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这篇作文的评分，起初是有意见分歧的。阅卷室里，少数老师认为还是应该给一点分数的，起码这篇文章的题目《攻书莫畏难——我想当个小司马迁》那么有气势，而且通篇看来语言犀利，思想深邃，努力抨击时弊，甚至有许多直接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也有一些话对现行政策颇有微词。甚至有位老师说，从某种角度讲，给个满分都好理解。但是，阅卷室里更多老师并不赞成这篇文章的政治内容，认为这位考生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观点有问题，他居然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这是在公然违背“十一大”精神。
改卷组的组长最后义正词严地对全场阅卷老师说，我同意大多数老师的意见。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现在的党报党刊都还在强调这一点。我们作为基层的老师，也应该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对考生的观点，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评判，而这篇文章对“文革”如此污蔑，恐怕不能给予任何分数，否则我们这些阅卷老师会犯政治错误。这样吧，为保险起见，此文暂时先按零分处理，立即上报省招生办。
田源当日也正在农垦场里用手拉板车运送一批木头椅子，上坡的时候呼哧呼哧地喘，累得像一头牛。大胡子场长走在他后面，心里想，这可怜的小子，再怎么积极可能也是白搭，你的问题大着呢。哪怕你的亲爹现在是中央机关的大官，也不顶用。不过这小子带回的那包北京蜜饯倒很好吃，儿子到现在还伸出小手讨要，嘴里“蜜饯蜜饯”地叫唤。
在全国招生阅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时，参与修改教材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专家，也在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他们起先是挤在教育部的招待所里，居住条件十分局促，甚至还不能保证一人一间，后来由于邓小平的亲自干预，全体专家搬入了条件优越的西苑宾馆，每人都拥有了自己的单间。然而，由于西苑饭店周围环境比较嘈杂，在邓小平的再次安排下，专家们又被安排到了自然环境优越的北京香山饭店。
坐落于北京城区以西二十多公里外的香山，环境十分幽雅清静。这里原是康熙皇帝避暑行宫的故址，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建造，郭沫若亲笔题写了店名。此后，这个香山饭店就成为接待重要外宾的场所。当然，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这一百多名重新编写教材的专家，也是他请来的重要宾客。这个饭店的优雅，与他们从事工作的那份神圣感，应该是相得益彰的。
虽是冬天，大多数树木都掉了叶子，但是香山的鸟儿叽叽喳喳的仍然很多。而饭店大会议室里那些关于教材的争论，也如窗外的鸟儿一样喳喳不停。
夏默连续地听了专家们几天的争论，觉得头脑有些发胀。许多关系当代政治的问题，他一时也拿不准主意。到底要放多少？怎么放？放进去的内容是不是妥当的？这些都不是他拿得准的，而完全照搬国外教材的内容，显然与中国国情也不符。
那天，教育部的李副部长来电话询问情况时，夏默就建议他也抽时间来香山饭店听一听，说这儿的讨论非常非常有意思，但自己也确实非常非常没有办法。李副部长放下电话就赶来了，并且在黄昏时分坐进了那个争论声叽叽喳喳一片的大会议室。
他听见有专家正站起来大声说，过去的中学历史教材有很大篇幅在说“儒法斗争”的问题，而且倾向性是比较明显的。
他又听见另一个专家附和说，是啊，很多学生反映“听了这一段就一个感觉：法家都是好人，儒家都是坏人”，这肯定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在新编教材中是否要进行修正？我看是要修正的，不能再这么糊里糊涂了。
另一名戴黑框眼镜的专家马上站起来反对说，这个问题比较麻烦，毕竟过去这些年，尤其是“批林批孔”以后，我们对儒家一直是持贬斥态度的。我看没什么大问题，该教育的还是要教育，毕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教材。
接着就有两个专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反对，两人几乎一起说，“批林批孔”是“四人帮”的政治阴谋，目的是批“当代的儒”，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现在当然应该纠正过来啊！
那位戴黑框眼镜的专家随即反驳说，如果要纠正过来，那“儒法斗争”该怎么定性呢？它如何体现古代社会的阶级斗争呢？我说过，我们毕竟是在编社会主义中国的教材，对中国的古代史，我们一定要有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历史观，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
然后马上就有更多的争议声轰然而起，一个大会议室里几乎同时开始了七八个小会，大大小小的嗓门搅成了一锅粥。
