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香港总督麦理浩，一出伦敦机场就驱车直赴首相府邸，想在第一时间就面见撒切尔首相，争取首相的面授机宜。
麦理浩的心里，这些天，始终像有一把火烧着似的。
哈默的访问中国，引动了大规模的后续效应。西方各国的企业界人士接连访华，纷纷寻求与敞开胸怀的当代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机会。这种状况不能不使香港的工商业界着急。人家大老远的都跑来中国了，而香港紧挨着内地，理应得到更便捷的商机。香港如果在这方面落在了潮流后面，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和极端愚蠢的。
其实，内地并没有忘记活跃的香港工商业界。香港紧靠着广东，为什么不在中国的经济起飞中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呢？几个月以前，中国的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强就考察了香港，宣布说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也欢迎贷款。他甚至还在口头上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说我们的邓副总理都知道麦理浩先生会讲汉语，在英国也有很高的政治威望。此后不久，麦理浩就收到了来自中方的正式邀请函。而麦理浩自己也认为，现在这个时机，我应该走一趟北京。
当然，麦理浩心里还是打鼓的。香港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因为香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逼近了一个微妙的时刻，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香港新界九十九年租约期将在十余年后届满。中国政府对此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呢？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经济互动，必然与这个敏感事件紧密相连。
香港命运，牵动英国，牵动中国，牵动香港工商业界。这个大问题不解决，其余问题或许就很难推进。
麦理浩在飞北京前觉得自己必须先飞一趟伦敦，他要听听首相怎么说。
面临关键时刻，英国政府应该打一副什么样的牌呢？
撒切尔夫人会见麦理浩的时候，说话也直截了当。她说，麦理浩爵士，香港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财政收入，以及我国在香港的利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邀请了军方、政治家和经济学者共同推演，讨论了香港的前途问题。我们一致认为，中国的态度决定着香港的未来。
麦理浩说，尊敬的首相夫人，我该做些什么？
撒切尔夫人的回答很明确：投石问路，试探一下中国政府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
麦理浩说，以我私人访问的身份，似乎并不适合直接提出涉及香港前途的政治问题。
撒切尔夫人略略思忖了一下，说，我们可以用洽谈商务的形式作为切入口，间接打听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的态度。这是我的智库机构为您提供的合适的建议。
麦理浩打开撒切尔夫人递来的这份文件，看见文件上清楚地写着这样的字样：建议询问中国，香港政府对在所有新界土地的批租契约中所注明的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这一期限，能否修改为本契约“在英国统治这地方的时间内有效”？
麦理浩本能地合拢文件，表情严肃地对首相说，请恕我直言，这是很危险的一招。如果我们得到否定的答案，或者这个答复被公开，都是很不妥当的。这样我们就会更加被动，也会给香港稳定带来更大的问题，反而不利于香港本身的利益。
撒切尔夫人却不以为然，说，麦理浩爵士，我们猜想此举理应成功。因为，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没有也不可能有扼杀一只可以孵化金蛋的金鹅的愚蠢想法。
麦理浩说，明白，夫人。
麦理浩在飞往北京的途中，心情一直沉重。他其实是不太同意撒切尔首相的想法的，认为这样去探测中国政府，过于莽撞。但是作为港督，他又不能不完成来自伦敦的这一指令。
他在北京很快就见到了邓小平。会见的地点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是他见过多次的。而那位新任港澳办副主任的田志远先生，则是首次见面。彼此握手的时候，大家脸上都堆满了笑容。
双方寒暄之后，麦理浩对是不是要提出香港来内地投资的想法还有些犹豫，但邓小平的讲话马上就打消了客人的这一犹豫。
邓小平开门见山就说，我知道，很多人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是不能讨论的。但香港有它的特殊性，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八年，十八年的时间并不长，到时，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无论将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
