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又对编辑部的负责人、白头发老吴具体交代说，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用不着署名，在文末把文章的来历交代清楚就行了。你打电话告诉杨西光，《光明日报》的影响大，要他准备多加印一点，以备各方需要。另外，还请他及时联系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请他们都转发，争取来个铺天盖地。
白头发老吴说好，我通知杨西光。胡耀邦便抬头说，大家各司其职吧，文章我来签发。
胡耀邦刚掏出钢笔，白头发老吴却弯下腰，碰碰他的手肘悄声说，胡校长，还是我来签发吧。
胡耀邦看看老吴，问是怎么了。老吴用更低的声音俯在他耳边说，您是副校长，华国锋主席是校长，这篇文章又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您要是签发了，就很不方便。华主席两天后就从朝鲜访问回来了，要是一查问，说这篇文章是您副校长签发的，这影响就大了，还是我来签吧。我反正也这把年岁了，您就让我签吧。
白头发老吴这番话虽然轻得像蚊子叫，但是房间里所有人显然都听清楚了，整个房间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胡耀邦抬起脸，环顾了一下办公室，发现所有的眼睛此时都在看着他，便又问了一句，都怎么啦？
胡耀邦想一想，笑了，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担心，想保护我，我谢谢大家了。可是这个字，我是一定要签的。同志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什么道理正确，我们就说什么道理；什么事情应该办，我们就办什么事情。心底无私，我们何怕之有？我相信，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哪怕天塌下来了，大个子顶不起，小个子肯定顶得起。
胡耀邦说到这里，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轻松了，笑声也随之而起。胡耀邦很快就在《理论动态》的大样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字迹十分流利。
这一发直接轰向“两个凡是”的重磅炮弹，在五月十一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刊出后马上就激起了反响。很多嗅觉灵敏的人发现，这篇刊登在头版下半部分的文章不同凡响，有异样的政治气息。它与头版上半部分刊登的那则领袖活动消息，似乎在思想意味上很有些不相协调。那条新闻的大字标题是“满载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华主席离平壤回国，金主席车站热烈欢送”。
田志远在那天早上就给夏默打了电话，说老夏你看了今天的《光明日报》没有，就在头版，那篇文章的观点跟邓大人的想法很接近啊，看了很受鼓舞呢。夏默说《光明日报》登的，可能是一种学术探讨吧？估计反响也不会太大。
夏默的感觉是对的。这一天《光明日报》所引起的反响，与次日《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发、全国省市级二十三家大报相继转载这篇文章的影响相比，显然不能比拟。这也迅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汪东兴副主席几乎是惊愕了，他随即与政治局委员纪登奎联名致电华主席报告此事，认为此事影响甚大，后果堪忧，请示应付的方针。华国锋踱步想了半天，回复说，还是慎重。
其实，新华社的转发以及《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次日的转载，也是杨西光一手促成的。在当时，只有“有来头”的重要文章才能被新华社转发，或者被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代表军方的《解放军报》所转载。当《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与《解放军报》社长华楠询问杨西光文章的“来头”时，杨西光很明朗地回答，这篇文章是经过胡耀邦同志阅定的。于是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全党、全国随之受到震动。
五月十二号这天，田志远又打电话给夏默，声音很激动，他说老夏你看见没有，全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大有来头啊，而且我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也看到这篇文章了。《理论动态》的文章都是经过耀邦同志审看的，这就说明耀邦同志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他冲在前面了。
就在田志远刚搁下电话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话筒里传来的是前妻曹慧紧张不安的声音，老田你看报纸了吗？我们杂志社的人都像炸了锅一样，大家都在问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央的风向要变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田志远反问说，你们《红旗》杂志下一期登不登这篇文章啊？新华社都转发了。
曹慧说，绝对不会，我们熊总编都瞪出眼珠来了，说这篇文章的政治问题非常严重啊。
田志远放下电话后想，白刃相见了。
他又想，这一天，迟早是要来的。
就在十二号这天深夜，《人民日报》社的第四任总编辑，也就是现任总编辑胡绩伟，在《人民日报》社值班室接到了中国老报人、《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辑吴冷西的电话。吴冷西口吻十分严肃，似乎是在传达更高级别领导人的意见。胡绩伟立即掏出笔，作了电话记录。电话的记录稿是这样的：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作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这电话打了很长时间，胡绩伟记录得手都酸了。手酸还是次要的，心里的沉重才更要命。胡绩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连踱步了好几圈，寻思着要不要把这通电话的内容当夜传达给杨西光。因为这通电话所隐含的政治压力，确实是够沉重的，以后还会不会有接踵而至的组织措施呢？
当然，后来据吴冷西回忆，他那通电话的措辞并没有像胡绩伟的记录稿那么严厉，他只是阐说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应当全面地阐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可是文章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第二个问题，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那么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
第三个问题，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不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错误和修正错误，接着指出，不仅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要修改，而且他们的理论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说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虽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会引起思想混乱。
