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司马昭在接见刘禅的时候，问刘禅：“你还想念蜀地吗？”刘禅说：“在这里很快乐，不想念蜀国。”这就是“乐不思蜀”成语的由来。
跟随刘禅来到洛阳的前蜀国旧臣谷正听说这事儿，连忙求见刘禅说：“如果以后晋王（指司马昭）还这么问你，你应该流着眼泪回答说：‘父母的坟墓都远在蜀地，一想起这事儿，心里就难过，没有哪一天不思念蜀国的。然后你就闭上眼睛，作出深沉思念的表情’。”
不久，司马昭又问刘禅想不想蜀国，刘禅就如谷正说的那样对答，然后闭上眼睛。司马昭说：“怎么竟像是谷正说的话呢？”刘禅吃惊地睁开眼睛，傻里傻气地望着司马昭说：“对，对，正是谷正教我的。”
司马昭不由得笑了，左右侍从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司马昭这才看清楚刘禅的确是个糊涂人，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没有想杀害他。就这样，刘禅活到了公元271年，在洛阳去世。
而同样下场的南唐后主李煜作为亡国君主被俘到沛京，就似乎“聪明”得不合时宜。宋太宗派人监视他，发现李煜写了许多怀念故国的词，又后悔不该杀了替他保江山的大将。宋太宗觉得李煜“贼心不死”，就用毒药把他毒死了。由此看来，刘禅在司马昭一再跟他提起故国的时候，表现得木讷无情，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谁知这个昔日阿斗是真扶不起来的白痴，还是他为了保全身家性命的一种韬晦与心机呢！
而三国时的蜀将张裔，就是因为不知道收敛自己，在事关性命的当口，应该“糊涂”却表现得比对方聪明而差点丢了小命。据史书记载，张裔，蜀郡成都人，在他担任益州郡太守的时候，当地一个大头领叫做雍阉的背叛蜀国，把他抓起来送到吴国去了。后来吴蜀两国和好，诸葛亮派邓芝出使吴国，要他会谈之后请求孙权释放张裔。张裔被送到吴国好几年，他一直未那么显露自己的身份、才能。因此孙权也还只当他是个平常的俘虏呢！于是邓芝一提起，他就同意释放张裔。待到张裔临走的时候，孙权才接见他。一来呢，孙权这人好开玩笑，二来也似乎是要试探一下张裔的才智如何。因而孙权问张裔说：“听说蜀地有个姓卓的寡妇，私奔司马相如，你们那儿的风俗为什么这样不讲究妇道呢？”
孙权借了这个发生在蜀地的故事来取笑张裔。但张裔也没示弱，对孙权说：“我认为卓家的寡妇，比起朱买臣的妻子来，还是要贤惠一些。”张裔说的也是汉武帝时候的故事，不过发生在会稽郡吴县，有个叫朱买臣的，起初家里很穷，他妻子嫌他寒酸，和他离了婚，后来朱买臣发迹，当了会稽郡太守，他的前妻又来依附他，最后到底感到羞愧，自己上吊死了。张裔用这个故事，对孙权反唇相讥。孙权没占上便宜，又换一个话题，对张裔说：“你回去以后，一定被重用，不会做普通老百姓，你打算怎样报答我呢？”张裔巧妙地回避了如何报答孙权的问题，只表示很感激孙权释放他，说：“我是作为一个有罪的人回去的，将要交由有关部门去审理，倘若侥幸不被处死，58岁以前是父母给我的生命，从这以后就是大王您给我的了。”张裔这段话说得很得体，孙权很高兴，谈笑风生，并流露出他很器重张裔的神色。
张裔刚辞别孙权走出宫廷的侧门，就很后悔在孙权面前没能装傻。于是立即动身上船，并以加倍的速度航行。而孙权也果然认定张裔是个难得的人才，怕他为蜀汉王朝效力，于自己更为不利，遂改变主意不想让他走了，不能为己所用，也不能让其成为自己的对手。立即派人来追，直追到吴蜀交界的地方，张裔已进入蜀国地界数十里，追兵才无可奈何地回去了。看来，聪明人有些时候也要装装傻，装傻也是一种智慧，张裔起初没装傻，幸亏他及时意识到了，才得以逃出虎口。
厚黑处世之道中的“糊涂”，是该糊涂时别明白，绝不是一味地“糊涂”，而是掩盖真实企图的表演，所以厚黑处世时要把握好厚黑的尺度。
在处世中，有时故意装糊涂确实能更好地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夫妻之间有时对待一些问题，糊涂一些是比较好的，它能避免误会，而且能给双方一个充分地冷静下来考虑的时间，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尽量少地伤害夫妻感情。
10.得意之时不忘形
做人金典：得意之时不忘形，盛时常做衰时想。
有些人只知道争取而不知及时引退，只知道生长而不知终将衰亡，只知道获利而不知所得必失。我们不要无限度地盲目追求成功，追求名利，要实事求是，居安思危，自我警觉。虽然我们的才能有超常发挥的可能，但并非无条件地超常发挥，如果忽视了客观实际，仅凭主观盲动，只能造成追悔莫及的后果。
以曾国藩为例，当攻破太平军天京城以后，曾国藩兄弟的威望达到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而且还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外，还节制浙江、河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