李副部长听得皱紧了双眉，夏默凑在他耳边说，我听了十来天了，也头痛啊。以前是争论“关于农民战争和农民战争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后来又争论“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该如何把握”的问题，再后来又争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下限以及下限以后的部分，该如何处理”的问题。今天专家们提出的是“儒法斗争”的问题，这全是一些原则性问题啊。
夏默悄声问李副部长能不能定夺这些问题。李副部长说，我哪能啊？哪怕刘西尧部长来，他也定夺不了啊。中国的“农民战争”问题，他能定吗？“儒法斗争”问题，他能定吗？这些专家们讨论的，哪里是“历史”，是“政治”啊！
李副部长思考再三，最后要求夏默把专家讨论中的一些原则问题全部梳理汇总，做成一个上报材料，由他带给刘西尧部长。
夏默问，你不是说刘部长定夺不了吗？
李副部长干脆地说，他马上会把这材料递送给可以定夺的人。
夏默心领神会，说这就对了。
刘西尧见到夏默汇总的《关于中学历史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的请示报告》之后，不敢怠慢，马上就驱车去人民大会堂见邓小平。
自从高考招生工作开始以来，邓小平每隔几天就要召集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听取高考录取情况。他认为，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最后越要注意。
全国高校招考工作已经临近尾声，各省市的阅卷工作已先后结束，录取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些高校已经陆续发放了录取通知书。根据教育部的要求，通知书上必须写明“凡我校录取的学生，毕业后都要服从党的需要，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工作”；此外，还要写明“新生报到时，必须带户口迁移证和粮油关系转移证及商品供给关系，必须每人一张，要注明原地区停止供给时间，从三月份开始由学校供给”等具体事宜。
招生工作中的具体问题确实很多，一点也马虎不得。
邓小平看见匆匆而来的刘西尧，马上就问，录取工作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的确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一些有特殊情况的考生。
刘西尧汇报的“特殊情况”，主要集中在考生的文科考试中，主要是作文涉及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历史观的问题。有的学生文笔很好，但是所持观点引起阅卷老师的争议很大，尤其是一些考生对“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两个凡是”的提法，持有异议。这些考生的作文大多暂时按零分处理，都挂在各省的招生办，悬而未决。
刘西尧说的这些问题，倒引起了邓小平的深思。对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现状以及曾经发动过的各种政治运动，这些经历了生活磨难的考生拥有各自不同的看法，甚至勇于在自己的试卷中大胆表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观点表达得恰不恰当、话说得轻了还是重了，似乎都不应该吹毛求疵。邓小平想，这些娃娃其实还是蛮可爱的，被阅卷老师批成零分、暂时挂在招生办的那些试卷的写作者们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怎么能埋没他们呢？
这些娃娃不仅不能埋没，以后还得要用。
中国最缺的，就是思考与头脑。
想到这里，邓小平从茶几上取过一支烟，慢慢点上，对刘西尧说，我看，要允许不同意见，要鼓励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录取的标准就一个，把人才招进来不能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好的作文，要登报、广播。有争议的要复审，省里解决不了，可直接报教育部。总的原则是，不能埋没人才。
对邓小平表达的至关重要的意见，刘西尧赶紧一字一句地记录，他心里想，小平同志敢说这些话，真是显出了他那与众不同的魄力。那些被批成零分的纸卷，看来是有救了。这时他听见邓小平又说，总的来说，对于这次高考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时间仓促、各省自主命题、地市阅卷、也不公布分数，这些都是今后举行高考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明年高考，要全国统一出题、省里统一阅卷，要让考生查对分数。要总结这次经验，抓紧做好一九七八年的高考筹备工作。
刘西尧听到这里，突然停了笔，并且倒抽了一口冷气。两次高考只差半年，这可是考试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邓小平看着刘西尧脸上出现的那种惊愕，知道他是为如此大的工作量而担忧。但是邓小平想，特殊时期，特殊国情，也真得采取这样的特殊办法，该做的事情还是不能有任何的松懈。邓小平于是建议说，两届可以一起上课，这两届的学生是十年的精英，三十年后挑大梁的。工作一定要做细致，不能愧对历史。
刘西尧合上了笔记本，声音明朗地说，明白了，我们马上修正，稍后再向您汇报。
邓小平说，过几天，我要去缅甸和尼泊尔访问。不过，重大问题我还要过问。基本原则我刚才说了，你们放手去办吧。
