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28687800000017

第17章 向科学致敬,向教育致敬(1)

邓小平是穿着一身白衬衫、一条军绿色裤子和一双黑布鞋走进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室的,陪同他的是方毅、胡乔木和刘西尧。

邓小平看着这些功勋卓著的老科学家们,心情激动。三十二位科学家看着邓小平,心里也很激动,所以这一刻的掌声响了很久。

苏步青激动地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感谢您还记得我。

邓小平说,苏步青,独步数学领域,闻名久矣,我怎敢忘?一会儿要听您的高见啊!

站在苏步青旁边的王大珩,也早就做好了握手的准备,手举得老高。当邓小平走到他面前时,他赶紧伸出双手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连声称谢。一旁的方毅介绍说,王大珩,著名的光学专家,是被王恩茂书记用警车开道送来北京的。

一听这话,邓小平松开紧握王大珩的双手,退后一小步,郑重地向他鞠了个躬,语气凝重地说,王教授,您受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向您道个歉。

王大珩愣住了,甚至全场所有的与会者都愣住了。邓小平这一鞠躬,所包含的政治意味与感情是多么的丰厚啊。

忽然而至的掌声是如此热烈,而且许久都没有平息。最后,是在邓小平的多次恳求下大家才陆续就座的,使这个重要的会议开始举行。作为会议主持人,邓小平在会议开始时就说,今天请大家来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大家都是党中央请来的客人。刚才我看了一下,少数人认识,多数人是闻名未曾谋面,大家都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专家学者。我首先要说的是,这些年,大家都受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道歉。

邓小平再次起身,认真地向大家鞠了个躬。顷刻间,会场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邓小平在先后鞠了两个躬之后,才带领大家进入了座谈会的主题。他告诉大家,这次开会的目的,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问题就从一句话说起,这个世纪还有二十三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究竟从何着手?赶超,某些领域是超,某些领域是赶,要赶上当时的水平,某些领域是接近。任何时期,要在任何领域都超过人家,恐怕不可能。总的水平至少要接近。前一段,我没有工作,一个人胡思乱想,也找少数同志谈了一下。

邓小平接着又讲了一下自己对于科技和教育事业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要搞现代化,必须从科研、教育着手;不从科研、教育着手,赶超是句空话。

他把第一天讨论的重点定为: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赶超的要求?主要包括学制、教材和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和具体措施。

说到这里,邓小平环顾四周,见大家都低着头,竟然没有一个人作出响应。他似乎有些吃惊,但随后便慢慢明白了,这十年“文革”对知识界的禁锢实在太厉害了,尤其是在座的一些老科学家,可以说每个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已经逐渐养成了对一切闭口不言的习惯,这种习惯一时恐怕还难以改过来。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几年前,周恩来曾经开过一次类似的讨论会,当时与会的不少知识分子都以为看到了希望,可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失败。这次的会议是否与上次会议有同样的结果?大家心里没底,所以一时都没有开口。

邓小平看着大家的神色,见一个个都很激动,都像有话要说的样子,但环视一遍后,等到的却依然是沉默。邓小平心里想,万马齐喑的原因,不在他们,在于我们,这十年的政策真是害人啊。

邓小平这时候就笑了笑,提起声音鼓励大家说,今天,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一定长篇大论。“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厉害的,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对科学、教育,对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别的,可能还容易赶一点。科学,特别是教育,要抢时间补课,抢回损失,恐怕要花的精力更大,因为这东西要从小学入手。可不可以要求五年见初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见大效?

这时候,邓小平再次请大家发言,会场依旧一片寂静,无人起身回应。邓小平把目光转向坐在前排的几位专家,向他们投去一种渴望的目光。可是,这几位专家所采取的办法却是回避,纷纷低下头去。

面对这样异乎寻常的冷场,邓小平心里有一种近乎“绞痛”的感觉。他看看方毅,方毅脸上也有一些茫然;看看胡乔木,胡乔木紧皱着眉;看看刘西尧,刘西尧有点张口结舌的样子;最后看看田志远,田志远握着自己的手腕。

邓小平低头想了一下,再一次站起来,双手抱拳对大家拱拱手。他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说,我知道大家有顾虑,但是同志们,你们也知道,国家现在的局面太危急了。我们落后世界发达国家太多,如果再不奋起直追,亡党亡国也不是不可能。

邓小平顿了顿,继续说,“四人帮”污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我清楚,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识大体、顾大局的。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家危难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挺身而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好传统。中央分工,我自告奋勇,管一管科学、教育,外行管内行。我是外行,管你们内行。方毅同志同我一块儿搞,具体事情他做,我的任务就是“放点空炮,助点威风”。

听到这里,会场的气氛活跃了起来,与会的专家们开始窃窃私语。邓小平见自己的话起到了作用,便继续说,大家在这里发言,不用有任何顾虑。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十次都可以,插话也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以讲。这里没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要丢掉。

说到这里,后排有位专家犹犹豫豫地站起来,小声问了一句,“鞋子公司”是什么意思?

