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国说，这都不是问题。你们剧院能答应我们公演，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
第二天下午，学生剧社就开始了在人民艺术剧院的走台排练，人民艺术剧院的工作人员也都积极地配合舞台布置，双方的劲头都很高。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中央专案组派出了专车，把陈云从北长街接到了中南海，殷勤地把他请上了中央专案组所在的办公楼。
在陈云的面前出现了一杯热腾腾的香茶之后，几位专案组的干部就笑眯眯地坐到陈云的对面，各自摊开了笔记本。
一位专案组人员字正腔圆地说，耀邦同志传达邓副主席指示，要我们向陈云同志汇报陶铸一案的复查情况。我们请示了负责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汪副主席，他同意安排这次汇报。同时，汪副主席还指示，如果耀邦同志太忙，也可以不参加。所以，今天我们就没有通知耀邦同志。陈云同志，我是陶铸专案组的副组长，现在我就开始向您汇报。
陈云喝了一口茶，摆了摆手，用缓慢的嗓音说，且慢，同志。我要说明一下，我这次不是来听你们的汇报的，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中央并没有安排我参与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而且我认为，所谓的中央专案组，并不是中央的一个部门，它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林彪、“四人帮”搞的一个很奇怪的机构。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央专案组的使命也应该结束了。案件的复查工作，应该移交中央组织部来管。所以，我今天不是来听汇报的，我是来作证的。
专案组的副组长听了这话，有些目瞪口呆。他朝两边看看，两边的同志似乎也都瞠目结舌。
在安静了一分钟之后，这位副组长很有些尴尬地说，陈云同志，您的话，我不大明白。
陈云一听这话，脸上的表情就更严肃了。他依旧用缓慢而坚定的嗓音说，陶铸同志问题的核心，是所谓的叛徒问题。我是延安时期的中央组织部长，对这个问题作过调查也作过结论。我是有发言权的。我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了，你们中央专案组一次也没有来向我了解过这个问题。因此，我有理由怀疑你们专案组的办案态度和办案能力。
专案组副组长马上说，陈云同志，请您相信，我们中央专案组一直是在中央的领导下工作的。对陶铸的叛变自首问题，我们是作了大量的核查工作的。
陈云说，既然如此，我再重复一遍我的话，你们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来找过我？
这位专案组副组长一时语塞，他再向左右看看，看见其他同志也都垂下脸去，不吭声。
陈云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摞材料，慢腾腾说，你们不找我，我今天也算是自己主动上门吧。这是我查到的有关陶铸同志被捕入狱和出狱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足以证明陶铸同志不是叛徒，而是一位对党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好党员。现在我把这些材料交给你们，希望你们尽快把它移交给中央组织部，尽快为陶铸同志平反昭雪。
说完，陈云就把材料郑重地放到桌子上，起身就走。而在下楼钻入小汽车之前，他又回身向那位一脸呆然的专案组副组长说，我陈云再次建议你们把这个案子移交给中央组织部尽快处理，我们不能再伤害自己的同志了。
专案组副组长连连点头，说我们一定马上向汪副主席报告。
陈云说，你也告诉东兴同志，找时间我专门去拜访他。
专案组副组长连声说，一定转达，一定转达。今天听了您一番话，很受教育，很受教育。
陈云见对方态度这样，也便露出了一丝笑容，说，没有嫌我话多吧？我这人呀，不想说时，慎言；想说时，谁也拦不住。
专案组负责人依然频频点头说，是，是，领教了，领教了。
陈云回到北长街住所后，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似乎仍是心绪难平。他从抽屉里掏出一张纸，摊在桌上，又取过一支笔，拧开笔套，但是迟迟没落笔。妻子于若木走进书房，看他一直发呆，心里纳闷，便问，你刚才去哪儿了？回来就一声不吭。
陈云挥挥手，示意她退出。于若木叹口气，刚出门外，陈云却又向她招招手说，若木，你去和肖秘书说一下，安排我们明天去杭州小住几日。
于若木更加纳闷了，说，下个礼拜你就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了，怎么还想着要出远门？
陈云抬起脸，看着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说，就是因为这次会议太重要，我才要找个僻静的地方好好地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很重要，都要想清楚啊。
于若木盯着丈夫看了半日，知道丈夫不是戏言。这些日子每天都有登门拜访者，丈夫几乎没有时间好好思索问题，她知道丈夫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这个年头是思考的年头，这个中央工作会议又是一个难得的全体中央委员相聚的机会，在这样的时刻她知道丈夫是有话要说的。
而且，陈云若是说话，说的就绝对不是一般的话。
于若木说，好，我马上请肖秘书去安排。