临走前，刘西尧把那份《关于中学历史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的请示报告》递给了邓小平，说我这里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请示，这个问题好像有点棘手。邓小平接过报告，大致扫了一眼，问谁起草的，刘西尧说是夏默同志。
邓小平说，这样吧，请你通知夏默同志，叫他跟我一起去缅甸和尼泊尔访问。教材的事情，让他把问题集中一下，路上细谈。
在眼看着要被“埋没”的年轻人中，就包括劳作在黄土高原上的夏建国。
当然，那一刻，夏建国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究竟悬在哪个位置上，但他确实是已经感觉到“悬”了。
夏建国向生产大队借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拼命踩着，往县上赶。
陕北延安乡村，狂风咆哮，大树在狂风中摇摆，干枯的树枝就像一条条狂舞的皮鞭在空中抽打着。满天都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房檐上已经开始结冰了，冰溜子像一根根透亮的水晶柱子，错落有序地挂在上面。
在自行车快到县街的时候，为了躲避一辆迎面而来的小毛驴车，夏建国还摔了一跤，但他马上爬起来，骑上车又踩，连半身的尘灰都来不及掸。
他心急如焚，因为昨天在沟渠边劳动的时候，有个小伙伴一边啃着黑乎乎的硬糜子馍一边笑嘻嘻问他“你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吗？听说隔壁村的小赵已经收到了”，他一听这话心就揪了起来，接着就是整整一个不眠之夜。待到鸡叫的时候，他就决定向队里借一辆自行车，亲自上县招生办打听。
他真正地有了一种危机感。
而就在十多天前，他对自己的高考前景还是相当乐观的。他听邻村一个从县上回来的知青说，县里的大喇叭都在广播一篇高考作文，还说是县里的“状元作文”，写的是体育场里看见邓小平的事，随即还念了好几句。夏建国一听，心里就抽了起来，没想到自己写的这篇文章还与“状元”挂上了钩，那自己能成为大学生应该是一件没有悬念的事了，但是为什么邻村的小赵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而自己这边却毫无音信呢？
县招生办所在的小楼挤满了人，似乎都是来问录取情况的。工作人员一迭声地喊，不要挤，不要挤，一个一个地来。
排队排了一顿饭的工夫，终于轮到夏建国了。夏建国向坐在门边办公桌旁的一位戴八角帽的干部小心翼翼地递上自己的准考证，说，我叫夏建国。
那个戴八角帽的干部，一边瞅着他的那张准考证，一边翻动着一册厚厚的大本子，寻找他的名字，一页又一页，找了又找。
夏建国突然感到自己的双腿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哆嗦，他心里想，怎么搞的，挺住，别这么不争气。
然而晴天霹雳还是响了起来。
其实这个晴天霹雳的音量是很轻的，戴八角帽的干部只是很轻声地对他说，分数够了，但是“政审”没过。
夏建国一下子就好像被电击了，张大了嘴，泥塑木雕般地一动不动。
什么？他问那干部，声音很轻。其实他心里已经完全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八角帽干部看着夏建国惊愕的表情说，高分，但你被拘留过，有现行的政治问题。等着吧，县里已经把你的情况上报省里和教育部了。
绝望之中似乎还有一线希望，于是夏建国依旧轻声地问，要等多久？
像夏建国这种情况的学生，八角帽干部见得多了，所以神情也变得有些麻木。他面无表情地解释说，小伙子，你的分数是很高的，尤其是作文，得了个满分。我们县里出了你这么个高分，也都觉得没录取很可惜，正在争取。听说省里也做不了主，报中央了。
说到这里，八角帽干部忽然话锋一转，说，小伙子，两手准备，要做最坏的打算。要我说，希望不大。
夏建国没再说什么，只是转过身，默默地往外走。
在回生产队的路上，他甚至没有骑车，只是推着那辆哐当哐当作响的自行车慢慢往回走，他需要时间思考，思考县里的争取与上面的决断，思考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思考整个国家的政治命运。他想，自己个人的命运完全是跟国家的命运捆在一起的。自己个人出路的前提，是国家必须有正确的前进方向，不然两者是拧不到一起的。或许，只能走田源曾经试图走过的路，去广东宝安“扑网”或者泅渡，离开这个国家。后来他又想，事情可能还没有变得这么绝望。
于是他飞身上车，继续在尘土漫天的泥土路上哐当哐当地骑了起来。
就如同夏建国这一天的心境一样，身在西双版纳的田源也是坐立不安。眼看一起去县里拿准考证的伙伴们，接二连三都收到了各大学用挂号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自己这边却毫无动静，这算是怎么回事儿呢？自己对试题的估分不是还很有把握的吗？尤其是自己那篇行云流水般的作文，不是很铿锵有力的吗？他甚至多次设想过阅卷老师举起他的作文试卷惊喜万分的表情。
又过了两天，当同寝室一个姓陆的伙伴也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他再也忍不住了，迈开双腿就往县城赶。他走进县招生办那栋熟悉的小楼，上了二楼，向工作人员递上自己的准考证，说麻烦查一查考生田源的情况。
工作人员在一分钟之后就回答他，分不够，没有录取。
田源浑身一震，说，分不够，怎么可能？我的分数是多少？
具体分数不知道。
我要求查分。
今年不能查分。
为什么不能查分？
工作人员有些不耐烦地说，今年时间太紧，根本没有开通查分渠道。你可以走了，后面的那位上来。你怎么不走？你快走呀，我答复过你了嘛，你不要妨碍我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