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鬼神的观念从原始社会时期产生以来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国家最大的事情有两个，一是祭祀上帝鬼神，二是从事征战攻伐。所以，能沟通人神关系的官吏巫、祝、卜、史等就具有很高的地位。统治者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占卜一下，看看吉利不吉利。当周武王指挥的大军在牧野大败商朝军队，朝歌危在旦夕，商纣王死到临头时，他还大呼小叫地胡吹自己从天受命为王，天帝会保佑他的性命。
不过，从西周建国以后，周公从商纣王的灭亡中开始怀疑天命的可信程度，提出了“敬天保民”的主张。认为能否保住自己的政权，关键在于统治者有没有德，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败，天帝的权威也进一步没落。当时不少进步的思想家尽管还没有正面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却肯定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对某些自然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已有所认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孔子提出了自己进步的天道观。
一方面，孔子并不直接否认天命的存在，甚至赋予天某些人格的特征。他说：“上天赋予我圣德，如果得罪了上天，便没有祈祷的地方了。”另一方面，他又赋予天以自然的属性，使之具有某些自然法则或事物规律性的含义。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他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意思是说天不干预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这显然是受了老子“天道无为”思想的影响与启发。孔子进而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对于鬼神的问题，孔子也表述了大体与天命问题相同的见解。由于时代的制约和孔子本人对孝悌观念的重视，孔子也不从正面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采取了“敬鬼神但要远离它”的态度。这是因为，一方面孔子当时还难以产生明确的无神论观念，另一方面，他又感到鬼神对人事的干预并不明显，事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的主观努力。因而，他对鬼神就采取一种似有若无的态度。在孔子看来，那是一个未知领域，肯定其有或无都不是说得清楚的，所以倒不如采取回避态度，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政事、教育和人自身的能力培养和道德修养上。因此，只要别人不提出疑问，他自己从不主动谈论怪异和鬼神。即使弟子们提出鬼神问题，他也不做肯定的回答。
有一次，子路请教怎样侍奉鬼神，孔子回答说：“人还未能侍奉好，怎能谈得上侍奉鬼神呢？”子路又问：“我还想冒昧地请教一下，死是怎么一回事？”孔子说：“生尚且不知，何以谈死呢？”《说苑·辩物》还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的一段有意思的对话。子贡问：“人死以后还有知觉吗？”孔子仍然不正面回答，而是十分幽默地说：“我如果说人死后有知吧，恐怕会使孝子贤孙为死去的父母过度操办，从而影响他们的生计；如果说死后无知吧，又恐怕一些不孝子孙对死去的父母扔下不葬。你想知道人死后有知还是无知，我看等你死后自己去体验吧，到那时也不算晚呢！”
出于对当时礼仪的考虑，更为了保持子女对父母崇敬追念的情思，孔子自然不会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对于这个他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他又不好正面肯定鬼神的存在。
所以孔子只能以幽默的方式让人们自己去体会。他更多地要求人们对祖宗的亡灵内心存有虔诚，祭祀祖先，就如同祖先真在面前；祭祀神灵，就如同神灵真在面前。又说，如果不亲自参与祭祀，便如同不祭一样。的鬼神观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之一，它不仅影响了儒家学派的非宗教化倾向，而且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从而使宗教势力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据不了主导地位。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念，积极向上，奋发努力，勇于进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人力而听天命”，纵使达不到目的，也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曾经召集十名弟子研究编纂文献计划。孔子首次提出“文献”一词，指出了文献的重要性，并确定了结合教学和国家存史需要而编纂文献的计划。说：“夏代的礼仪制度，我能讲得出来，但夏禹后代的封国杞国(今河南杞县)不足以为证；殷代的礼仪制度，我能讲得出来，但是商汤后代的封国宋国(今河南商丘境内)不足以为证。”孔子接着指出了两个封国不足以为证的原因是“文献不足”。如果文献足，就能引以为证了。