“中办”秘书局的刘鑫副局长，实在憋不住心头的疑惑，悄悄地跑到田志远的四合院，与这位老战友聊天，这一聊，就聊到深夜。刘鑫也不敢叫上其他战友一起来聊，怕情况泄露，毕竟田志远是在部队共事八年的老战友，互相知根知底。
刘鑫总是觉得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三天的自由发言可能会跑题，而且会跑得非常厉害。这个问题，只要想想去年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就知道了。而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他们那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好像一点也不怕跑题，叶帅还说“要放开说”，这里面就很有文章，放开说，放到哪里啊？
田志远同意这位老战友的判断，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会很热闹，但是“放开说”的主意绝对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现在再不把党内的呼声都放到桌面上来，还要等什么时候？
田志远说，老刘你想想，现在刘少奇的案子还没有平反，陶铸还戴着“大叛徒”的帽子，“刘邓陶”就出来邓一个，这局面能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吗？大家心里都有问号啊。再说“四五天安门事件”，明明是首都学生和群众缅怀周总理、希望邓大人重新出来工作，这难道能定“反革命”吗？直到现在，还死死捂着，不给重新评价，这正常吗？现在各省还有很多重大冤案，都说是毛主席定的、毛主席过问过的、毛主席有过话的，通通都在那儿捂着，是不是？不搞实事求是，就伤党员的心，伤群众的心。这么下去，对得住全国人民吗？我们那么多城市家庭的孩子，还都散在全国的农村，接受着无休无止的“再教育”，这哪里是个头呢？我相信，我儿子小源心里也日日揪着。这些问题，总该有个解决啊。总之，我认为“放开说”好，好得很，好极了。问题只有摊开了，摆到桌面上了，我们党能认真对待了，才有可能解决。
在田志远这么说的时候，刘鑫也缓慢地点着头，觉得对方讲的有道理。但是，最终，刘鑫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说一个会议总不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吧？
田志远这时候就哈哈地笑起来，说老刘啊，你怎么有这么多的担心？你这人，在部队就特别谨慎，怪不得你能调去“中办”工作。我告诉你啊，刘鑫，我也不相信会“毕其功于一役”，也不相信有天大的奇迹会发生。但是开这样的工作会议，总归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起码能把“两个凡是”给反掉。现在“两个凡是”还是有市场啊，《红旗》杂志社那帮人还是在那里宣扬啊，包括我前妻曹慧在内，还在那里强词夺理啊。就连小平同志在东北放了那么大一把火，公开点名“两个凡是”，新华社都把这篇讲话转到各部委、各省市区了，中央的大领导还是对大家的欢欣鼓舞不表态，不支持，不吭声，甚至“阴风阵阵”。这种局面，就应该来个兜底翻，这样才能大快人心。
刘鑫是在这一夜的十二点过后才离开四合院的。他一边呼呼地骑着自行车，一边回味着田志远的话，觉得心里踏实多了。我们党就这样沿着思想解放的道路走那么几个快步，看来也不是坏事情。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五天，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起程出访东南亚三国。他访问的是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次出访，他也带上了夫人卓琳，而外交部长黄华也照例随行。
邓小平的精神看上去非常饱满，这使得赶到首都机场贵宾厅为他送行的李先念副主席开起了玩笑。李先念说，小平同志，这几个月来你一直鞍马劳顿，来回穿梭，这么辛苦，但又这么容光焕发啊。
此话一出，跟着李先念一起来送行的方毅与谷牧两位副总理都笑得咧开了嘴。邓小平也笑了，他回答李先念说，今年是马年嘛，我这叫马不停蹄，只是这匹老马也跑不了几年了。
卓琳一听丈夫这么说话，就忍不住插话说，老爷子，去年你可还说过，要再干二十年的呀。
李先念马上说，对，二十年，我看没有问题。
邓小平摇摇头，说，二十年，倒不敢奢望。按理说，你李先念、我邓小平现在这个年纪就应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了。可是不行啊，国家从大乱到大治，百废待兴，我们这几匹老马还得硬撑着驾辕出力呀。先念同志，最近陈云同志的身体怎么样呀？
李先念告诉邓小平，说是陈云身体弱，最近跑去杭州休息了。
邓小平一听陈云去了杭州，似乎有些意外。他凝神想了一想，对李先念说，深秋季节还是北京最美呀。你帮我给陈云同志捎句话去。李先念问是什么话，邓小平却轻轻吟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两句诗：“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这两句诗出自毛泽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李先念听了一愣，似乎觉得不是很妥当，这是毛主席当年劝柳亚子先生不要过于牢骚的戒句，怎么就带给陈云同志呢？但转念一想，似乎明白了邓小平托带此句的主要意思，小平同志是让陈云同志要及时从山清水秀之处脱身，来京城参与风云际会，于是笑着点点头说，我一定转告。
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邓小平走向专机的舷梯，突然又回转身，上前几步，再次与李先念握手告别。告别的时候，他附耳李先念说，还是你亲自给陈云同志打个电话吧。
