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副社长穆大江说，邓小平正式复出到现在也不过两年，这两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先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历史上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再是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在组织上的调整，再是经济建设上突破各种条条框框的飞速前进、国家外交局面的打开，甚至整个国际政治格局都因为我们中国而进行了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也有利于今后台湾的回归祖国。我们新华社上上下下都在感叹，我们的报告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情振奋过，真是要为我们这个神速变化中的国家三呼万岁。
田志远一边啃着“大洲煎饼”，一边不失时机地插上嘴说，你既然说到台湾问题，就该让我讲讲香港问题了吧？我这次请你们来，就是想聊聊我在这方面的兴奋。不向你们说说这种兴奋，我就几乎睡不着觉。
于是田志远就一五一十地向大家叙述了香港问题的由来。他说，香港的割让和那个中英不平等条约，一直是中国人心头的痛。现在英国人还想越过九十九年租借期这道坎继续占有香港，而我们有些人说“现在不必得罪西方国家，香港问题保持现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现在不是要积极跟西方国家做生意吗”，就连我们港澳办公室内部对此都有各种不同的想法。而现在小平同志下的决断是太振奋人心了。香港主权坚决要收回，一百年的民族耻辱一定要洗刷，这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不管英国人在未来的十余年里采取什么花样，中国人的原则立场绝不改变，甚至不惜以强硬手段收回主权。
田志远说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听见所有年轻人噼噼啪啪的掌声了，其中夹杂着曲径的“打打打”的喊声。
田志远说，老曲，你“打”什么？
曲径说，打英国鬼子啊，就像当年林则徐一样开炮啊。
田志远摇头说，我看不至于到这一步。中国这么强大，中国人的立场这么坚定，他英国人自然会审时度势。老老实实降下英国国旗，跑回伦敦去，才是英国人聪明的做法，也是唯一的做法。当然，小平同志也说了，香港可以长期保留香港的政治制度，我们只要主权的收回，我们不改变香港人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
夏默听到这里就插嘴说，那也就是说，港督走了以后，我们也不派我们的总督？田志远说，我想也应该是这样。我们的官员没有治理他们那种社会制度的经验，怎么去领导他们的运作？
田志远与曲径的争执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满脸惊愕的曲径突然扔下咬了一半的煎饼，指着田志远说，老田你这算什么话？既然回归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了，怎么能不按照我们的政治制度去办？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一个国家的政令与军令必须统一，这是常识，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块地方不听中央政府领导的？那还叫什么收回？那还不如老样子呢。我作为一个军人，就听不得你这种似是而非的话。
说到这里的时候，曲径的脖子上已经显出了青筋，两只眼睛也瞪如铜铃，一副今天不辩个清楚就绝不肯善罢甘休的模样。
大家一时都愣住了。田志远也摸摸下巴，没有开口，寻思着怎么回答这位容易冲动的老战友。今天这个高高兴兴的家宴，可不能因为一场小小的硝烟就闹得不欢而散。
恰在大家一时沉默的时候，夏小妹这位中学生却说话了。夏小妹带着稚气未脱的口吻，仰着脸面对曲径说，曲叔叔，我们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都还没有建设好，如果香港回来了，按照我们那样子搞，它的繁荣没有了，老百姓穷了下去，那我们收回香港，不是要让全世界笑话吗？
夏小妹的这个简单而朴素的问题，却一下子叫曲径呆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而就在同时，这个四合院的庭院里已经响起了一片爽朗的笑声。
穆大江不失时机地打圆场说，咱们现在再换一个话题吧。我们新华社的任燕这次有幸跟随邓副主席去了美国，新鲜话题一大把，就请小姑娘来摆摆龙门阵吧。
于是这顿家宴的其余时间都交给了任燕。而在任燕充满欢乐的叙述中，曲径一直低着头没有吭声，但他的这种沉默与沉思并没有影响他的胃口，他一共吃了五只煎饼才罢休。
从北京回到香港的麦理浩爵士，在第一时间就把邓小平所表达的决意收回香港主权的信息报告了伦敦，引得撒切尔首相的眉结好长时间没解开；也在第一时间把邓小平所表达的欢迎香港工商业界来内地投资发展的信息转告了香港商会，引起了香港工商业界的一阵激动，纷纷谋划如何利用手头的资金、技术与内地合作发展。
香港报纸所做的大幅标题，也是开门见山的：邓小平请投资者放心，“九七”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决心解决香港问题，香港将与内地共同繁荣！