麦理浩想，果然被我言中，“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就是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而且还是“这个问题本身是不能讨论的”，可见中国政府底线之强硬。首相夫人所要求的“试探”，看来就是这个结果了。
麦理浩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脸上依旧不动声色，说，副总理阁下，香港的国际投资者很担心“九七”之后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您怎么看？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我可以直接回答你。中国政府的立场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我再讲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请他们放心，即使“九七”以后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对于邓小平的这句“即使‘九七’以后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的重申，麦理浩的内心又一次感到了震动。他想，中国这位矮个子领导人的底气怎么会那么强硬？看来他对这个问题早已是深思熟虑过的，甚至是“沙盘推演”过的，英国政府对此万万不可大意。
怔了半晌之后，麦理浩又问，尊敬的副总理阁下，我回香港以后，对香港人怎么说？
邓小平手一挥，干脆利落地说，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
送走麦理浩后，邓小平问廖承志与田志远，你们两位看今天的会见怎么样？
廖承志与田志远回答的都是同样的感受：既说明了我们中国政府届时要收回香港主权的立场，又明确表达了欢迎香港投资者到内地投资的意愿。这两者不是矛盾的，而是有机衔接的。香港投资者是应该受到鼓舞的，因为他们看到了即便“九七”之后他们的社会制度也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
邓小平点点头说，是啊，我们应该清楚表达我们的立场。香港问题将近一百年了，牵动着九亿中国人民的心啊。
邓小平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他的思绪似乎回到了五年前。那是初夏时节，北京的街树都开出了花朵。那一次是毛主席会见英国的前首相希思，当时就谈到了香港问题。记得毛主席当时是这样说的：“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还不到。”然后毛主席就抬起手，指着邓小平说：“这个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吧。”
邓小平心里想，毛主席说的是对的。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一重任，不可避免地就落在这一届中国政府肩头了。义不容辞地、坚定地挑起这副担子，挑好这副担子，是自己的责任。
这不仅是对人民的交代，也是对历史的交代。
邓小平下的“香港主权在我”的决心，应该是正确的，不容讨价还价的。
当然，为了确保香港的稳定与它持续的经济发展，保留它现在的社会制度，也是必须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政治上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思想开放，要有崭新的政治设计。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进行这种设计。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解决香港问题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思路，廖承志与田志远都点头说，明白了。
为邓小平提出的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倍感兴奋的田志远，与妻子曹慧商量妥了，准备就在这个星期天举办一次家宴，把他的兴奋之情向他的老战友们以及新老邻居作一个扩散。田志远想让他的好朋友们一起为此发出惊叹，这种预想中的朋友共鸣使田志远很是兴奋。
而且这次家宴所用的主食，并不是曹慧拿手的“老北京炸酱面”，而是田源的“大洲煎饼”。这是田源的要求。他说，已经在西城一带负有盛名的“大洲煎饼”，也应该让爸爸的好朋友品尝一下了。
应田源的要求，这次令人兴奋的家宴成为了一个两代人的聚会。夏默的儿子夏建国、女儿夏建红与夏小妹，以及老邻居任大力的女儿任燕都兴高采烈地参加了。
夏建国与任燕是手拉着手走进这个四合院的，这对年轻人的恋爱已经公开化了。任大力对女儿的选择，早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曾经激动地对女儿说，人家建国现在是新党员，他爸爸成了国务院专家组的组长，咱家那是高攀了。话没说完，肩膀上就挨了女儿一掌。女儿说，就你那么势利，拖后腿是你，说“高攀”也是你。
这一对年轻人的恋情公开化，倒是引起了曹慧的嫉妒。她凑在端着油乎乎的“大洲煎饼”进门的儿子耳边说，你看看人家建国，你都三十了，还没见哪个姑娘跟上你呢。是不是还老是收着那些香港来信啊？那个拉提琴的姑娘靠谱吗？人家在资本主义花花世界里，能对你真心吗？你可别死心眼上当啊。
田源却笑嘻嘻对母亲说，妈，您怎么越来越聪明了？连我每天想着的是谁，您都明白。我现在上床睡觉前，脑子里不过一遍提琴的乐曲，那就睡不着。
主人田志远见两代客人都到齐了，忙不迭招呼大家说，快坐下，快坐下。我们今天是豆浆加煎饼的野餐啊。
