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不幸逝世。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民主革命运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是，人民革命运动已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更如已经沸腾的火山，必欲喷发。1925年7月，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苏联人鲍罗廷为顾问的广州国民政府，继续实行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同时将国民政府所属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后的军队中普遍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都担任了各军的党代表。孙中山先生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依然得到了贯彻执行。革命军在取得了东征和南征的胜利后，进一步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举行北伐的条件已逐渐成熟。同年7月，在全国爱国力量的响应下，广州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举行了北伐战争。北伐军首攻两湖，要消灭军阀吴佩孚。7月中旬北伐军首战长沙告捷，8月再战汀泗桥。9月北伐军兵临武昌，10月便攻取武昌。北伐军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特别是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更是勇不可挡，战功赫赫。9月，北伐军在江西发起了对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总司令”、军阀孙传芳的进攻。11月上旬，共产党人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的革命军第二军便攻克南昌。吴佩孚和孙传芳两大军阀被打垮后，革命军越战越勇，12月又占领浙江。1927年3月更夺取了江南重地——南京。
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以来，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就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从广州打到武汉，直至南京、上海，革命狂飚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反动政府虽试图组织由奉系、直鲁联军以及孙传芳残部拼凑而成的“安国军”以作反攻抵抗，但其计划终告失败，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已基本陷于崩溃。
北伐战争这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是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民大革命，它严重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为进一步开展人民革命开拓了一个广阔天地。
在中国的北方，在历史古都、中国名城西安，冯玉祥将军加入了国民革命的行列，打破了各路军阀盘踞北方的局面。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人氏，自幼行伍出身，曾任北洋政府旅长、师长，陕西、河南督军等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与原上司吴佩孚发生矛盾，同时在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开始倾向革命。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暗中酝酿倒戈反直，发动了北京政变，将其部改为国民军，建立过以冯系为中心的北京临时混合内阁，并把中国末代皇帝及清室逐出皇宫紫禁城。冯部国民军与奉军大战，占领天津，使北方国民军控制范围由河南扩大到直隶全境。
冯玉祥在北京时，受到中共人士李大钊的关心和帮助，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冯玉祥的爱国之心和革命之志更愈明确。1925年5月，在中共安排下，冯玉祥决定赴苏联考察学习。冯将军访苏，受到苏联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特派遣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全程陪同。苏联各界和在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热烈而又真诚的欢迎，使冯玉祥“极是感动”，他说：“我在留俄的三个月内，会见了苏联朝野的许多人士：工人，农民，文人，妇孺及军政界的领袖。从和这些人会谈以及我自己对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与行动中心的党组织不可。”冯玉祥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中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了趋同的意向。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对于冯玉祥的思想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在冯玉祥访苏期间，中国国内形势不断变化，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镇压群众，妄图扑灭国民革命军和北方革命势力。冯玉祥鉴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刘伯坚、于右任以及共产国际顾问乌斯曼诺夫陪同下，于1926年8月启程回国。冯玉祥于9月中旬回到陕西之时，正值国民革命军攻占汉口的捷报传来。9月17日，冯玉祥召集部属，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誓师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此后，冯玉祥便在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的协助下改造旧部队。为了壮大实力，他一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大批军火物资援助，一方面接受中国共产党派遣更多的人员帮助工作。就这样，五原誓师后，先后派到冯部国民军的共产党员有二百名之多。其中有：刘伯坚、宣侠父、陈延年、方廷桢、刘志丹、王一飞、邓希贤等人。他们是分别从莫斯科、黄埔军校、中共北方局等地抽调的富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优秀共产党员。
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邓希贤，就是由苏联奉调到冯玉祥部队的第一批人员。这一批共选调二十几人，他们于1926年年底从莫斯科启程，先乘火车，到乌金斯克换乘汽车，到达当时蒙古的库伦（即今乌兰巴托）。等了一个短时期后，由于车辆容载的限制，首先派了三个人为第一批先遣队，这三个人就是共产党员邓希贤和王崇云、朱世恒两名共青团员。他们三人乘坐的是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子弹的汽车，一共三辆，都由苏联人驾驶。
从库伦到包头，虽然只有八百多公里的路程，今天可能只需要坐一个小时的飞机便可到达，但在当时，却是茫茫草原，人烟绝迹，风沙四起，寻路何难。
就在这漫无边际的荒原上，三辆苏联汽车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地向前行驶。饿了，吃点干粮，冷了，找点牛粪烧火取暖。当时蒙古的草原，绝非今日般的水草丰茂、牛羊成群，而是僻地千里，皆为荒原，加上时值隆冬，雪压冰封，寒风刺骨，一路之上，艰苦异常。荒原本无路，遇有困境，有时还需人来推车，只能日行几里。
好不容易，走出了荒原，而荒原之外，却又是沙漠。
这沙漠比草原更是荒凉，无草，无水，无树，无人，风刮起来满天黄沙，日晒之下，赤地千里。到了夜间，上有苍穹星繁似锦，下无人寰黄沙如海。草原无路，尚可行车，到了沙漠，车也不能行走了，只好改乘骆驼，整整走了八天八夜，才算是走出了这看似无边无际的死亡之海。
就这样，历尽千难万险，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中国西北宁夏的银川。父亲告诉我们，这一路上，足足一个多月，连脸都没洗过一次。在银川稍事休息，他们又改为乘马，日夜兼程，经陕甘大道，终于在1927年2月间到达了西安。
父亲说过，他们从莫斯科经蒙古草原、西北沙漠而来的二十多个同志，到了西安后都已经是衣不掩体了。有一次冯玉祥召见他们这些中共派来的人员，所见到的，几乎个个都是这个样子。
父亲到达冯玉祥部队后，即见到刘伯坚。父亲与刘在法国时就很熟识，同志相见，自是十分高兴。不久，和父亲一起作为先遣队来的王崇云和朱世恒被分配为军里面的政治处长，而父亲则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长。
父亲回忆道：“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
父亲在西安期间主要做学校工作，也曾短期兼在西安中山学院讲课，这个学院也是由我党派人领导的。除此以外，他还参加西安的一些党团会议和革命群众集会。当时西安的群众革命气氛很浓，游行集会自不会少。
在西安的这一段时间内，父亲等人的生活费用是由冯玉祥部队发给的，这种军旅生活当然并不宽裕，因此他们这些共产党派去的同志们，就时常找机会“打打牙祭”。父亲告诉我，那时他们几乎每个礼拜都去西安的鼓楼，敲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的竹杠，让他请客，吃牛肉泡馍。他至今还感叹地说，那时候，能吃到牛肉泡馍就是好东西了！
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冯玉祥的军队里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到了6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突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