邓小平笑了,解释说,今天是朋友相会,在自己家里,可以宽松些,不拘礼仪,不拘小节。有的人年纪大了,穿着皮鞋出来开会,时间长了不舒服,怎么办?所以我说,鞋子公司可以丢掉,可以放松一些,大家不反对吧?

会场上顿时响起一阵笑声,气氛完全轻松了。邓小平于是点将说,苏老,您是一九〇二年出生的,比我大两岁。外国人评价说,您是中国的数学之王,那就请您带个头吧。

苏步青起先愣了一下,然后迟疑地站了起来。邓小平一见这情况,赶紧走过去请他坐下说。苏步青坐下,接着马上又站了起来,看着邓小平,竟有些不知所措。

邓小平知道他激动了,笑着说,苏老,别着急,坐下说,想到一点就说一点。

苏步青坐下,轻舒一口气,整理一下思绪,鼓起勇气说,我是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也被拆散了。现在让我讲道理、提方案,我讲不出来。既然小平同志让我说,我就说说具体的问题。

苏步青介绍说,搞科研,别的条件且不说,首先得有搞科研的人,有个队伍。“文革”前,我领导的微分几何小组有十八个人,都是精兵强将,人称“十八罗汉”,但基本上全是四十至五十岁的人,二十五至三十五岁的科研人员几乎是空白。搞基础理论要靠青年人,有活力,有冲劲,如果年轻的时候理论搞不上去,年纪大了就更不行了。

想起曾经的辉煌,苏步青竟一时感伤起来。

您的“十八罗汉”呢?邓小平问。

苏步青无奈地说,都被拆散了,那时候不让搞科研,把人都派出去。十八个人,有的调走,有的改行搞采购,现在只剩两个人了。我成了光杆司令,想搞科研也没法搞啊。

苏老,被拆散的人还在国内吗?您有名单吗?

都在国内,有名单,苏步青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一张名单。这是他开会前就准备好的。

田志远上前,接过名单,转交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一下,随即转交给方毅,嘱咐方毅十天之内必须把名单上的十六个人都请回来,调回原科研岗位。方毅说好,好。

安排了这一切之后,邓小平想了想,又补充说,不仅原来的人要恢复,还要选拔招收更多的年轻人。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过几年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

看到邓小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安排好了自己的工作,苏步青大喜过望,颤抖着声音说,您这么说,我的信心更强了,数学所一定能再搞起来。

苏步青起了个好头之后,会场的气氛骤然活跃。与会者纷纷站起来,都想发言。坐在第一排的王大珩四处瞧瞧,见大家都站起来,他也坐不住了,赶忙起身。

邓小平看到王大珩站起来,便关切地询问:王教授,一天鞍马劳顿,休息好了吗?你谈谈吧。

王大珩见会议的主持者这样点名,就再也顾不得什么了,痛痛快快地讲了自己想说的话。他说,小平同志啊,过去这几年,“四人帮”残酷迫害科技人员,我实在是深有体会的。他们胡说科技界的特务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还说我们“光机所”是被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派把持的,敌人发展特务比我们发展党员还快。他们采取逼、供、信手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特务集团冤案。在“光机所”,被隔离审查的有二百一十六人,被勒令进“学习班”作检查交代的有一百多人。

王大珩的这一炮一轰出,很多专家的眼眶里都浮起了泪花,一时间会场嘈杂一片,有人甚至不等主持人点名就直接站起来大声发言,揭露了各个省市科学教育界的重大冤案。譬如,长春“光机所”的冤案,就不仅仅牵涉吉林,还株连北京、上海、辽宁、黑龙江等地的科学教育界,几千人都受到了影响。

邓小平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像吉林“光机所”这样动不动就把人送看守所的问题,要抓典型调查,集中解决,为整个冤案平反。先平反再说,个别有问题的另作处理。罪大恶极的头头,要依法严办,绝不姑息。

邓小平的这几句话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但王大珩仍然紧锁着眉头。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又对王大珩说,你肚子里还有什么话,你就再说。

于是,王大珩就说出了“所有知识分子头上都悬着一把剑”的担心。依他看,这把“剑”威胁着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敢怒而不敢言。