但是令田志远始料不及的是，在这次感叹一片、笑声一片的家宴散席时分，他还是与老战友曲径争吵起来，闹了个脸红脖子粗。而他的这位老战友开始进门时，还明明是一副专程上门道歉的模样，根本不是来吵架的。也同样使田志远始料不及的是，曲径最后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焰，竟然被一个中学生轻轻一句话就彻底浇灭了。
由于人数众多，这次家宴就摆在了宽敞的庭院里。前院夏家与后院田家的方桌都拿出来拼成了一张大桌子。五月的和煦的阳光似乎是一道甜美的佐料。桌子上高高垒起的热气腾腾的“大洲煎饼”，其香味，其口感，都令客人们十分惊异，一个个赞不绝口。
在客人们的赞扬声中，掩不住得意之情的田源拦住了爸爸，说您慢点讲您的香港问题，先听我讲讲煎饼问题。于是田源向叔叔伯伯以及他的伙伴们讲了自己如何在父母的支持下，在夏建国与任燕的鼓励下，与陆大洲一起成了第一批新一代的“个体户”。他们独创的“大洲煎饼”已经征服了西城区方圆三五里地的老百姓，区工商局也来总结了经验，《北京日报》记者也进行了采访，任燕所在的新华社也为此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田源与陆大洲已经成为许多回城待业知青自谋生路的一个活教材。田源说，别看我每天的脸和手都油腻腻黑乎乎的，可是我的心明净得很。我就想在邓大人的政策里走出一条知青的新路子。
说到这里，田源又拿出舞台上角儿的架势，一步跨上花台的边缘，挥起拳头说，我和几位知青战友商量了，我们要在煎饼摊的技术上组建一个神秘公司。我们已经去工商局询问过政策了。我们要成为新一代的企业家！你们都看着吧，舞台上的“四五英雄”，将成为中国新时代的一个什么样的英雄！
田源的话引起了一片噼噼啪啪的掌声。刚升入中学不久的夏小妹鼓掌尤其起劲，掌心都拍红了。
田源的介绍也使得夏建红激动起来。她也拦住田志远说，田伯伯您也慢点讲您的香港大事，也先让我汇报几句我们安徽凤阳的事儿。于是，她向在座的各位讲述了她在小岗村田头所产生的惊异之感。据她介绍，小岗村夏季作物的长势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好过，绿油油的一片。而人们的勤快程度，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么多年来从未见过的。人们天不亮就出工，直到天色完全黑了才回家。她说她起先也不知道奥秘何在，好些日子之后才打听到，原来是她奶娘的儿子刘金锁鼓动大家分田单干的。她说她开始时吃惊不小，为了“旗帜”问题和“道路”问题，与刘金锁悄悄吵了好几回，但后来看到农作物的长势这么喜人，她也就沉默了下来。当然，她到现在都还没有向公社汇报这个情况，她为整个小岗村隐瞒着。她现在觉得这仿佛也是一条路，虽然“境界不高”，但却能扎扎实实地通向丰收。
说到这里的时候，田志远插了一句，什么境界不高？丰收就是最大的境界。
紧接着夏建红说话的是她的父亲夏默。夏默也向大家报告了这几个月来他内心的无比感慨。他先是讲述了宝钢的神速建设和发展，后来又讲述了哈默所投资的中美合资企业的起步。他总结说，我们中国如果按照这样的路子超常规地发展，中华民族赶超欧洲各国以及我们的东邻日本，都不是没有可能的。别看中国目前这么落后，不消二三十年，面貌一定焕然一新。
说到这里，曲径也激动起来。他说，我今天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我只想谈几句我的教训。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就向老田表示了歉意，我那天不应该老是把“主权”挂在嘴上，差一点就误了那个哈默老头飞来中国的大事。其实，让哈默的私人飞机降落在首都，这也彰显了我们的主权，说明我们国家有能力吸引国外投资，有能力用人家的钱来发展我们自己。这一点，我真是服了邓副主席了。我过去老是觉得邓副主席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是觉得他另搞一套，现在才悟到，他那一套才是让我们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路数。曹慧，你说是不是？
曹慧连声称是，说自己的思想这几个月也变化很快，还说整个《红旗》杂志社近来都在经历思想上的脱胎换骨。不要说总编辑熊复同志连连作检讨，就是一般的编辑也都一个个观念全变，现在满口都是“实事求是”，再不说“凡是”什么的了。我们编辑部甚至有位同志还说干脆把刊名也改了得了，可以改成《求是》杂志。当然也有很多同志不同意，说“红旗”怎么能倒，“红旗”一倒，我们还称什么红色国家？又有人说，“求是”又有什么不好？“实事求是”才是根本意义上的“红旗”。
这时候田志远就插话说，其实名称无所谓，只要理论正确就行。依我个人看，“求是”还比“红旗”更贴切一些。
说到“求是”这个话题，来自“中办”的刘鑫忽然感叹连连。他介绍了他这一时期参加刘少奇案复查工作的一些情况。他说现在才明白，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所谓“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的各种揭发材料，原来都是逼出来的。那些所谓的“检举人”，要是不按照专案组的“意旨”签字画押，根本不让你有好日子过。以你全家老小的政治前途来威逼你，吓唬你，勒索你，不给你喝水，不让你睡觉，最后逼得你乖乖就范。什么“铁证如山”，明明是法西斯式的“逼供”。说到这里，刘鑫的眼睛都红了，说没有想到我们还采用这种手段在搞“专案”。他又长叹一声说，我以前思想也真够保守的，总觉得“两个凡是”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讨伐。现在看来，国家要败在“凡是”手里了，“刘邓陶”都要平反，不平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