基于教学和国家存史的需要，孔子认为，结合史实和旧有文献资料编纂《易》、《书》、《礼》、《乐》、《诗》、《春秋》，这既是对史料的综合删减、精炼提高，又可作为培养治国、治世人才的教本。自卫国返回鲁国以后，自感年老体弱，在世时间不多。故结合教学，抓紧整理古籍，删诗书、定礼乐。其中，删定《诗经》是他晚年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对子游说：“子游，你在文学、礼乐教化方面比较突出，我准备删定一部《诗经》，现已收集到三千多首诗歌，想让你帮助我对诗歌进行阅读、分类和初步筛选。”
子游欣然接受。他在老师的书房里摆满了写着诗的竹简，按老师的要求，仔细地阅读、分类、筛选……
对子游初选的诗，孔子再重审、精选；对子游不选的诗，亦细读一遍，从中择优，综合调整，并做必要的修改。然后，严格分类、编辑……因对《易》(又称《易经》、《周易》)的内容有所了解，认为有必要对《易》注释、加工，将其编着为《易传》。产生了这一念头之后，就与喜欢读《易》的弟子商瞿(字子木)谈论编着《易传》之事。
商瞿请教说：“老师，我很喜欢读《周易》这部书，但不知此书因何取名《周易》、《易》？”回答道：“《周易》的周指周代，易是指变化，意思是周代即将变化，这部书的作者们抱有防止礼崩乐坏、挽救周王朝危亡的目的，所以，此书取名《周易》；《易》本是周代的一部卜筮书，但书中的语句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易，就是变易，强调变化发展，贯穿着阴阳万物变易之道，所以，也取名《易》。《易》还是一部推天道以论人事的哲理书。”孔子认为：对《易》中的许多篇章重新编排整理，需要对《易》熟知精通，是艰苦细致的工作；对《易》中的重新编排的篇章加以评判解释，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性知识，是创造性的工作。春秋时期的书都是竹简书，一根竹简上只能写一行字，一部书要用许多竹简。《易》是当时的重要图书，是用熟牛皮绳编连起竹简的书，称之为“韦编”。
为了编着好《易传》，孔子晚年刻苦研读《易》。读《易》，时而凝神端详，时而放声读之，时而持笔书写，不久，把《易》精读了一遍，了解了全书的内容；又细读了第二遍，基本掌握了书中的要点；接着，潜心精读了第三遍，更透彻地把握住了《易》的实质。此后，结合写作与教学，不知又将《易》书翻阅了多少遍。这样，读来翻去，把串连竹简书的熟牛皮带子磨断了三次，史称“韦编三绝”。其实，“三”是个概数，表示多次。就是说，孔子读的那部《易》书的熟牛皮带子被磨断了多次。每次磨断之后，商瞿帮助老师用新牛皮带子把竹简串好，继续研读。通过反复阅读琢磨，孔子对《易》
达到了融会贯通，在以前边读边写的基础上，开始系统地编写《易传》。孔子将《易传》分为十篇，即《彖传》上下、《象传》
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称《十翼》。编着的《易传》，对《易》(《周易》)进行了正确、科学的诠释和解读，做出新的哲理思考，使其内容焕然一新。
一天，孔子向颜回、闵子骞、曾参、子夏四位弟子阐明自己转入着述的打算：“自青年时代以来，历时四十多年，我关于仁政德治、兴鲁复周的政治主张一直得不到实现。我想通过编写一部书，根据鲁国历史，用事实把正义、非正义表达出来。取材范围上自鲁隐公写起，下至现在的鲁哀公，共十二个国君，二百四十余年，对这段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进行整理编订，形成一部编年体政治性史书。根据夏、商、周三代史书的状况，这部书拟取名《春秋》。我将把自己的政治见解融会于书中。后人能理解我孔丘的，还是骂我孔丘的，都会是因为我编着了这么一部《春秋》！对此，我想听听你们四人的意见。”
颜回说：“编写这部书太重要了，是老师一生理想的扩展和延伸，能起到惩恶劝善，使乱臣贼子害怕，给天下人树立规范的作用，有利于振兴鲁国、复兴周礼！”其他的弟子也都表示赞同。
编写《春秋》的目标确定之后，孔子便进入了全神贯注的工作状态，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对夏、商、周和鲁国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仔细审阅残缺不全的旧竹简，并指导子夏等查找、阅读散存的资料并进行分类。让子夏随时阅读写出的书稿，帮助找毛病，看看是否有笔误。
“老师，我读了您写出的这几卷书稿之后，总的感觉：
《春秋》既是带政治性的史书，又是一部文学着作。书稿的记事文字短者一字，长者四十字左右，喻褒贬于其中，较之以前史书的写法，可谓标新立异，这种独特笔法可谓春秋写法。估计，《春秋》的写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史书编纂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子夏对《春秋》的写作特点做出评价之后，又问老师：“书稿是否写得过于言简意赅了？如果详写一些，岂不更好？”说：“《春秋》要记叙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计划全书不超过两万字。如果详写，内容太多了。加之，还要编写其他文献，我有生之年亦难完成。你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但就我目前的年龄、身体状况，加之还要整理其他文献、进行教学、考察入仕弟子的政绩，对《春秋》的写作，只能就简避繁。若详写细记，恐怕没有精力和时间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鲁人在大野(今山东巨野境内)狩猎，鉏商射获一头怪兽，送至孔宅门前，请孔子辨认。“此兽是麒麟啊！”看了怪兽，孔子神情沮丧地说：“麒麟是仁兽，它遇盛世才出现。而现在，它刚一出现，就被杀害，这不是好兆头呀！”
回到书房，孔子看到快要写完的书稿，无心写下去。
“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写完这句话，孔子停止了《春秋》的写作。病倒了，《春秋》绝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