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科归吴德峰管，就是解放后当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那个吴老。外交的工作就是负责上海中央与顺直、满洲、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的联系。主要分为南方线、北方线和长江线三条路线。各线再分支线，建立一个全国的交通网沟通上海的中央和地方。文件、钞票和干部、来往人员都需要交通迎来送往。我们在各地都设有交通站，名义上是开店、开旅馆、开商店，来往的交通员可以住在里面。苏区周围就建了许多商店的交通站，以便以采购的名义去接头。搞交通工作的同志都要经过挑选，要非常坚定的人，要用各种手段，要非常镇定。
“搞内外交通，看来是平平常常的工作，但很艰苦，技术性高，责任性很大。每个人都要动脑子想办法。文件可以藏在书本里、棉被里、热水瓶里。有的微形照片还可以放在钢笔里。其他东西可以放在点心、布匹里。苏区送来的经费，有钱票，也有黄金和金银手饰，怎么送？敌人要搜查，就放在扁担的竹筒里，有的买条鱼放在鱼肚子里。总之要想很多办法。
“会计科就是熊老板一个人，他住的那个地方最保密也最安全，只有政治局同意的人才能去，他的那个机关由秘书长直接管理。熊老板负责管理党的经费，政治局决定后由熊老板去发送，政治局派人检查财务的支出情况。中央苏区送来的黄金、手饰都要去兑换，钱票也要兑换，可是又不能拿到一般银行去兑换，怕暴露。于是就利用章乃器的关系。章乃器那时是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的副董事长，他与陈云同志关系很好，但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陈云同志和我找他去玩，顺便叫他帮忙换点银票，他还很高兴，因为银行可以拿点手续费。
“翻译科编制在秘书处，但实际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刘少文是俄文翻译，徐冰是德文翻译，浦化人是英文翻译，还有一个法文翻译。刘少文主要是保持和苏联人的联系。”
刘少文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情报部部长，徐冰解放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浦化人战争年代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担任高级顾问。外交科主任吴德峰担任过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内交科主任顾玉良担任过上海市的领导工作。黄介然老人已是九十一岁高龄，但还常常参加全国工商联的各项活动，实为可敬。1952年他参加亚太地区和平会议时，在中南海怀仁堂还见过我的父亲一面，不过这也已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1990年2月，我在上海看望了另一位革命老人张纪恩。他生于1907年，1925年参加革命，1928年到党的中央机关工作。他和黄介然一样，都曾在上海法科大学念书兼作学运工作，该校的校长是沈钧儒先生。党中央迁上海后，张纪恩开始在永安里135号一个中央机关工作，后来转到五马路的清河坊坐机关，机关的楼下是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
张老告诉我：“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那时候我们开很多的铺子作掩护。我这个楼上原来是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住的，李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后，就不能住在中央的机关里面了，而要搬到沪西区江苏省委的地方去，我们夫妇就调到这里来了。在我这个机关，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都来开过会，会上讨论的是浙江问题和云南问题。我们还接待过许多来往的人。周恩来最注意秘密工作，提倡女同志梳髻子，穿绣花鞋，住机关要两夫妇，不要革命腔。我这个机关属于秘书处管。我曾经在文书科工作过。”
据张老介绍，在党的组织方面，中央有一个直属支部，支部书记是邓颖超。直支的支委叫干事，大约有五、六个干事，其中一个就是恽代英，他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五大中央委员，参加过南昌起义，1928年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31年在南京被国民党杀害。还有一个是张国焘的弟弟，1930年在江西牺牲。支部下面还有分干，几个人组成一个分干，相当于现在的支部。以分干为单位过党员的组织生活。直支的主要任务是秘密工作和保密工作，还负责党员的思想工作，组织党员过组织生活。直支还办有刊物，都是些短小精悍的文章。周恩来、瞿秋白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张老后来调到机要部门工作，他说：“中央政治局开会，邓小平作过记录。他走了以后，叫我作记录。中央很多负责同志都是湖南人，我听不懂他们讲话，作记录可就困难了！”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住的地方和开会的地方要经常更换，而且要找那种在几个弄堂里面都要有出口的房子，以应付敌人的搜查。父亲曾和李维汉一起住过一段，还和周恩来夫妇一起住过半年。那时候，和他工作关系最密切、个人关系也最亲密的，第一要算周恩来夫妇，其次就是李维汉。不过，他那时在中央工作，所以接触人的范围是很广的，像赵世炎、陈延年、李硕勋、邓中夏、罗亦农、瞿秋白、关向应、苏兆征、李立三、顾顺章、向忠发等中央和各地方的负责同志，他都很熟。
