没有一点关系，有一部分人还帮造杀人的大炮呢，这种无价值的劳动，我们为什么来干呢，我们真又何苦咧！我不知道我们的精神生活在那里，这样枯燥无味，这样的呆板过着。唉！人生的价值在那里呵。我们不是提倡工学主义者吗？我们不是实行工学主义者吗？工学主义，是要人人做工，来维持社会生活平等，打破贫富阶级；人人读书，来发达社会的智识平等，打破智识阶级的黑幕。这种为资本家生产的工作，只能稍稍满足物质生活欲望的工作，是合于工学主义吗？是我们应当作的吗？总之，现在这种大组合生产制的工场，是建设在资本家的生产上面的，对于工人方面，完全是一种掠夺的手段。这种魔鬼式的掠夺，比人杀人、放火、打劫的强盗，还要厉害些呵。”
1920年12月，留法勤工俭学生发出呼吁书：“须深察我留法勤工俭学生，均破产出国。在国外苦工觅食。留法学生‘险阴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夫至于苦工吃饭而不得，勤工学生复有何法？公等不要误会，不要视留法勤工学生之痛苦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公等尚其静听我留法勤工学生之哭声、怨声、叫苦声、愤恨声，公等亦一洒同情之泪，发冲冠之怒，以挽我穷苦无告之留法勤工学生。”
黄里州回忆，1920年底到1921年初，这些学生无工可做、无钱入学、远隔重洋、无家可归，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更有甚者，一些学生或因勤工或因疾病不幸死亡。湖南学生王弼基、李子芬被煤气双双熏死；四川学生安子初在化学工厂中砒霜毒病毙；江西学生朱发祥在里昂工厂失踪；克鲁梭地区四名学生因食蘑菇中毒死亡；还有一位四川学生蒲照魂因生活绝望，自刎再复剖腹而亡。
留法学生所面临的，是失学，是失业，是饥饿，甚至是死亡。在这种情形下，号称学生之家的华法教育会，却在暗中巧立名目，营私舞弊，集体贪污，以中饱私囊。非但如此，他们还漠视学生饥苦，反诬学生“既无勤工之能力，又乏俭学之志”，甚至用遣送回国相威胁。华法教育会和中国驻法公使馆的所作所为，使得学生们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留法勤工俭学生们向来把华法教育会视为家长，视为救星。可是，该会却于1921年1月12日发出一则通告，实际从组织上宣告与勤工俭学生脱离关系。1月16日，该会再发第二通告，宣布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自今日起，一律再维持两个月，至3月15日截止，此后华法教育会不再发维持费。
这个通告一发出，犹如晴天霹雳，全体勤工俭学生为之大哗。
1月23日，住在华侨协社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四省的失工同学组成留法勤工俭学联合会筹备会。
2月14日正式成立留法勤工俭学联合会，向中国驻法公使馆递交请愿书。
2月27日，在华侨协社举行勤工俭学学生大会，决定28日向公使馆集体请愿，定名为“反饥饿运动”，选出蔡和森、赵世炎、李维汉、汪泽楷、向警予、王若飞、李富春等十人为发言人。
28日，上午八时许，近五百同学在蔡和森等人领导下，从四面八方云集公使馆附近。由于法国警方阻拦，只有蔡和森、赵世炎等十人进入公使馆进行交涉。当公使陈箓到广场与学生见面时，学生怒不可遏，高喊“打！打！”陈等仓皇逃回使馆。法国宪警此时冲入广场，毒打学生。是夜九时许，武装法警冲进公使馆，强行抓走十位发言人。
此后经学生们坚持不懈地斗争，6月1日，成立了一个法华留法中国青年学生监护会，决定由法国庚子赔款中取一定数目，每日每人发给五个法郎生活费用，以五个月为限，愿回国者可设法遣送回国。
至此，“二·二八”反饥饿运动虽未取得完全胜利，但迫使中法当局作了某些让步。这是留法勤工俭学生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的第一次斗争。这次斗争使留法学生进一步团结起来，以斗争方式维护其自身利益，为争取“劳动权、读书权、面包权”而进行斗争。
在“二·二八”反饥饿斗争的基础上，留法学生斗志高昂，于同年6月2日开展了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
1921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为了扩充实力以扩大内战，派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到巴黎，同法国政府秘商借款三亿法郎以购买军火事宜。消息传出后，旅法华工、华侨及勤工俭学生无不义愤填膺。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立即联合旅法华人团体，组织了“拒款委员会”。
6月30日，旅法华人三百多人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巴黎召开“拒款大会”。会上发言者慷慨激昂，无不痛斥卖国贼和法国政府。
8月13日，巴黎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质问公使陈箓。陈箓不敢到会，结果其替身使馆秘书长王曾思遭到愤怒群众一顿痛打。声势浩大的拒款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迫使中法政府放弃借款阴谋。
留法学生的正义斗争，极大地触怒了中法政府。法国外交部通知中国驻法使馆，决定将拒款运动的主谋——中国留法学生分两批遣送回国。9月15日，法国政府决定停发留法学生的生活维持费，企图置中国留法学生于死地。
1921年9月，处于极端困境之中的中国学生，在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领导下，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校长是吴稚晖。这所中法大学的创办，实是借着勤工俭学之名，为少数官僚政客图己之私利。学校建成后，竟然不收留法学生，而向国内招生！积压在留法学生心中的怒火，顿时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9月20日，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派出由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组成的一百多人的“先发队”，从巴黎等地向里昂进发。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徐特立、萧子璋等留驻巴黎接应。
9月22日，先发队到达里昂，被法国武装警察包围，并用暴力手段，强行把学生押上囚车，送到一所兵营囚禁起来。
先发队被囚禁的消息传来，周恩来等四处奔走，组织营救，法国舆论界对中国学生的斗争行动也深表同情和支持，先发队的学生在军营中更是坚持斗争，甚至绝食。
10月13日，驻法公使馆同法国政府勾结在一起，将先发队学生集体押送回国。这次被押送回国的勤工俭学生共一百零四人，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李立三、陈毅、贺果、陈公培等人。赵世炎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机智地逃出兵营，留在法国，继续斗争。
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它进一步揭露了中法当局迫害中国留法学生的狰狞面目，提高了广大勤工俭学生的政治觉悟，许多学生从此走上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被押送回国的学生，则大部分都积极投入了中国国内的大革命洪流。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人在未来的中国革命斗争中，还成为功不可没的中流砥柱。
李维汉在回忆这些斗争时写道：“这次斗争是从勤工俭学运动内部矛盾中爆发出来的。从它的具体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是从它留下的影响和收获的果实来说，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它结束了似潮流般的勤工俭学运动。一切好心好意提倡这个运动的人，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