曾国藩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当时湘军将领已有10人位至督抚，凡是曾国藩所举荐的人，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清政府为控制曾国藩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另一方面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也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辞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拟章奏咨禀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大受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辞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辞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余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营里，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然而，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几天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军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在此种情形下，曾国藩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忠心；让九弟曾国荃挂冠归里，功成身退；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
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合统治者心意，于是顺水推舟同意遣散大部分湘军。又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仍然委任他为握有实权的两江总督。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让权减职之举，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朝廷对他的猜忌，而曾国藩最终也可保位及人臣的官位。曾国藩与清廷之间在政治上的这种交易与默契，当时朝野上下，包括曾国荃，能够深刻地领会这种计谋的没有几个人。
在中国古代常有树大招风、功高震主的事，一些手握重权者难免会受到上层的猜忌和打压。他们采用的办法是自断臂膀，让权减职，清除隐忧，明哲保身。上述历史经验，带有较浓厚的封建政治色彩，反映了古时统治者内部矛盾与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领导与被领导者是一对矛盾，如何处理好上下级关系是一门学问。下级做出了成绩，确实不能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更不应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更重要的是，在成功的同时，要看到以后的征程。在大喜的日子里，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有些人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往往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以致种下祸根，到头来后悔已经晚了。谦受益，满招损，做人既要有做老大的志向，更要有当老二的心态，具有这种心态能让人吉祥多福。
人一旦成功，如果不警惕，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又有多少成功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个人在高位上待久了，就自觉不自觉地妄自尊大起来，脾气也变得怪异。他处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他站在与白云接壤的高处，看到的都是挂满红飘带的彩色气球，他根本看不清老百姓真正的脸色，也不了解群众的意见，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成功是值得庆幸的。但也要看到，居功自傲时会有多可怕。一个人、一个团体，若高高在上，脱离民众，便到了危险境地。俗话说，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历史上有多少人摔了下来，今后还会有人继续摔下去。这就叫“亢龙有悔”。
并不是所有站在高处的人都会摔下来，明智的高位者不会有摔下来的“悔”，但他有另一种的悔，他知道自己已经处在了人生事业的最顶峰，高处不胜寒，应该往下走了，应考虑功成身退了。切不可贪恋权势、享乐与私利，赖在高位昏庸处世，随时都可能出错，成功者可要警惕呀！
所以，当一个人的成就发展到巅峰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能看到成功的一面，也要能看到不足或遗憾的一面。只有正确面对现实，及时发现不足，才不至于让错误的东西也跟着发展。当疵病和错误尚未显示出负面影响时，及时抑制住，是明智之举；反之，如果让疵病和错误搭快车飞腾，势必使之扩大和铸成“悔恨”。所以，当达到人生事业的顶峰的时候，更要加倍小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