一直在香港开展业务的交通部香港招商局袁庚局长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当天就召集了业务对策会议，还连夜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标题是《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他的设想是这样的：可以在毗邻香港的广东深圳市（1979年1月，宝安县改名为深圳市）搞个工业区，用香港的资金、图纸、专利和全套设备经营生产。有利的条件是明摆着的——宝安离香港这么近，大片的土地空置着；再则，那里劳动力多，比香港便宜不知多少。
当然在开会的时候，担心的声音也是有的。有人说，在内地划一大片土地，我们进去搞事儿，内地能允许吗？政策变化了怎么办？以前内地是连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掉的。另外也有人担心说，如果我们搞大了，将来被广东省一口吃掉，人财两空，怎么办？
袁局长在那一刻是把拳头敲在桌子上的，连茶杯盖都震得跳了起来。他豪情万丈地说，我们招商局一百多年前就是个开放的阵地。虽说那是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但是毕竟为我们中国引进了那么多西洋先进技术。我们“香港招商局”的牌子既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摘掉，诸位同人还在努力工作，那就更应该冲破束缚，放手大干。我相信中央，尤其是邓副总理，他会支持我们的设想的！
几乎是同时，香港商会副会长罗启民也豪情万丈地给国务院写了封信，提出希望能回广东开设工厂，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民族工业做些事情。谷牧副总理接到这封信，连读数遍，觉得这是一个信号。闸门一开，必会有很多后续的效仿，这将是一股资金与技术的洪流。
第二天，谷牧就带上田志远去了米粮库胡同。邓小平戴上花镜，仔细阅读了罗启民先生的这封热气腾腾的信。他问田志远有什么想法。田志远说，我当然认为这是好事。港商的投资积极性很高，说明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决心稳定了香港民众。他们有信心了，不仅不跑，还愿意来内地发展。
邓小平又问谷牧怎么看。谷牧想一想说，我们现在的开放政策得到香港对岸的认同，港商已经从中看到了商机。这些年新加坡、南美很多国家都发展起来了，就是采用引进外资兴办工业的办法，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这是一套被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广东靠近港澳，条件得天独厚，大有搞头。罗先生回来做事，或者其他港商都到广东来做事，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听谷牧这么说，邓小平忽然笑了起来，点着谷牧说，这么说，你是“走资派”喽？
谷牧一愣，也跟着笑了起来，说为了解放思想，发展国家经济，当回“走资派”也无妨。
邓小平连连说要得，要得。这时候谷牧又赶紧递上了来自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的报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请邓小平过目。
邓小平略略看了一遍，忽然说，两位请先回吧，我要思索一下。
这一夜，邓小平办公室里的亮灯时间超过了往常。保健护士催了两次，邓小平都挥挥手让其退走。他站在墙上的一幅大比例尺中国地图前，目光不停地扫着香港与站在香港身后的块头很大的广东。
王秘书走到门口的时候，闻到房间里的烟味比平时重了好多，但是他没有吭声。他知道邓小平现在思考的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因为来自香港招商局的报告，以及来自香港商会罗副会长的信，此刻都摊开在邓小平的书桌上。
沉思中的邓小平看见了站在门口的王秘书，不由问了一句，你是陪我去过新加坡的，觉得怎么样？
王秘书觉得这个问题好大，一时回答不上来，就嘿嘿一笑，没有吭声。他心里也明白，邓小平并不是在问自己，他无非是心里在琢磨这个问题。
果然，邓小平又慢慢地踱起了步子，显然也没有急着要王秘书回答的意思。
邓小平确实是想到了新加坡。去年，新加坡之行给邓小平的一个莫大的惊奇就是，这个面积只有六百九十三平方公里的袖珍国家，自一九六五年独立后，经济发展极为神速。这个国家缺乏土地，也缺乏资源，而且当时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们是如何突围的呢？应该说，这与李光耀总理的远见卓识是分不开的。他听过新加坡方面的详细介绍，正因为当时的新加坡制定了许多吸引外资、发展多样化经济的政策，才有效地提高了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
新加坡的经验，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中国也有类似的发展瓶颈。
邓小平又一次走到了地图前，而且嘱咐王秘书取来放大镜，仔细地看着广东省毗邻香港的那块地方。
那个地方过去叫宝安县。他去过，他看到过许多连绵不绝的铁丝网，以及成群的被捆绑着押回内地的“逃港者”。
应该是这块地方，他想。
他转脸对王秘书说，拿一支红铅笔来。
接着，他又对王秘书说，等等，接通陈云与李先念的电话。看来应该马上碰个头会商一下了，把广东的习仲勋也找来。
从广州飞赴北京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下了飞机就直赴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工作会议。他是有备而来的，心里涌动着不少想法，而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就夹着一份厚厚的在广东建立出口加工区的报告。
广东如何依靠毗邻香港的优势率先实现经济起飞，是他这几个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央的政策支持，而且这种支持要快，时间不等人。
