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全国五百七十万考生中，有将近一半的考生，在走出第一天的考场后秉烛夜读，加紧复习第二天的考试科目，准备再次冲刺。而这五百七十万考生中的另一多半，这天夜里却瞅着自己那张没有用过的准考证发怔，有的在哀叹自己的数理化基础实在太差，以至于鼓不起勇气走向考场；有的是因为没有路费，无法赶往县城；有的则是误了行程。
五百七十万领了准考证的年轻人，在这一夜紧张、兴奋、彷徨、忧愁、感叹，他们在电灯下、油灯前、星光里，以各自的方式掂量着这一天。
同时掂量着这一天的，还有北京地安门米粮库胡同五号的主人。邓小平这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几乎一言不发，吃晚饭的时候也是一直沉默，晚饭后许久了还毫无睡意。他甚至连夜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以及田志远叫到家里，说想听听关于第一天全国高考的情况。
他说，没有睡意啊，惦记着孩子们啊。
刘西尧取出随身携带的一大叠刚统计出来的报表，汇报说，第一天的考试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出现大的纰漏。但是，毕竟考生数量太大，而且都十多年没有考过试了，还是发生了很多始料未及的情况。
他说，首先是缺考情况严重。虽说知青们在刚刚得知恢复高考的事情之后，着实激动了一阵子，特别是报名都十分踊跃，但是真正进入考场的却只有三分之一，考场中很多位置都空着。很多学生都是报上名之后压根儿就没敢去考场，还有人到了考场门口却不敢进去。他们痛切地感到，高考对自己来说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了。
田志远补充说，除了刘部长刚才讲的那些自动弃考的学生之外，还有一些偏远地区的学生没有按时到达考场。这是因为考点太少，加上路途比较远，很多考生在路上耽误了，还没赶到考场，结束考试的哨声就吹响了。
刘西尧点点头，继续汇报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知青没有钱，根本就掏不起路费和住旅馆的钱。如果是夏天还好，露天将就一夜，勉强还能参加考试，最多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但是在寒冷的冬夜里，别说是在室外住上一夜了，就是在外面站上几个小时，身体也吃不消。
田志远又补充说，从各地反映的那些情况来看，考场里面也出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有的考生因为不熟悉情况而被判定为“作弊”，其实是有些监考老师没有讲清楚规则，同学们以为还能在考试中翻看教科书；有的老师管理得太不严格，一遍一遍地讲话和罗唆，严重干扰了考生的考试；还有一些考生没有带准考证，考卷上无法写考号；还有一些人带着铅笔去考试，这不符合规定；还有些考生甚至不理解考卷上装订线的意思，直接把名字写在了试卷上。
听完了这些情况汇报，邓小平长时间没有讲话，他的脸容在台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沉郁。邓小平慢慢地站起来说，我们到院子里去走一走吧。两位客人几乎同时惊叫，说这怎么可以，外面已经是零度以下了，还有薄冰。而邓小平却坚持让护士取来大衣，穿上以后就慢慢地走到了庭院里。邓小平一直往前踱步，走到那两棵枝干遒劲的“双龙树”跟前，抬起脸望着满天的星光。夜空中密密麻麻的星星在眨着眼，仿佛也被冻着了。
邓小平长叹一声，说娃娃们不容易啊。突然，他又回转身，目光直视刘西尧说，我们组织考试的准备工作也不充分啊，有疏漏啊。
刘西尧在寒风中点头说，邓副主席说的是，我们有教训，有教训。
这样吧，邓小平沉思了一下说，你马上回去，今天晚上，赶紧以教育部的名义给各省发封明码电报，把第一天出现的问题做个通报，同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大家再加把劲，一定要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刘西尧说，好，我马上就回去。
邓小平说，小田你再留一下。
田志远又陪着邓小平绕庭院缓慢地走了两圈。
庭院里静极了，除了慢慢行走的脚步声和一些风中的枯叶与地面刮擦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
北京万籁俱寂，但是走在这个庭院里的两位踱步者却心潮翻腾。邓小平停下步子，对田志远说，有点像在大别山指挥打仗的感觉了。
田志远说，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
邓小平又不说话了，默默前行，在走到门厅时一挥手说，小田你也回去吧，天晚了。
这一夜，邓小平到后半夜才睡着。考场里那一半以上的空座位，密密麻麻地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着，他睡前泡脚的时间也比平日长了一些。
对于高考第二天的情况，邓小平连夜听了汇报。使他略感安心的是，这一天的考试情况比前一天确实好了不少。
邓小平觉得，这次高考需要好好地总结一下，下一步的招生方案也需要认真研究。这些天，他的案头又叠起了很多信件，反映的问题各种各样，许多都与高考有关。
教育部的几个部长与田志远又一次齐集米粮库胡同。
这一次的商讨，话题是从北京市的一张数学卷子开始的。邓小平取出了那张北京市教育部门设计的数学试卷，这令客人们很惊讶，他们面面相觑，都不知道邓小平是从哪里弄来的这张试卷。
