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几乎从不给我们讲他家里面的事。他离开家乡时只有十五岁，对家里的事情和族中的掌故，可能本就知之不多。只有我的祖母，有时给我们讲一些家乡的故事。
我只知道，我的祖父叫邓绍昌，字文明，一般人只知他叫邓文明。我的亲祖母姓淡，名字不详。在我们家的祖先里，有一个曾入选翰林院，人称邓翰林。可能这个翰林就是我们这个邓氏家族中祖祖辈辈最著名、最光彩的人物了。
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有的说邓氏家族从前是广东的客家人，还有的说，邓小平根本就不姓邓，而是姓阚，名叫阚泽高。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邓小平姓邓，这其实是毫无疑问的。说他姓阚，完全是一个误会，这是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先生，名叫李璜，他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不叫邓小平，而叫阚泽高。他的这一席话，曾经误了不少的文章。有一个时期，竟然许多人真的当成这么一回事了。有一回，我开玩笑地对父亲说：“知道吗？有人把你的祖宗都改了！”
父亲从小到大，名是改了几回，但姓却真的从未改过。
我们家，不是邓氏的嫡传，乃系旁支，所以我们家的人都不知道邓家还有家谱。在封建社会里，正统的观念是绝对的。一个家族中，只有嫡传子孙，才能堂堂正正地记入家谱上面。也就是长子、长孙、长重孙、长重重孙的家庭，才可以记载在簿。我们邓氏的家谱，就保存在邓家老祖宗的这家嫡孙的手中。
这个家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编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撰的。据家谱的《凡例》中说，这个家谱是起自明朝，以前则弗能考也。它说，撰写家谱时，考证了各位列祖的墓志碑铭，因而“俱无异词，确而有据”。家谱后面还真的把老祖宗们的墓志碑铭一一抄录在案，可能是为了证明它的准确真实吧！
《邓氏家谱》，从明时始，记至民国初年。
上面写明：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
这就是说，我们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年间作了个叫兵部员外郎的武官，被派到四川的广安履任，从此开始了我们四川广安邓氏的纪元。而这个邓氏明代以前在江西的情况，因为只有这位鹤轩老先辈一人知晓，可能又未曾告诉后人，因此便失传无考了。我这么揣摸，可能在江西的那些更古老的祖先当中，定是没有什么可歌可泣、可以传颂后世的人物和事迹。如果是孔孟之后，当然不会忘记论宗数典的。
一个家族的家谱，都是由宗亲子孙编撰的，自然要多写点光荣历史了。再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谁知道这个家谱的真伪。于是，我就去找了一套广安县的县志，以资验证。
在《广安州新志》的册二卷十一中的“氏族志”中有这么一节：
“望溪乡姚平邓氏。
“邓氏旧志，其先本江西庐陵人。明洪武中有鹤轩者以荐举南京兵部员外入川，遂籍广安州北姚平家焉。其祖墓均在姚平，有宗祠。”
《邓氏家谱》与《广安州新志》中关于广安邓氏来源的说法是一致的，看来似乎可以信之确凿了。不过，当我翻到《广安州新志》卷首的“历代撰志人姓名”时，我发现，清朝乾隆广安志，是在乾隆三十四（1769年）年由“廷尉邓时敏重辑”。这个邓时敏，就是我在本章开头时提到的那个邓家名人邓翰林。既是邓家子孙参与了县志的修辑，就难免有对其祖先多加誉美之嫌。况且，邓氏家谱，大有可能也有这位邓翰林的墨迹呢。所以，如果以后有人发现了什么关于广安邓氏起源的新说新证，那也不足为怪。
目前，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就暂且以家谱和县志作为依据，追寻一下我们这个广安的邓氏家族，在五百多年的时间里的步履踪迹。
兵部员外郎，是一个小小的官名，大概也就相当于今天的科级干部吧。不过古代的官阶，远不如现在这么多，因此，其职权可能又比科长略大一点。据《辞海》注释，员外郎这一官名原指设于正额以外之郎官，即现在的“编外干部”。隋开皇时，于尚书省各司置员外郎一人，为各司之次官。唐宋沿置，为中央官吏中的要职，明清各部仍沿此制，以郎中、员外郎、主事为司官的三级，得以递升。兵部乃古代高级军事官署。三国时期曾设五兵尚书（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隋唐以后综合设立兵部，为六部之一，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之政，以后历代沿用，至清末方改为陆军部和海军部。自唐宋以后，尚书省各部下属设司为次一级官署。刚才说过，员外郎为司之次官。所以这个官位，虽不算“芝麻官”，却也并不显赫。我对于古代官制的知识实在寡少，因此邓鹤轩这个兵部员外郎如何荐举南京兵部员外郎，又如何入川，的确不得而知了。以后哪位有识之士如有兴趣，加以补注，便真正地感激不尽了。
