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权力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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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一大国耻。

除了耻辱而外,焚经典、坑儒士还表征:中国人善于“破旧立新”。把存在的文明消灭掉,建立新文明,这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一种思考方法。秦始皇破天荒地实施了这一思路,并将之留给后人。

焚书起源于博士淳于越与李斯的一场辩论,这是士大夫与官吏之间的一场辩论。要害问题有两个:一个问题是文化可不可以传承?另一个问题是,士大夫可不可以议论学问与朝政?

这个问题,西方基本上解决了。而中国,却在两千多年中苦苦地寻求答案而未得。

关于第一个问题。博士淳于越认为,没有听说过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李斯针锋相对地说,五皇各有不同,夏商周也是各行其制,并不存在“师法古人”的问题。

淳于越阐释问题不太清晰,李斯对他的反驳纯属狡辩,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说别的,周朝对殷朝的继承就是有目共睹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斯声色俱厉地指出,不能让士大夫们乱发谤言,不能让他们“入朝心里指责,出朝街谈巷议”,一句话,就是必须堵住读书人的嘴。唯如此方能维护帝王尊严。

中国由封建政治转换为皇权专制政治,如此大事,只小小的一个回合就中止了讨论,一锤定音,书籍大多被焚毁,其中虽有大量滥书、伪书,更有许多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文明被付之一炬,不得不从头再来。

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也是焚书的必然步骤。坑儒起因于侯生、卢生发泄了一些对秦始皇专制不满的言论并离他而去。这气坏了秦始皇,非追究不可。秦始皇让御史做了一个花名册,上册的460多人悉数被活埋。秦始皇长子扶苏好意进谏劝阻,恳请父皇三思,结果被发配到北方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秦始皇死后扶苏被赵高所害。

秦之前,再残民以逞的统治者也无法彻底封士大夫之口钳百姓之舌。在一定程度上,言路还算是敞开的。显然,秦始皇对此极为不满,听他人之言而惴惴,闻街头巷议而惶惶。坑儒的真正目的是以酷刑诛士大夫之心,从而以儆效尤。试想,400多人被活埋,那场面也够惨烈的了,谁还敢言?正所谓诛人诛心者。

有意思的是,历史与秦始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被秦始皇焚的“书”,恰恰成为西汉之后各朝各代皇帝的统治依据,成为被奉为圭臬的道统。被坑之“儒”也恰恰成为帮助皇帝巩固江山的栋梁,不仅不能“坑”,还要重用——当然后来的儒也学乖了,不再像淳于越那么动辄露出“反骨”,“反骨”渐渐变为了媚骨。阿谀奉迎,卑躬屈膝,无所不用其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秦的迅速灭亡与其焚书坑儒的暴行具有最直接的关系,其它都是次要的。即使是从维护集权统治的需要考虑,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也非上策。任何统治,如若一无道统支持二无群臣趋附,终将是难于长久。秦始皇仅依靠李斯等少数几个人为其鼓噪,仅凭赤裸裸的杀人暴政维持统治,当然难于持久。

人们都知道“要历史地看问题”,然而即使历史地看问题,焚经典、坑儒士也是不可饶恕的。与世界其它地方同时期文明相比,显然中国的文明中缺乏民主的胚芽与对人以人道主义关怀。秦始皇的权力空前的畸形、残暴,充满了血腥与反人权、反人类。他的严密统治完全是以民众为假想敌的,他制造了一个牢笼,不许民众越出牢笼一步。这样的政治,没有丝毫“进步性”可言。至于统一了度量衡,那属于政治之外的问题,兹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