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说，1928年党的六大开会期间，“我和任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1928年4月开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1952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当时，每天上午九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部主任和其他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绝大部分中央领导同志都赴苏参加会议，在上海的留守中央继续抓紧开展工作。他们开展反日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勾结英美出卖山东、满洲给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加紧城市工人运动、发展农村工作和加紧对敌军士兵的争取和瓦解工作；他们抓紧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
父亲在上海期间，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作为掩护，他当过杂货店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作为中央秘书长，他熟知所有中央机关的地点和秘密接头地点，对于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他都相当熟悉。当时由于上海市区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外国租界，因此许多街道用的都是外国名字，例如贝当路、福熙路等等。有趣的是，父亲对上海街道的旧名称很熟悉，但却对不上现在的新名字。1991年父亲去上海，上海市的一些同志陪同他乘车观看上海市容。父亲兴致很高，于是便讲起了他们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一些情形。他说，为什么有一条路叫福熙路呢？那是因为这条路在法租界，而福熙则是一个法国有名的将军，因此用这位法国将军之名来命名了这条路。父亲提起一些街道的旧名，还问上海的同志这些路现在叫什么名字。对于这些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年纪较轻的这些上海的“地方官”们，只能面面相觑，无言以答！
父亲在上海党中央共作了一年半的秘书长，在派遣他去广西工作以前，中央本来准备派康生接替他的工作，父亲于是便和他见了面，带他看了中央的地方，那时康生是在上海的一个区委工作。后来中央派康生作了其他的工作，没有接替父亲作中央秘书长。但父亲从那时起认识了康生。
解放后，父亲和康生都在中央工作，工作关系相当密切。特别是在和苏共中央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时，在中央写“九评”时，父亲为主要的负责人，康生是主要的主持人，一时之间来往更多，有时还一起出差。记得有一次到云南，康生让我们所有随行的孩子们都背诵昆明大观楼清朝文人孙髯翁的一百八十个字的巨幅对联，而且还要考试，因此，我们这些人，直到今天还能把这幅不朽的对联一字不差地倒背如流，连我们家最没有“文化水儿”的弟弟飞飞，也能像炒崩豆儿一样地一口气背完。
康生本是个文化人，肚子里墨水又多，故事也多，我们从小都爱听他讲故事。他还带我们这群孩子去他家看他的收藏，就是那些珍藏在柜子里面的各种宝砚。我们最喜欢的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玉石的、玛瑙的、孔雀石的砚台，而他自己最珍贵的则是我们这些小孩子连看也不看的那些青铜器皿和古汉陶砚。我们还看过他的夫人曹轶欧收藏的古字画，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幅是武则天的字。因为当时刚看过京剧《谢瑶环》，对武则天颇有兴趣，因此一看便记住了。康生还特爱看戏，经常在钓鱼台小礼堂组织戏剧晚会，那时候又正值戏剧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京戏、昆曲、川剧、甚至晋剧，什么戏都看。《关汉卿》、《谢瑶环》、《杨门女将》……看得我们如醉如痴。康生还特地推荐和组织观看“鬼戏”昆曲《红梅阁》，李淑君演的李慧娘，真是令我这样的少女为之大大地神魂颠倒了一番。所以，小时候，在我们眼里，康伯伯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瘦长脸是格外有趣和亲切的。
谁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他一改常态，再露狰狞，积极参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并亲手打倒、屈死了无数的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他的那么多珍贵收藏，竟是用各种手段强取豪夺而来。我们更没有想到，他自己所推崇的“鬼戏”，竟成了他用来迫害他人的利刃。
1973年父亲出来工作后，曾带着妈妈和我去钓鱼台十号楼看过康生一次。我们所看到的康生，已是病入膏肓，骨瘦如柴。那时，他为了争权夺利，已和“四人帮”闹得水火不容，于是开口就骂江青，张嘴就骂张春桥。父亲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他时而激动，时而咬牙切齿的怒骂，一言不发。我在旁边，一边听，一边感到惊奇，一边感到不可思议。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康生，后来他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