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7月间，父亲到了武汉，向中央军委报到。
父亲报到后，旋即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党中央，并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工作。当时的中央秘书长是邓中夏。父亲在法国就已熟识的周恩来此时也到了武汉，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事部长。父亲的工作主要是管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项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次要性的文件。
为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父亲改名邓小平。
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民革命的政府所在地武汉，已处于一片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之中，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秘密状态。这时全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许多地方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大量牺牲，党中央与全国大多数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由于同各地联系很少，那时中央机关的工作量不大。
父亲告诉过我们，陈独秀当时准备在中央秘书长之下设八大政治秘书，他任命了刘伯坚、邓小平等几个人，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八大秘书并未设满，连已任命的几个人也未到任，所以在中央秘书长之下，只有父亲一个人作秘书工作。
父亲以秘书的身份参加了当时中央的各种会议。有一次会议是陈独秀亲自主持的，讨论河南问题。父亲的印象是，陈独秀搞一言堂，主持开会亦相当简单，会议没开多久，他说了一句“耕者有其田”就宣布散会，显得相当武断。会后让父亲根据会议记录起草一个给河南省委的文件。父亲当时刚到中央，既不了解情况，又不熟悉问题，会议本身讨论得又少，因此只写了三百多字。邓中夏看了以后说，太简单了吧，不过这次就这样，下次再写长点。陈独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知识分子，所以当时的文牍主义是相当厉害的。父亲说过，由于他是刚到中央工作的，因此对此事印象很深。
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组织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和张太雷。自此，陈独秀即不视事。
这次中央改组，是一个肃清右倾投降主义的重要转折点。
7月下旬，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邓中夏等相继奔赴南昌，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改由李维汉兼任。父亲和李维汉先前在法国时虽未有机会面晤，但李维汉毕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长”，因此父亲对他的大名可谓早已如雷贯耳。父亲在李维汉的领导下继续工作，并一直同他一起住在汉口一个法国商人的楼上。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建立了新军阀的统治。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财阀的力量，更加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广大工农群众，镇压革命力量。
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由公开转为秘密，党的活动也由公开转入地下。
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革命队伍中的人，有的被杀害了，有的被逮捕了，有的彷徨了，有的惊慌失措了，有的脱离了党和革命的队伍，有的甚至投向了反革命的阵营。
在新军阀迫害下，中国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到1932年以前，约有一百万人死于反革命的屠刀之下，仅1928年1月至8月，就有十万余人殉难。党的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到了1927年底，党员人数由五万多锐减到一万余人。
在这血雨腥风、一片黑暗的日子里，“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陈独秀离开了中央，但新的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却没有停止工作。
1927年8月1日，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直接指挥，发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是在一片白色恐怖和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举行的，虽然它失败了，但却开创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先河，从此，中国出现了一支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人民武装力量。
南昌起义爆发后不久，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下，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战斗，并且决定派遣有经验的干部到主要省区去组织领导农民起义。会议选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9日，政治局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常委，瞿秋白为负责人。
虽然“八七”会议也有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等不正确倾向，但在党的危机时刻，它确实纠正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稳定了党的局势，坚定了斗争信念，指出了革命方向，所以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父亲作为中央秘书，列席了这次会议。
“八七”会议后，为了避开武汉的险恶局势和适应革命运动发展需要，中共中央于9月底到10月初从武汉迁往上海。父亲也随中央一同迁往上海。
上海，位于中国的东海之滨，是全国最大的城市。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方便，因此当时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在上海，有当时在中国已开始发展的民族工业，有已具雏形的金融基础，有较为发达的商业贸易系统。二十年代初叶前后，大批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就是从这一海上通道离开祖国，去远方求学。
由于上海工商业发达，因而在那里形成了一支力量可观的工人阶级队伍。在“五四”运动中，在五卅运动中，在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这支工人阶级队伍早就经历了斗争的锻炼。
1926年和1927年，在北伐战争以波澜壮阔之势向前开展之时，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直接指挥下，发动了三次规模庞大、声威壮阔的工人武装起义。上海的工人阶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北伐军打开了上海的大门。上海的工人和革命群众具有高度的革命觉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党依靠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
上海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祥地之一，近百年来就已成为帝国主义进行殖民侵略的基地。各国帝国主义势力麇集上海，把上海的地盘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各自分一杯羹。这里外国租界遍地，外国巡捕房林立。在上海，外国军队、外国官员、外国商人、外国传教士俨然是世界的统治者和一等公民。在公园的警示牌上，写的是“狗与华人不得入内”！
上海乃黄金宝地，官僚资本、外国帮办、各路封建帮会势力，各种政治派别分子，无不盘桓于此。高楼大厦之上，是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子。阴沟歧巷之中，是流氓地痞的栖身之地。这些见得人的和见不得人的，官冕堂皇的和下三烂的，“正人君子”和魍魉魑魅，统统都纠集在一起，勾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真正的是“剪不断，理还乱”。表面上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骨子里却是污泥浊水、污秽腐烂已极。
上海曾经是北伐军的革命基地，现已成了反动新军阀的势力范围，这里军警森严、特务猖獗。他们到处搜捕，收买叛徒。他们和外国巡捕房勾结起来，大肆镇压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这里，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被捕被杀。这里，同样是白色恐怖的血腥战场。这里，陈延年、赵世炎等著名共产党人惨遭杀害。
正是因为上海具有这样一种十分特殊的环境，因此，我们的党中央，就可以凭借着这错综复杂、无常变化的社会情况，在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在各种派别活动的缝隙中间，站住脚跟，建立机关，开展工作。
这，就是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的原因。
在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并迁往上海的前后，中国共产党一边恢复党的建设，一边继续组织武装起义。
1927年9月，毛泽东受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在湖南举行了闻名于世的“秋收起义”，组建成五千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起义军先攻湖南省会长沙不下，毛泽东迅速总结经验，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把革命力量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这支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于10月到达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在那里创建了第一个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成为中国革命战略任务伟大转变的起点。
紧接着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
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发源地，它经历了革命高潮的巨浪冲击，也遭受了反革命大屠杀的腥风血雨。1927年12月，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下，广州起义骤然爆发。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大为震惊，公然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镇压。起义军总指挥张太雷壮烈牺牲，广州起义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合击下终于失败。但起义军的余部分两路撤离广州，其一路与朱德、陈毅所率起义军在粤北韶关会合，另一路与东江农民起义军在海陆丰会合，继续战斗。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次次地对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沉重地打击，它们显示出，共产党人并未气馁，他们具有坚韧不拔、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他们站起来了，又在战斗了，而且不达目的，势不罢休！
这三大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创建红军，最终以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
有一个人曾发感慨地对我说，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才有五十几个党员，一枪一炮皆无，短短的二十八年后，它居然拥有千军万马，而且夺取了政权，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呀！
是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党，特殊就特殊在它是由历尽苦难的中华民族孕育出来的，特殊就特殊在它的胜利的桂冠是用无数先驱者的热血和生命编织起来的。
是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么一些特殊的人，特殊就特殊在他们是从苦难深重的劳苦大众之中走出来的；特殊就特殊在他们的天下，是凭借着大无畏的英勇气概，用枪杆子打出来的。
他们走出了腥风血雨，毫无畏惧地向着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道路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