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省长说，跑出去的是十四万六千人，幸亏大多数都抓回来了。我们的边防部队是功不可没。边防部队负责人说，报告邓副主席，现在外逃势头还很猛，没能遏制住。最近两个月，是高潮期。
副省长紧接着说，邓副主席，您放心，遏制这股叛逃歪风，我们一定会加大力度。
邓小平放下望远镜，转脸平静地对副省长说，副省长同志，不能只怪人家偷渡，问题恐怕出在我们自己的政策上。
听邓小平这么说，副省长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心里扑通扑通跳，想着这位邓副主席看见问题，怎么老是怪自己，不去怪人家，还讲究不讲究无产阶级专政了？
汽车返回广州后，邓小平觉得自己有些疲劳，但他还是坚持着请广东省委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过来，说要跟他们谈谈话，并且请罗瑞卿、苏振华、韦国清等人一起参加。卓琳劝他不要太着忙，因为看他从宝安回来后，神色有点疲惫，心情也不轻松，于是劝他多歇息一会儿，但是邓小平摆摆手，示意卓琳别再说下去。有些话，邓小平很想说，而且想早一点说，他希望能在广东早一点打开局面，广东是有这个基础的。卓琳深知丈夫的脾气，就再也不提什么了。
邓小平与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一开始进行得并不轻松，因为话题比较沉重，轻松不起来。
农业与农村就是个沉重的话题。
邓小平开门见山说，我下去转了一下，受益匪浅。现在农村中好多东西是搞形式主义，把农民弄得很穷很苦，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
广东省委的同志听邓小平说出这句重话，心里都不安起来，但是广东农村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他们也是心里有数的。说到底，全国农村的情况，恐怕与广东也差不多，一时要改变面貌还真是难。
这时候他们又听见邓小平这样发问：现在大家都在说“逃港”是个大问题，为什么“逃港”呢？
这一发问，在座的各位心情就越发沉重了。这几个月确实是“逃港”的高发期，边境线上传来的消息每天都使人心惊，一边在不断地遣返，一边又是大批的“逃港者”从全国各地蜂拥而入宝安，防不胜防，堵不胜堵，抓不胜抓，也常常闹成流血事件，酿成悲剧。
此时的会见室，一片安静，而邓小平的脑海里此时也出现了一连串令他记忆深刻的画面：连绵不绝的铁丝网，界河泥滩上那一大片奔逃的脚印，那一群被押解遣返的年轻人的脸庞。这些脸庞中还包括那位施家大嫂的痛哭中的儿子，还有那句哭喊着的话——我这里干一天，只有七角钱，对面香港干一天，有七十港币啊！
看着一屋子人默不作声，邓小平自己给出了“逃港”问题的答案。邓小平用沉重的口气说，为什么“逃港”，我看主要是我们的政策不对头，老百姓生活不好，差距太大，这是造成“逃港”的关键。如果我们的政策对头了，生产上去了，生活改善了，老百姓会往外头跑吗？如果我们自己这边干一天的活，也能赚到七十元钱，而不是七角钱，他还能往外边跑吗？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他能扔下不管吗？所以，“逃港”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的政策问题，不怪老百姓，怪我们自己。
邓小平这一番话，说得很直接，一时间便让大家纷纷议论起来。在座的军人与地方上的同志一起点头，都觉得邓小平的话点到了问题的实质。
确实，任何时候都不能怪中国的老百姓，老百姓首要的需求就是温饱。如果社会主义连老百姓的温饱都提供不了，还能叫什么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能够靠铁丝网与枪刺来巩固吗？
在座的几个军人于是一起说，我们要从根本上检讨边境治安问题。
邓小平点起一支烟，放缓了口气说，我看，“逃港”问题，也不能把板子都打到广东身上。香港问题到一九九七年要有个了断，我们现在就要研究这个事情，不能临时抱佛脚。我准备向中央建议，成立个港澳办公室，请廖承志廖公挂帅，抽调一些同志，专门做这方面的工作。
