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夏天，在离北京不远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我去看望了张闻天的夫人，老红军刘英妈妈。
刘英妈妈告诉我：“我认识你爸爸可早咧！”
那是1928年，湖南省委在白色恐怖中受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也牺牲了。湖南党的组织就派刘英到上海，找中央。刘英千辛万苦地来到上海，找到了周恩来，湖南的党组织找到了党中央。
刘英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发展入党的。到了上海后，李维汉就让刘英住到他的家里，假装成他的姨妹子。
刘英妈妈说：“那时候周恩来经常来找李维汉谈问题，每次都带着小平同志，他们就在李维汉的家里开会，那时候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中央还有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和李维汉。李维汉分管湖南的工作。”
刘英妈妈笑着对我说：“我就是这样认识小平同志的。1928年，他二十四岁，我二十三岁，大家都喜欢开个玩笑，所以一下子就熟了。我连问也没问他是干什么的，就小平、小平地叫开了。那时候他很活跃，爱说爱笑。我记得写东西的都是他，很随便的一个人。”
父亲在我们眼里，人很内向，话不多，又慈祥又严厉。只有当他在他的老同志、老朋友之间时，才话也很多，声也很大，还常常哈哈大笑。对于我们来说，真是要凭点想像力，才能想像得出一个活跃开朗、爱说爱笑的年轻的邓小平的形象。
父亲那时候心境开朗，是有原因的。一是到了上海后，党的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复。还有一个原因，父亲于1928年春天，结婚了。
大家一定还记得，在第二十一章里，我提到过一个父亲在莫斯科的同学，张锡瑗。
在莫斯科时，一个是从国内来的十九岁的共产党员，一个是从法国来的二十一岁的共产党员，两人同学不同班，相互很熟识，印象也很好。那时候他们的任务是学习，专心致志地学习，还要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因此，同学就是同学，并未有感情的发展。
1927年，父亲回国后不久即遭遇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他从西安到了武汉，进入武汉的党中央当秘书。这时，他惊喜地遇到一个人，就是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
张锡瑗于1927年秋天，约在八、九月间，经过蒙古回国。回国后她参加领导了一次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张家进行的，因此连张锡瑗当时只有八岁的小弟弟都印象很深。此次罢工后，张锡瑗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的秘书处工作。在这里父亲和她老同学相遇，必有一番喜悦。
不久，武汉中央迁往上海，父亲到了上海，张锡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父亲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
1928年刚过年不久，父亲和张锡瑗结婚了。父亲不到二十四岁，张锡瑗不到二十二岁。
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地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共有三十多人。
当时曾参加吃喜酒的郑超麟老人对我说：“因为上海比较松（1928年10月以前），所以可以办酒席，还有几个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办喜酒结的婚。”郑超麟已经九十一岁了，可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张锡瑗人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学潮的，在武汉也作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你爸爸结了婚。后来我住在一个叫王少兴的人家里，你爸爸在西北军里认识王，他和张锡瑗常到王少兴那里去看他，因此我常见到他们。”
革命老妈妈朱月倩也对我说：“在上海时，我的丈夫霍步青在中央军委工作，我也是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那时我们夫妇和你爸爸、张锡瑗，还有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六个人一个党小组。我们一起过组织生活，一个礼拜过一次，地点换来换去，主要内容是学习。你爸爸是个很好的干部，工作能干。张锡瑗是北京人，一口北京话。我现在还记得她的样子，个子和你差不多（注：我是一百六十厘米高），讲话轻声轻气的，长得蛮漂亮，白净的脸，很秀气，人温柔得很，和你父亲的感情很好。”
1990年我看见朱月倩时，她已八十一岁，她于1909年出生。那么1928年，她和父亲一个党小组时，应该只有十九岁，比张锡瑗还小三岁。周伯伯那时刚刚三十岁，邓妈妈和父亲同岁，也是二十四岁。他们的平均年龄才二十出头，可真是一个年轻的党小组呀！可我想像得出，这个党小组，又是一个成熟、坚定和活跃的党小组。
朱端绶妈妈也告诉我：“我当然认识张锡瑗！她来过我们机关，和我挺要好的。她人很漂亮，性格挺好，挺活泼的，和我一个脾气，很爽快，有话就讲。她的性情温和，很可爱，对人很好，我们年龄差不多，很是谈得来。那时候我们做地下工作，装的是有钱人，所以张锡瑗也是穿旗袍，短头发，穿高跟鞋。恩来同志和你爸爸他们也是，穿长袍，戴博士帽。”
父亲和张锡瑗，曾经有大半年的时间，和周恩来与邓颖超两对夫妇住在一起，那是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伯伯和邓妈妈住楼上，父亲和张锡瑗住楼下。邓妈妈曾经说过，他们常常听见父亲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
我问过父亲，他说：“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又说又笑！”
有一次，父亲沉思般地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父亲和张锡瑗，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更是一对感情笃深的年轻夫妻。
在那白色恐怖的上海滩上，在那巡捕森严的租界地里，还真有这一片纯洁、美好的人间真情存在其中，实在令人看之悦目，闻之清心。