原来邓小平最近听到反映，说北京市的高考数学题过于简单，不利于选拔人才。邓小平第一时间找人调查此事，结果属实。这张试卷，就摆在了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事先让自己的三个女儿都看了这张试卷，结果三个女儿一起摇头说“真的太简单了”。这一刻，这张试卷在几位教育部长与田志远的手中转了一圈之后，又小心翼翼地摆回了邓小平的案头上。几位客人的脸上都堆起了苦笑。
邓小平说，这种简单的考题不像是选拔人才的，更像是中学生的摸底考试，而且最多是期末考试题。按这种标准选出来的大学生，可能会很细心，却不一定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邓小平要求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同调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补救。
话题转向第二个方面，这个话题也是邓小平提出的，那就是扩大招生。邓小平要求马上把这个方案做好。
其实，扩大招生是一个时期以来邓小平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他总是想着要把全国各大专院校的潜力都发挥出来，招收更多的大学生，培养更多的人才。中国的文化断层已经太久了，必须加快速度弥补，而这里面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大学生的素养。
邓小平的这一考虑，获得了在座所有人的赞同。中国人才短缺的现状，大家都是心里有数的。刘西尧点头承诺，扩大招生的方案，马上就做，而且要做好。
接下来的话题，就是高考结束后的阅卷工作和录取工作，这也是整个招生工作中任务量最大、最艰巨的一项工作。邓小平提出，要赶快召开全国高校录取工作会议，研究新一届大学生的录取问题。
这时候邓小平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他问刘西尧，我听说，很多高校不愿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的高中生，有这么回事吗？
刘西尧解释说，有这种情况，很多高校反映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七两届高中生年纪都比较大了，很多人结了婚还有了孩子，把他们招进来，会给学校带来麻烦。
听刘西尧这么说，教育部的几位副部长都点起头来。这种麻烦当然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邓小平的眉头却在此刻紧紧地皱了起来。邓小平说，我们有些同志啊，看问题从来就是这么简单武断，就学不会换位思考。老高中的学生底子好，是我们搞的“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们的学业，耽误了他们的前程。我们要向他们道歉，要帮助他们把损失弥补回来，怎么能怕麻烦呢？
客人们显然都没想到，邓小平思考问题的重点会是这么一个角度，又有点不知所措。
其实，从邓小平眼里看来，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逻辑问题。邓小平首先感觉到的是，党和国家对不起这两届学生。他们大好的青春年华与求知的渴望，都被那场突如其来的“红色革命”打断了。他们被迫卷到了政治漩涡里，有的戴上了红袖章，有的没有资格戴红袖章；有的被称作“红五类”，有的被称作“黑五类”。而且，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无论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都通通地被下到了农村，掌心有了锄头，肩上有了扁担，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对不住他们的问题，是一个感情问题。不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而仅仅着眼于大学校园里可能出现的麻烦，这怎么能是一个领导者所应该具有的思路呢？
一直以来，邓小平对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学生都佩服有加，尤其是对于其中敢于进入考场的这部分考生。这说明这些人十年来始终没有丢弃过自己的理想，还愿意以自己的学识报效国家与社会，这是多么可贵的一代。想到这里，邓小平的手不由自主地拍了一下办公桌。
这一拍桌的动作，让所有的客人都吓了一跳。这时候他们就听见邓小平一字一顿地说，如果我们对他们进入校园也怕麻烦，这样的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显然，这句话说得是够重的。
客人们一起点头，表示接受邓小平的这个意见。邓小平和缓了口气，对教育部的几位领导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妥善解决好。
告辞的时候，刘西尧以明晰的语气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我们一定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是十分诚恳的。走出邓家大门的时候，田志远小声对刘西尧说，刘部长，刚才听小平同志说出“千古罪人”四个字的时候，我真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这个戎马一生的首长，对娃娃们，是菩萨心肠啊。
刘西尧说，别说了老田，他是对的。我们这些人啊，过于事务主义。