《邓氏家谱》中，以邓鹤轩为一世祖，明代一共计有九代。编撰家谱的人，自然对自己的祖先要大肆赞美、歌功颂德一番了，所以家谱中所列进士及第的，就有好几位，这里面恐怕有真有假，真少而假多者也。据广安县志记载，只有两位进士，一位是八世祖邓士廉，一位是他的兄弟邓士昌。
下面，我将根据家谱和县志所载记述一下邓氏几位祖先的旧闻轶事。这些掌故的准确与否都无从考证，也没什么要紧的关系，大家可以权当传说和故事来听听。
明代的二世祖，即邓鹤轩之子，名叫邓显，字梅庄。据说此人以文行魁蜀，蜀献王闻其贤，屡聘之仕，皆不应。他的事迹曾载于明代广安郡志。此乃邓氏之一大贤人也。
明代的第八世祖，名叫邓士廉，字人麟，明朝崇祯进士。其人慷慨负气，经史子集过目不忘。曾任广东海阳令和吏部侍郎。明末随桂王入滇缅，官为吏部尚书晋大学士。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年）秋，为缅人所诱，与其他四十一位大臣同时殉难。乾隆四十七（1782年）年赐谥节愍。此乃邓氏一大烈士也。
邓士廉有一叔伯兄弟，名叫士昌，字龙门。明朝万历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之职，后升任浙江处州府知府。其地地瘠民疲，于是尽力抚绥，修堰灌田，民受其利。遂被荐擢为湖广按察司副使，永州道兼摄衡州道。后为人所忌，劾归家乡。此乃邓氏一大贤臣也。
以上是邓氏家族明代的一些先人轶事。原来只知邓家清有翰林，乃不知明亦有忠臣烈士呢！
自清代起至今，邓氏家庭又繁衍了十代有余。乾隆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而这时远在西南一隅的小小邓氏家族也处于兴盛时期，竟然光宗耀祖地出了一个翰林。好像是盛极必衰，风光一时的邓家至此以后竟然逐渐地衰败了下来，书香墨迹不但渐渐无人继承，就连耕田地亩也渐渐失去。据亲戚们讲，到了最后，就连那个最为神圣的翰林的家——翰林院，也穷得卖给他姓了。可见家道中落如此。
前面讲过，邓氏明代八世祖邓士廉曾任过广东的海阳令，后来在滇缅殉国。他有一个儿子，叫邓昉。是邓氏明代最后一代，也就是第九个世祖。邓昉于明末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赴粤东其父之任上。这一家人行至广东高耀县（家谱上如此记载——作者注）三义河的时候，遇到海贼劫夺，举家溺水而死。所幸的是，在海贼之中居然有人发了善心，将邓昉的两个儿子不杀，抛置岸上。邓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邓嗣祖，时年七岁。一个叫邓绍祖，年方四岁。
邓嗣祖，字绳其，乃邓氏清代的一世祖。嗣祖七岁时随父赴粤，在高耀县三义河遇难不死。其时父母俱丧，仆婢尽亡，钱物全无。嗣祖携弟绍祖沿路乞食，流落到一个伍家村。伍家村有个伍员外。伍员外询问了这落难的兄弟二人的来历，大概很喜欢他们，于是大发恻隐之心，把这兄弟二人留下，供其食用，还于书舍教其文学。等嗣祖长大以后，伍员外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不久，嗣祖在广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邓琳。邓嗣祖在广东的时候，因遇考，得遇一个其祖父邓士廉的故人之子李仙根。这个李仙根当时恰为督学使者。这时李才告诉嗣祖其祖父邓士廉殉难之事，并谕令嗣祖回籍。想嗣祖此时一定大悲大恸了一番，然后带领妻儿及弟弟绍祖于康熙十年（1671年）回到四川。嗣祖、绍祖流落在粤二十八年，终于返回故乡，承继家业。据称，嗣祖为人存心仁厚，为乡里称颂，可能与他少时的艰苦际遇不无关系吧。这一段故事，可能是邓氏家族中最动人的一页篇章了。
邓嗣祖一共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在广东生的邓琳，一个是回籍后在四川广安生的邓琰。邓琳生有六子，邓琰生有四子，从此广安邓氏遂分为两大房。邓琳一支为长六房，邓琰一支为二四房。从他们的孙子辈起，开始立下字辈，即是：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燕尔昌荣。我爷爷这辈是绍字辈，父亲这辈是先字辈，而我们这辈，我认为是最难听的型字辈。
还是先说老祖宗吧。