我常常想，张锡瑗是个什么样子？长得什么样？个性什么样？在她的周围，好像有一层既神秘又朦胧的光环，会引起人的遐想和追念。
她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刚生下来的孩子也死了，说起来令人不禁心酸。
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她永远年轻，永不衰老。
她不是我的妈妈，她又是我的妈妈。
张锡瑗在良乡的家是一个大家庭，她有好几个弟弟和妹妹。
大妹妹张锡瑞与她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于天津牺牲。
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张锡珍。父亲和张锡瑗结婚后，就把张晓梅接到上海，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安排于党中央职工部工作。
父亲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有一个同学，名叫徐冰。他本名邢西萍，190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工商业家庭，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党中央秘书处翻译科的德文翻译。
由父亲介绍，徐冰和张晓梅在上海结了婚。
张锡瑗虽然早年去世，但张晓梅和徐冰则一直和我们家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往来，我们叫张晓梅姨妈，叫徐冰姨爹。
徐冰解放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晓梅任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主任。他们这一对夫妇可是活跃人物，因为多年的工作关系，他们和周总理夫妇、叶剑英元帅以及中央的各位领导人都相当熟识。他们两个人都是性格活跃而又开朗，说起话来是大声大气，笑起来是哈哈大笑。他们常请父母亲去统战部吃饭，而我们一去，就是连家带口、老老少少的一大家子人。席间，父亲母亲和他们总是又说又笑的。我们这些孩子们，从小就喜欢这个姨爹和姨妈。他们的女儿叫邢舒，是个医生。邢舒姐姐有一个儿子，叫小猴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人瘦瘦的活像个小猴儿，嘴唇也总是紫黑紫黑的，我们大家都很宠爱这个孩子。
“文革”开始以后，无妄之灾从天而降。1966年8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一次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正式由党中央确认“左”倾指导方针，进一步扩大“文化大革命”，错误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会议。在小组会上，徐冰曾与陈伯达、江青有过面对面的斗争。为此，陈伯达叫嚷要“炮打徐冰领导的统战部”，江青也攻击徐冰“在会上一直唱反调”。不久，“四人帮”即网罗罪名，打倒徐冰。徐冰曾于1932年在青岛被捕过，后经家庭营救出狱。“四人帮”便诬徐为叛徒，加以陷害，并对其进行了长期的监禁和摧残。徐冰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始终坚贞不屈，终于1972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终年六十九岁。直到1979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才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徐冰等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当时为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致悼词。
悼词说：徐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精力。他对人民无限忠诚，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原则。他对和他共同战斗的战友和朋友们，诚恳真挚，热情亲切，对干部对下级宽厚热忱，平易近人。他为不断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成绩卓著。
张晓梅姨妈也没有摆脱“文革”冲击的恶运。在林彪、“四人帮”疯狂批判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彻底砸烂旧市委的同时，张晓梅被罢官、免职，遭到残酷地揪斗和迫害。她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症，在强迫劳动改造中，突然摔倒，1968年4月28日含冤去世。一个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主席团委员、北京市妇联主任，就这样死去了，时年只有五十七岁。
她在1925年，只有十五岁时便参加了北京的进步学生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和军调部的工作，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系特别亲密。组织上对她的评价是：政治原则性强，组织性强，掌握政策，对工作认真、负责、细致、谨慎，考虑问题周密，能够照顾全面。
她的两个姐姐都把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她也把毕生献给了党和人民。1978年2月17日，党和人民为她平反恢复名誉，举行了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他们走了，都这么早早地走了。
但他们终生无悔，因为他们都实现了他们的诺言，为党和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贡献一切，乃至生命都在所不惜。
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后辈们没有忘记他们。愿只愿，后辈们也能像这些先辈一样地光明磊落，一样地奋斗不息，一样地有这种勇于奉献一切乃至生命的英雄气魄。如后世子孙都能如此，那中华民族振兴腾飞之日，也就定会实现了。
感叹够了，议论也发得不少了。还是让我们回到上海，回到党的地下工作，回到党的中央机关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