第四个问题，这篇文章把“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同毛主席过去批判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相提并论，这就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不管怎么说，这个长长的深夜来电所蕴含的意义是十分明确的。胡绩伟想，杨西光要是听到了我的复述，他会不会感到重压如山呢？而审定了这篇文章的耀邦同志会不会也寝食难安呢？因为这电话实在不像是吴冷西同志的个人意见啊。
思虑再三，胡绩伟还是走到了电话机前，向北京一家宾馆的某个房间拨了电话。因为杨西光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还没有来得及把家从上海搬来北京，一直与妻子借住在这家宾馆里。
深更半夜的电话铃声，一下子就把杨西光、季宝姗夫妇惊醒了。杨西光睡眼惺忪地接听了这个他预料中的电话。尽管电话里的声音叙述得很长，但是他的睡意一直没有退去。他毫不惊讶，这样的政治反应，在他的脑海里其实已经预演了几十遍，他早已想明白了这一切。于是接完电话以后，他又接上了睡意，继续倒在枕头上睡觉。
妻子季宝姗使劲把他推醒，问他到底怎么啦，因为电话里的声音在深夜显得特别清晰，她也几乎听明白了一半。然而丈夫回答她的只有呼噜声，以及夹杂在呼噜声中的几句含含糊糊的短语：没啥事儿，没啥要紧的，早就知道了，没问题，快睡吧，别胡想。
然而季宝姗睁眼到天亮，心里咚咚咚直跳。
然而，三张中央大报先后登载这篇重要文章后在全国激起的反响，却是异乎寻常的热烈。北大书报亭的《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都被学生们争购一空。话剧《于无声处》的导演夏建国还把报纸拿到校学生会的道具仓库里，向几位业余演员们认认真真宣读了一遍。他说，今天暂停排练，先学学这篇文章。我有一个预感，这篇文章绝对有来头，对我们以后争取公演《于无声处》也绝对有帮助。
他们这个小小的剧社，每个礼拜都在这间道具仓库里悄悄排练，互守保密承诺，不事声张，生怕引来学校的干预。腿伤痊愈不久的田源每个礼拜两次赶到北大参加这一悄悄进行的排练，心里又紧张又喜悦，觉得干这种事情确实太刺激了。而他的表演才能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都说这个男主角字正腔圆，撑得住台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归功于宗福先创作的这个戏不错，一共四场，说了一个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被通缉的“逃犯”的故事，很别致。
而在军队方面，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连读了两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忍不住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长华楠，说这篇文章你们转载得好，你们有政治敏感。说完肯定的话以后，罗瑞卿还要求《解放军报》多注意部队的反应，多登一些指战员们的学习体会文章。华楠连声说明白了。
罗瑞卿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抓起一听，是副总参谋长杨勇。杨勇说他跟副总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迟浩田商议了一下，决定马上布置在总参认真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这篇文章太解渴了，总参各部不仅要学习好，而且还要以总参的名义写一篇文章表示支持。
罗瑞卿听了心里高兴，说杨勇同志，就这么布置吧，重视这篇文章是对的。这是一篇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你们完全可以组织学习，也可以写文章。
而总政的态度，却一时没有总参那样积极。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当晚来电话向罗瑞卿报告，说总政机关想下一个文件组织各部好好学习一下这篇文章，却在内部引发了一场争吵。有些同志有疑虑，尤其是曲径副部长，他说这篇文章味道不对，明显是冲着“两个凡是”来的，是冲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华主席的，还应该看看形势的发展再定，尤其是不要随便下什么组织学习的文字通知。即便要下，也得先请示一下军委主席华国锋同志。军队是党的军队，不能瞎折腾。
这个电话倒是让罗瑞卿怔愣了好长一会儿。他想，部队内部的思想确实有些混乱，有些同志的思想观念实在跟不上时代变化的要求。部队的思想工作任务很重，他觉得应该找个机会跟这位曲副部长好好谈一次。
那天晚上雾气很重，甚至脸上有蒙蒙细雨的感觉，但是罗瑞卿心绪难平，非让警卫推着轮椅在僻静的小街上转一圈，弄得眉毛都湿漉漉的。警卫再三请首长回屋，而罗瑞卿自己也觉得十二年前跳楼引起的左腿伤痛在隐隐作祟，但仍然坚持着又转悠了半圈。他在雾蒙蒙的夜空中仿佛看见了曲径副部长情绪激烈的面容以及同样激烈的手势，他甚至有逢着飞沫的感觉。他觉得这种激烈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体现了部队不少同志的一种现实思想，同时，从这种反应中也能够更加清楚地感受到《解放军报》转发的这篇文章的分量。
甚至，他想，某些中央高层领导可能也会为这篇文章所恼怒，但这只说明了形势的复杂和斗争的复杂。思想解放的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要过的。如果任凭党内思想僵化，继续“两个凡是”，国家与军队的建设就根本无从谈起，那个要人命的“文革”还有可能卷土重来。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到那一刻，全党全国就会再次遭受浩劫，而他罗瑞卿保不准还会再一次被迫从楼上跳下来。
细雨逐渐浓密的时候，罗瑞卿才扭头对警卫说，推回去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中国农村所引起的反应，远远没有像城市那样敏感和激烈，但是安徽凤阳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刘金锁却嗅出了别样的味道。他那天是在公社开会时从广播匣子里听到这篇文章的，越听越觉得有味道，随后就到公社陶书记办公室把那张《人民日报》从报夹子上卸了下来，并且带回了村子。
他直接冲到夏建红所居的小泥房里，把报纸摊在油灯前让夏建红看。
刘金锁把灯草芯又拨高了一点，让光亮更大，夏建红这就看见了文章的标题以及内文。
夏建红问刘金锁你想说什么。其实夏建红也知道刘金锁想说什么，因为自从返回凤阳以后，刘金锁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改变生产队的记工方法。他越来越觉得这种学大寨的“轰轰烈烈”，挠不到社员实际利益的痒处。人的长期利益，不是光靠几句口号或者在田头插几杆红旗就能维持的。
果然，刘金锁说，你看懂这篇文章了吗？这篇文章特别强调实践！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做得对不对，都得试一试才知道。既然这是党现在的方针，我觉得，眼下真的可以尝试一种新办法来鼓励大伙儿的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