因此，他在这次工作会议上说的第一句话就语惊四座了。他说，我今天就是来放炮的，我要向中央要权！
这一刻，习仲勋看到所有与会者的脸上都露出了微微惊愕的神情，连陈云与李先念的目光都直视着自己，唯有邓小平坐着纹丝不动，仿佛知道他接下去会讲什么话似的。
于是，习仲勋接下去说，希望中央能让我们广东先走一步，利用广东毗邻香港的有利条件，搞出口加工区。
说到这里的时候，习仲勋就让自己的随行人员把业已准备好的这份建议报告，呈递给了坐在主席台上的诸位中央领导。
习仲勋简单介绍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强调说这是广东省委近一段时间以来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所形成的重要建议。他提高声音强调说，如果广东再不迈开步子，经济再发展不上去，广东人民还在穷困中生活，那么“逃港”的严重问题就还将持续，难以遏制。
听到“逃港”两个字的时候，怀仁堂里所有的与会者心情一下子都沉重起来。
事实上，一九七八年，在偷渡之风越刮越大的时候，习仲勋就曾轻车简从，到宝安进行实地考察。也就是在这次考察中，习仲勋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与宝安隔海相望的香港，灯火通明，车水马龙；可宝安县却冷落萧条，人烟稀少，两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幕使习仲勋相当不是滋味。更令他感到痛心的是，他走访的当地民众都表现出了对“逃港”的理解，许多人甚至向往。他痛感到，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陷于穷困，那么人民就不会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产生信任感，“逃港”现象也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无论是刺刀还是铁丝网都没有用。
习仲勋介绍完毕自己的设想，放下手中稿子，直视着主席台，提高音量大声说，如果中央给我点政策，让我搞一搞，广东省的经济一定能搞上去，我有这个把握！我再重申一遍，利用我们广东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搞一个成规模的出口加工区，我认为，发展上去没有问题。我讲完啦！
习仲勋的这个想法，听上去似乎过于大胆。献出自己的一块土地，按照人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来搞，这在理论上算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吗？
会场一片静默。有的人托着下巴，有的人摸着鼻子，有的人推推眼镜，许多人把广东省的这份报告翻得簌簌直响。
李先念沉吟着问，办出口加工区，你们广东想搞个试验田？
习仲勋在李先念的目光中看出一点犹豫，马上解释说，我再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引进外资，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办工业！
会场又陷入了沉默。
这时候谷牧发言了。谷牧咳嗽一声，清清嗓子，用不轻不重的声音说，依我看，广东想搞试验的想法很好。现在国际形势对我们而言十分有利，很多西方资本都表达了想来中国投资的想法，我们一定要抓住利用外资的机会。广东离香港、澳门近，商品经济历来很活跃，外贸历史悠久，加之广东的海外华侨也特别多，所以，在广东搞个出口加工区，对我们赚取外汇很有帮助。
会场内的反应似乎仍然相当犹豫，谷牧又提高音量说，我们搞经济还是要大胆一些。在广东划片地方，搞个局部的试验田，是可行的。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需要一块试验田。失败了也不要紧嘛，往回收就是了，一小片地方，是可控的。
这时候就从会场的角落里传来一个谨慎的声音：搞这种性质的“加工区”，好多问题会很难，会牵涉到关税、法律等，这些都是大问题，甚至是原则问题。中央对此要仔细考虑。
又有个声音呼应说，是啊，还有一个税收问题。港商投资，怎么设定关税？跟外商一致还是不一致，这可是个敏感问题。一样了，予人口实；不一样了，跟内地一样。人家能来吗？定多少啊？这根本没办法弄。还有，办这个出口加工区，人家能相信我们吗？我们拿什么给人家的投资作保证呢？
这些问题一经提出，整个会场就嗡嗡嘤嘤地热闹起来。赞成的，反对的，保留的，怀疑的，各种观点都有。后来邓小平就建议说，大家可以深入讨论，不忙下结论，今天上午的会议可以就开到这里，但是同志们，我们会有一个结论的。
“我们会有一个结论的”，是什么意思呢？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到底是赞成还是保留呢？走出会场的习仲勋一直惴惴不安，但又心急如焚。他想，这个问题一旦搁置，又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广东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要是得不到发挥，经济就很难短时间内起飞。这对广东是个明显的损失，对国家也是一个损失。从谷牧的表态积极的话里分析，邓小平似乎应该是投赞成票的，为什么他一时间不表态呢？
是这个问题过于敏感了？
过于敏感的问题，是需要时间的。邓小平是个战略家，他一定是在拿捏时机与分寸。
习仲勋的这一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午后，他就得到了邀约，与邓小平在中南海的林荫道上散步，陪同的是谷牧。
邓小平一见习仲勋就笑着说，仲勋同志是心急如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