举世瞩目的高考终于在寒冬中结束，全国各省市的邮电局刹那间成了“香饽饽”。各地走出考场的考生们，纷纷挂长途电话或者寄信，向各自的家庭报告迎考战果。这一天，田源从西双版纳邮电局挂到家里的长途电话，正好被母亲曹慧听见了。曹慧这两天几乎天天跑来四合院，询问田志远有没有儿子的电话，田志远总说没有，但偏是在这一天，令人等得心焦的电话铃声终于响了起来，曹慧大叫说来了，来了，快呀，老田。
看着腰系围兜的前夫从厨房跑出来时那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曹慧干脆一个箭步抢上前去抓起了桌上那部电话。
果然是儿子的电话。儿子在电话里说，妈，您怎么在爸爸家？你们住一块儿了吗？您放心吧，我觉得我这次考试发挥特别好。对，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历史系。我觉得没问题，尤其是作文。您是不知道，当时考的时候，别人都抓耳挠腮的，我觉得文思如泉涌，那是一气呵成的。写完以后，我觉得心里压抑了十年的郁闷一扫而光。妈，我文章写得好，可是从小受到您的熏陶啊。
曹慧激动得连连应声说好、好、好！填报北大历史系好，妈妈真是太高兴了，你要跟爸爸说话吗？
曹慧还没有来得及把听筒交给田志远，那头的电话已经挂上了。田志远握着发出“嘟嘟”短音的电话听筒，说可能他没钱了，然后接着问前妻儿子到底怎么样。
曹慧满心激动，以至于话都说不流畅了，只是断断续续告诉前夫儿子发挥得很好，尤其是作文写得挺好，但是儿子那一句“心里压抑了十年的郁闷一扫而光”是什么意思，她却解释不了。田志远也一下子解释不了，但是心里却划过了一丝隐忧。
这对昔日的夫妻，在亮着台灯的木桌边坐了许久。曹慧也应邀吃了田志远所烧的那顿简单而难吃的饭。他们断断续续的话题都是围绕田源展开的，没有一句涉及两人关系的未来，也许是双方觉得这个话题，就目前来说并不特别重要。
曹慧临走时又问了一句，老田啊，“心里压抑了十年的郁闷一扫而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田志远说他也不知道，但是此刻他心里的隐忧又添了几分。
当然，远在千里之外的田源，根本不会感受到父母亲对他这句话的担忧，也不会明白他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会连接着一场后来使他目瞪口呆的政治风暴。
教育部在一九七七年严冬的状态，犹如一座嗡嗡作响的大蜂巢。各个司局的工作人员，都如一群群提前降临到首都的蜜蜂，忙得不亦乐乎，许多人连上楼下楼都采用跑步的姿态。
刘西尧抓紧着他的高考录取工作。他自己也是起早摸黑，一个礼拜之后脸都瘦了一圈。
相比考试来说，录取工作显然繁琐得多。特别是第一次改革之后的高考录取工作，对全国各高校和各级教育机关而言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由于时间过于紧迫，不能实现省一级统一阅卷，只能下放到地市一级组织阅卷，但“下放”就容易导致漏洞。刘西尧拍板决定，阅卷工作封闭进行，阅卷人员不能与考生有任何关系。
对于招生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他难以作决定的，都及时与方毅副总理甚至邓小平直接沟通与请示。
譬如，关于要不要给少数民族考生“特殊照顾”的问题，他就向全国招生办和各省招生办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我个人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完全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而且在具体政策上更多地照顾少数民族利益。少数民族考生在文化学习上要克服更多的障碍，在录取上可以采取适当的照顾政策。中央有民族学院，地方院校也可以专设少数民族的科班。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将来便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非常重要。
又譬如，关于要不要给解放军考生“特殊照顾”的问题，邓小平是这样说的：解放军应该是群众的榜样，战士们要在训练间隙进行学习，确实不容易，但这正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也是一种锻炼人才的手段。解放军考生不要照顾，因为照顾反而对解放军不利。这个道理要给全军讲清楚，军委要发文件，而且军队应该保证战士们的学习条件。
刘西尧觉得自己的工作劲头越来越大，他的几个副手也有同样的感觉。现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上下都有了一种共同的认识：一九七七年的这次全国高考工作和招生工作搞好了，对我们这个具有明显人才断层的国家而言，真是一种决定性的推动。这是民族之幸，也是教育部的荣耀。尤其是移用印刷“毛选”的纸张印刷考卷，更是作为工作之余的一种谈资花絮，为大家津津乐道。
邓小平对这段时间教育部的工作状态是满意的，但他也明白，长期笼罩在教育部上上下下的习惯性思维是多么的顽固，而这确实也不能全怪教育部的同志，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国的思想理论问题。如果这些思想理论问题没有突破，全国各个领域的工作都无法有效地推动。
在这一年时近年底的时候，他好几次把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请到米粮库胡同商谈，他希望胡耀邦及其党校的那个写作班子，能在思想理论的研究和阐述上有所突破。
他好几次对胡耀邦说，你们那帮秀才，思想还要再开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