邓琳，字石山，三岁随父从粤东归回四川。据县志上说，他髫龄即能为古文辞，长大后穷研经史，尤喜谈经济。雍正十三年（1735年）任中江训导。训导乃是一种学官，府、州、县学都设训导。中江是清朝四川中部的一个县，因此邓琳的这个训导是县级的。民国时期，各高等学校的训导是专门掌管学生的思想品德的，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者。而清代的训导，则没有这种功能，只是协助同级学官教育所属生员（学生）。可能因为邓琳学识不浅，又为人教育者，所以教导有方。其长子简临、三子亮执同榜甲子举人，第六个儿子时敏中了进士，还作了个翰林。
邓琰，字映华。家谱说他业儒未成，大概就是说学无上进，只好务农了吧。邓琰为人轻财好义，故能够承继祖产。他对邓琳的儿子视若己出，见侄子邓时敏好学，就送给他价值三百挑谷的田地（约合六十亩地）以作膏火（旧时学生学习所用的津贴费用）。其人长寿，享年八十一岁。邓琰虽然学业无成，但看样子却持家有方。他一送给侄子就是六十亩田，证明他当时拥有的田亩至少几倍于此。这种家业，虽不如北方的豪门巨富，但在当地，可能也不算太小吧。我们邓家能够出个翰林，他的的确确是个有功之人。
邓翰林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现在终于该轮到他了。
邓翰林，名时敏，字逊斋，号梦岩。据县志所载，时敏性格温恭谦退，雍正十年（1732年）中举，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及第，遂进入翰林院，授以编修。
翰林，为古代的一种官名。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职掌撰拟机要文书。明清则以翰林院为“储才”之地，在科举考试中选拔一些人入院为翰林官。清代翰林院为大学士执掌，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
时敏入翰林院后，虽只是区区一个编修，但对于当时的广安邓氏来说，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光宗耀祖的大事。时敏在翰林院后升为侍讲，历任江南宣谕化导使、翰林院侍讲学士、通政司副使，最后于乾隆十年（1745年）升任大理寺正卿。
大理寺乃我国古代中央审判机关，职掌审核刑狱案件，其主官称卿。大理寺大概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邓时敏所任的正卿，大概可以称为最高法院的院长吧！
邓时敏的父亲邓琳病故后，时敏奏请圣上，批准他回乡奉母。时敏回广安后，重修了广安州的州志。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时敏再次入朝，官复原职。县志称，时敏任大理寺卿时，审理案件时常常苦心平反，有所得必争，争不得必奏。刚果持正，不稍迁就，同列皆畏敬之。时敏后来因年事已高，乞准告老还乡，诰受通奉大夫，六十六岁时在家乡去世。时敏有子无孙，因此现今世界上，已没有了他的后裔。
如果真如县志所言，那么这个邓翰林、邓大理寺卿，还真是一位有识有品，有学问有政绩的人呢。他的这一辈人，也的确是邓氏家族明清两朝五百年中最辉煌的一页篇章了。
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份事业，要想上进，取得成就真是谈何容易，不知要费多少的心血，花多大的力气，用多少的时间。而成功之后要想衰落，则可能势如破竹，弹指可见。
事业成就，要靠天时，要靠地利，更要靠人和，还是人的因素第一。邓家的老祖先曾为官，曾为儒，曾有业，曾有田，真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一步步竟往下坡路上走去。地卖了，人也穷了。念书不成，做买卖也不成。
家道不济，时运也不济。这么大个中国，曾经多么威风，多么强盛！可到了后来，洋人也来了，还拿着火药长枪，连西太后老佛爷也给赶出了京城。于是开始了赔款，中国人打输了仗要赔款，打赢了仗也要赔款。这白花花的银子，和着中国人的血汗和眼泪，就这么让洋人一船一船地运走了。钱也赔了，地也割了，洋人不但没走，反而更加猖獗了。
洋人欺压中国人，中国人自己也欺压中国人。官大的欺负官小的，富的欺负穷的，有钱的欺负没钱的。到了我爷爷这一辈，国家是疆土沦丧、战乱不断。人民是衣食无着、困顿不堪。这人祸合着天灾，真是把好好一个国家糟踏得不成样子了。四万万中国人中，恐怕足有三万万两千万人处于饥饿贫困的境地。
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就给中国留下了这么一个丧权辱国、民不聊生、千疮百孔、贫困落后的烂摊子。
也许老天爷真是不置你于死地不让你而后生吧！国也罢，家也罢，人也罢，大概也只有在大颓大败之后方能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之后方能变革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