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创立国民党后，英明地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使得大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北伐战争战果辉煌。但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民党内部，始终贯穿着左派与右派势力的尖锐斗争。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也始终贯穿着革命和反革命的尖锐斗争。
孙中山先生逝世不久，1925年8月，坚强的国民党左派、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先生被反动派刺杀逝世。这是反动势力企图消灭国民党左派的一次卑鄙阴谋。
五卅运动后，革命和反革命，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共产党在进一步发动群众、壮大党的组织的同时，展开了与国民党右派的坚决斗争。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势力，如北京的“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等代表人物，纷纷组织反动团体，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左派。特别是新右派集团中的蒋介石，表面接受孙中山遗嘱，实际上坚持反共立场。他一边培植和壮大自己的实力，一边暗中进行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行动。
蒋介石为了达到攫取革命军权的目的，必先排除共产党这最大的障碍。1926年3月，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下令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港候用，又反咬共产党阴谋暴动，并逮捕和扣押了李之龙等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为此，周恩来曾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蒋介石一面装作悔过，一面进一步打击和分裂国民党左派。
随着北伐战争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工人武装起义，同时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些斗争，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面对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帝国主义一边派兵加紧对华干涉，一边拉拢国民政府中的右派人物。1927年初，蒋介石便与亲日派人物及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磋商，加紧勾结，并同时公开乞求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以南昌为大本营，霸占地盘，扩充实力，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在江西开始纠集反动势力破坏和镇压农民革命运动，残杀农协会员。
1927年3月24日，英、美、日帝国主义用军舰炮轰南京革命军和平民，死伤两千余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南京惨案”。蒋介石为了向帝国主义邀宠，竟然亲自出马，向帝国主义表示歉意和承担“全部责任”！蒋介石的卑劣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公愤，武汉三十万人集会，公开质问蒋介石。同时，共产党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掀起了一个恢复国民党党权的运动。1927年的3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在共产党配合下，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维护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控制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阴谋。
在蒋介石利用革命达到其独裁目的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也始终干扰和阻碍着革命的发展。
陈独秀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但是，在他作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后，却执行了一条右倾退让的错误路线。他一味主张在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的策略，对北伐持消极态度，甚至公开反对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他还宣扬先达到“民族资本主义之建设”的二次革命论和“在野党”的右倾观点，反对共产党和工农掌握政权，反对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农武装。他认为蒋介石是中派，对其丧失警惕，甚至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大搞所谓的“均势”，进一步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1926年12月，在中共武汉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严重发展，对于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热情和工农革命斗争，认为是左派幼稚病。他主张蒋介石执掌军权，把国民党党权和国民政府权交汪精卫，将整个革命民众运动的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虽然周恩来、瞿秋白、毛泽东、陈延年、刘少奇等坚决抵制和反对，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最后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的策动和支持下，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退让下，1927年3月，蒋介石有恃无恐地开始了他的反革命大屠杀。
3月底，蒋介石首先派何应钦缴了南京国民革命军三个团的枪械，继而袭击了杭州总工会，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4月12日，蒋介石解除了上海二千七百名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查封一切工会组织，大肆逮捕和枪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4月13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召开十余万人群众大会，蒋介石武装镇压，当场枪杀百余工人，伤者无数。三日之内，上海工人被杀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下落不明者五千余人。
4月15日，蒋介石指使广东的李济深又制造了四·一五广州惨案，逮捕枪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此后，又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等地先后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优秀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熊雄等，都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英勇牺牲。与此同时，军阀张作霖杀害了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李大钊，以及京津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
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无比愤怒，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共产党员联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通电讨蒋。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武汉国民政府发布了斥责蒋介石的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蒋介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7年，真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无比悲壮和惨痛的一年。
5月，江西吉安反动军官枪杀革命群众；武汉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叛变革命，进攻武汉；长沙反动军官许克祥叛变革命，屠杀一百余人。6月，许克祥在湖南屠杀一万多人；武汉反动军官何键宣布与共产党分裂，拘捕共产党员；该月10日，汪精卫、孙科、谭延等与冯玉祥在郑州召开反共会议。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并在武汉地区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和工农革命群众。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破坏，一大批优秀的党的领导人被屠杀，日益高涨的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蒋介石逐步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新军阀统治。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的鲜血，染红了江河，染红了山川，染红了中华大地上的漠漠黄土和殷殷绿草，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曾经参加革命，倾向进步的冯玉祥，在这场全国风云突变之中，倒向了蒋介石。
6月10日，冯玉祥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19日，他以集训为名，下令其部全军政治处长集中开封，并逮捕了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共产党员史可轩，将其杀害。冯玉祥一边对其军队中的共产党人进行清除，一边在开封对被囚禁起来的共产党员搞集中营，洗脑筋。
父亲其时在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四·一二以后触目惊心的国内形势早已历历在目，由于他直接和刘伯坚保持联系，因此消息比较灵通，在得到所有共产党员要被集中的消息后，他与刘伯坚、史可轩以及李林等商量，大家一致认为邓应去武汉找中央，而不到开封去“受训”。因此，6月底，父亲离开了西安，经郑州，很快到达武汉。
冯玉祥虽附合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但他毕竟受过进步思想的影响，对大多数共产党人手下留情，并未加害，最后将刘伯坚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礼送出境”。
冯玉祥离开了革命，离开了共产党，他走上了一条崎岖不平的人生之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教训，使他幡然醒悟，最终积极投身于抗日的革命洪流，并再次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反独裁。1948年9月，他应共产党的邀请，从国外回来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幸在途中，因轮船失火而遇难。
冯玉祥将军的一生，是不平静的一生，也是不平凡的一生。本来，他还可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人民和祖国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却不幸早逝。他的夫人李德全女士秉承冯玉祥将军的遗志，为新中国的建设竭尽全力。她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长之职时，其诚恳待人，慈祥勤政之风范，为同志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父亲因为曾在冯玉祥部工作过，所以对李德全女士相当亲切与尊敬。李德全女士于1972年病逝北京，享年七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