李先念笑着说，邓公的话我一定带到。
他心里想，小平同志真是细心啊。
他同时又想，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很可能就不是仅仅讨论国民经济与农业的工作会议了。
风从对岸吹来的时候，一些秋天的枯叶就堆拥在湖边，甚至被湖水拍上岸来。
陈云在杭州已经住了两天了，这天他依旧独自徘徊在西子湖边，看着一轮轮有节奏地拍打着堤岸的波浪，以及卷在波浪中的叶子。
这两天的悉心思索，已经在陈云心中形成了一个思想的轮廓。山清水秀确实是有助于思考的。陈云好几次想，怪不得毛主席这么喜欢杭州，他就是喜欢在湖光山色之中设想硝烟弥漫。
于若木从宾馆房间透窗了望，见丈夫老是一个人漫步于湖边，怕他思虑过度，就走出宾馆，向丈夫直步走去。
她越过大草坪，一直走到丈夫身边，挽起丈夫的胳膊，轻轻说这么专心啊，在想什么啊，别多想了，警卫处的同志建议明天弄一只船让我们游游湖呢！
陈云停步，像孩子一样歪着头，端详着自己的夫人，忽然从怀里掏出那张“医嘱勿言”的纸条，递在妻子面前。
于若木看丈夫这个调皮的举动，叹口气说，都想了一个钟头了，再想下去脑神经都要搅乱了。我告诉你，十五分钟之前，先念同志亲自打来电话啦。
陈云一怔，问先念同志说什么。于若木说，没说什么，就是捎来小平同志给你的两句话。
陈云不走了，神色顿时凝重，赶紧问捎来的是什么话。于若木这时候就倒背着手，挺起胸，看着水波荡漾的湖面，字正腔圆地吟哦：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陈云歪着脑袋想了想，跟着念了一遍，只一会儿，就语音清晰地对妻子说，通知肖秘书，明天一早回北京。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那张写有“医嘱勿言”的纸条向空中奋力一扔，眼看着那纸条就晃晃悠悠飘在湖面上，接着就被浅绿色的水波晃晃悠悠载走了。
于若木笑起来，说，不要了？
陈云看着妻子说，你说呢？还能要么？
于若木笑着点点头，说你现在是急着观鱼了。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她都知道她的丈夫想的是什么，尽管丈夫平日言语不多。
陈云挽着妻子的手，越过草坪。他说，小平同志不是怕我有牢骚，他是担心我有意无意地误了中央的会议，其实我哪里会误呢。你是知道的，我这趟来富春江洗洗眼睛，为的就是回昆明湖观鱼啊！
中央工作会议的地点定在京西宾馆，开幕日期定在十一月十日。会议代表在九号就向京西宾馆陆续报到了，各式小车一辆一辆地开过长安街拐入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而北大学生剧社在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演出《于无声处》，也定在了九号晚上。这个日期是夏建国与田源征求了田志远的意见后定下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这个剧的上演以及随后产生的思想轰动，来对即将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产生影响。夏建国还把开演日期的决定打长途电话告诉了忙碌在上海宝山的父亲夏默，他只听父亲在电话里大声说好、好，声音也很激动。
曹慧没想到这天晚上自己首场就看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演出，看到自己儿子的亮相引起了全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她开始只知道这出戏当晚要在北京公演，心里还一直担心，生怕在这个政治敏感时期闹出什么乱子来，所以她在上午进入京西宾馆的时候脸色也不是很好。
曹慧参加的是中央工作会议大会简报组的工作，这跟去年一样。《红旗》杂志社每逢党的重要会议，总是派她去从事这类工作，曹慧对此也熟门熟路了。快中午的时候，她在门厅里遇见了田志远。田志远当然是作为政治代表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她劈面就问田志远，说小源今天要演那个戏了，你知道吗？田志远看她脸色苍白的样子，就劝她别担心，说让他们演吧，无非是一个话剧，而且上海那边都演了几十场了。上海的剧团也要进京来演了，群众都看好这个剧，咱们怕什么呢？
在田志远再三劝慰下，曹慧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这时候他们就看见来自东北吉林省的王恩茂书记走进门厅来报到了，两人立即满面笑容地迎上去。王恩茂一见田志远就哈哈笑，说，好啊，老田，去港澳办工作了？还没祝贺你呢！
于是两人就热烈握手。曹慧这时候也朗声对王恩茂说，您好，恩茂书记。我是《红旗》杂志社的曹慧，参加大会简报组工作，这次分到东北组。您是召集人，我向您报到。
王恩茂说，好啊，简报工作非常重要，就请你多支持我们啦。哟，曹慧同志，我见过你，你跟老田不是两口子吗？怎么，你俩把家搬到会上了？
这话一说，曹慧就尴尬了。田志远也只是笑笑，不吭声。王恩茂这时候也看出了一些端倪，意识到情况有些微妙，于是赶紧道歉说，开玩笑，开玩笑，千万别当真啊。
他一边说一边就赶紧去会议报到处领取文件和房门钥匙，在那里他又看到了来自解放军总政宣传部的曲径副部长。曲径转过脸，见是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于是赶紧敬了个军礼，说，恩茂书记，您好。王恩茂握住对方的手说，是你啊，曲副部长，大秀才。我说，你们《解放军报》最近办得不错啊，旗帜鲜明，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写得特别有锋芒！
曲径一听这话，脸就腾地红了，尴尬地说，胡乱写，胡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