说到这里，邓小平看了一眼坐在后排的田志远说，小田，我看你可以参加这项工作。
田志远马上站起来，应一声：明白。
田志远坐下去，心里想，这倒又是个新任务，看来小平同志确实特别关心港澳事务，自己也应该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多研究些问题。这时候他看见邓小平站了起来，脸上的神色也放松了。
邓小平站起来对大家说，今天请诸位来，不是请你们来吃批评的，是请你们来吃饭的。这些年，广东省的领导很辛苦，工作得也不错。今天晚上，我们几个请大家吃饭，犒劳你们。我还特意为你们点了一道北京名菜，诸位可以猜猜是什么。
在座的所有人都不明白邓小平说的是什么意思，没有人敢搭茬儿。
邓小平笑着说，我点的是“烤鸭”，我请大家尝尝这只鸭子，看看是社会主义的味道，还是资本主义的味道。
广东省委的所有领导同志都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唯有那位跟着邓小平视察的副省长心里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于是一会儿左边咬咬耳朵，一会儿右边咬咬耳朵，向广东省委的几个负责同志悄声叙述着什么。
邓小平说，不用猜谜，我把谜底告诉你们。
屋子里的声音都静了下来。
邓小平说，你们的宝安县，向农民提出一个标准，宣布养三只鸭子，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超过三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据说，省委没有出台这样的文件，是各市、地、县自己搞的，是不是这个情况？
广东省的几位领导都一起点头说，是。
邓小平说，目前农民的生活，非常不好过。大家觉得，这样的政策合理吗？
省委的一位主要负责同志急忙说，邓副主席批评得对！我们学大寨学偏了，学了表面的东西。其实，学大寨最终的结果，是要看农业有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农民的日子是不是好过了。关于农民自养家畜家禽的问题，我们一定放开，我们马上下文件。各位同志，我敢保证，邓副主席今天晚餐请我们吃的鸭子，绝对是社会主义味道。
这位负责人的讲话，引来了一片笑声，而在半个小时以后，他在餐厅里举起一只小瓷杯所说的话，引来了更大的笑声。他那个时候是这样说的：所谓宴请，本来总是要喝两口的，因为邓副主席不喝酒，在座的各位部委领导同志也不喝酒，所以我们今天就免酒了。没有酒怎么举杯呢，那就以鸭汤代替。所以，诸位面前的小瓷杯里，盛的就是鸭汤。
围着大圆桌坐的就餐者都大笑起来，这位东道主在大笑声中又说，现在我提议，为欢迎邓副主席视察我们广东，为邓副主席和军委领导同志的身体健康，干杯！
众人起立，互相碰杯，一饮而尽。
邓小平说，都喝完了？
众人纷纷示意手中的小瓷杯说，喝完了。
邓小平说，什么味道？
大家一齐说，社会主义味道。鲜美。太好喝了。
这时候田志远站起来，笑盈盈地补充说，请允许我介绍一句。这只鸭子，就是宝安县的同志特意从那位多养鸭子的农民大嫂手里买下的，就是她养的第四只鸭子。
就餐者发出了更大的笑声，唯有那位副省长咀嚼鸭肉的时候，面部似有痛苦状。旁坐的一位就餐者问他怎么了，这位胖胖的副省长说，塞牙。
其实他不是牙缝有些堵塞，而是心里有些堵塞。宝安县下发的那份“量化”文件，他是老早就知道的，也是旗帜鲜明地赞成过的。干什么工作，都得有个量化标准，没有标准就不能执行；不能执行，资本主义倾向就要泛滥。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是需要教育的，而现在这宴席上为什么大家都笑得这么放肆呢？当初他们不也是大会小会都在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吗？
想到这里，这位副省长更觉得“塞牙”了，于是借故提前离了席。
当晚，在南湖宾馆曲径的房间里，关于“三只鸭子”的故事，却引起了三位老战友之间一场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