说起这把“剑”,起因是一九七一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主持搞了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作出了“两个估计”的定性,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十七年培养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纪要》后来经毛主席圈阅下发给了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

这把“剑”寒光闪闪,剑锋到现在为止还很尖利。在全国很多地方,剑槽里至今还滴着血。

王大珩提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知识分子将永无翻身之日。王大珩说到这里,看定邓小平,他期待着邓小平的定夺。

话音一落,原本热闹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刘西尧看形势不对,赶紧打破僵局说,王教授,不要太激动了,还是说些具体建议吧。

王大珩态度坚决地说,刘部长,我感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进了一次监狱,就不在乎还有第二次了。小平同志把我从监狱里请来开会,我就没有理由不说真话。小平同志,恕我直言,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知识分子是翻不过身的,是难有用武之地的。

此言一出,会场再次陷入寂静,王大珩看大家都没有反应,有些急了,便指着刘西尧大声说,刘部长你是当事人,你当时就对“两个估计”提出了疑问,结果你受到了张春桥的迫害!

这时候刘西尧便愣住了。

说实话,这“两个估计”是刘西尧心里的一块禁区,不可触碰。“文革”期间,他因对“两个估计”提出质疑而受到过张春桥的迫害。他当然对这个问题是很有话要说的,但这偏偏就是“禁区”,“禁区”的边界是毛主席亲手划的,毛主席定下的界限谁敢去突破?就是现在,也远远没有到突破这个“禁区”的时机。王大珩提出的这把悬在半空的“剑”,是难以插回剑鞘里去的,就连此时坐着的邓小平,也一时没有吭声。

刘西尧知道邓小平很难,即便是举办这次科学和教育座谈会,邓小平也是顶着巨大压力的。在这种敏感问题上,千万不能让邓小平再蒙受危险的政治压力了,他毕竟才复出几个月。视他为“复辟”的力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还很有势头。于是,刘西尧想,这个会议不能再纠缠“两个估计”了,缠住这个问题就无边无际了,还是赶快收缩话题,聊一点务实的东西为好。他便和颜悦色地提醒王大珩说,老王啊,你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嘛。

王大珩语塞,不作声了,而会场的议论声却嗡嗡嘤嘤一直没有止歇。

这时候,邓小平觉得自己应该说话了。他轻轻咳嗽了一声。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回避。这确实是一个攸关全局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邓小平知道,这一刻,所有与会的专家都在看着自己,方毅、胡乔木、刘西尧,还有那个小田,此时都在看着自己。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所有的中央高层、党政军各界的负责人,都将就这个天大的话题看着自己。但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呢?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要前进,中国的科技生产力要释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扬眉吐气地工作、创造与生活,都不能绕开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他必须说话。

于是,他喝了一口水,又清了清嗓子。

整个会议室刹那间安静得几乎使人心悸。邓小平缓缓地说,“两个估计”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牵扯面很广,情况很复杂。解决这个问题,要由中央做全盘考虑,正式作出决定。在这里,我不能简单地向大家作出答复。

话音一落,众人面面相觑,神情明显地带着某种希望。

而方毅、胡乔木、刘西尧倒是同时松了一口气,觉得邓小平作这样的答复是比较妥当的,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似乎体现了他的一种政治智慧。他们在这一刻,显然还没有料到邓小平在下面要说出的另一番话,而恰恰是这一番话,使他们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只见邓小平这时候站了起来。邓小平眼观全场,大声说,但是,现在,我可以表达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两个估计”不符合事实,怎么能够把广大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坚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并且是做出了贡献的!

整个会场先是惊愕,后来便突然欣喜异常,专家们交头接耳,喜形于色,坐在前排的那个王大珩更是满脸激动。

邓小平看着全场的激动,也看见了呈现在方毅、胡乔木、刘西尧脸上的那种愕然的神情。他知道大家会出现这种种的表情,因为他表达的观点是这样明确。

邓小平看着与会的专家们,继续站着说话。他说,今天,原本还有两位专家受邀参加这次座谈会,但是没有到场。一位是同济大学的李国豪教授,另一位是科学院的陈景润。他们在干什么呢?李教授正带伤在南京长江大桥的工地上解决大桥晃动的问题;陈景润因为长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科学研究,身患多种疾病,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他们一位是老科学家,是建国后十七年科教战线的领导者;另一位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是新中国十七年社会主义教育培养起来的科学家。对他们该怎么评价呢?我认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是无产阶级的劳动者。他们不是什么“白专”,而是“又红又专”。所以,我请大家放心,关于“两个估计”,不用多久,中央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