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返回鲁国以后，虽然主要从事教学和整理古代文献工作，但仍关注着列国发生的事件。返国不久，季康子就策划攻伐颛臾。颛臾是一个附属鲁国的小国，在今山东平邑东面。季康子攻伐的目的就是扩大地盘，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了解季氏的打算后，当时任季氏家臣的冉求和子路立即来见孔子，向他透露这一消息，并就此事征求老师的意见。严肃地说：“冉求，这事恐怕要责备你吧？颛臾是个古老的小国，过去周天子让它主祭东蒙山神，今天它在鲁国的疆域之内，是国家的臣属，并且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要攻伐它呢？”冉求说：“这是季孙大夫的想法，我们两个人都不同意。可是，我们仅仅是他的家臣，无力阻止这件事。”孔子生气地说：“冉求！从前的史官周任曾经说过：要量力任职，如不胜任就辞职。你们想，如果季孙大夫站不稳而你不去扶持他，他摔了跤又不去搀他起来，那么用你们这些臣子又有什么用呢？并且，你的话也是错的。试想，老虎、犀牛跑出笼子，龟板、玉器毁在匣中，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
冉求辩解说：“现在颛臾城墙坚固，并且靠近费邑，如果现在不去把它攻下来，将来必定会给子孙留下祸患呀！”孔子听了，明白冉求其实是同意攻伐颛臾的，更是气不过，大声说：“冉求！君子厌恶那种想干但却又千方百计寻找托辞的人。我听说像诸侯、大夫这样的统治者，不担心贫穷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社会不安定。财富分配合理就没有贫穷，上下和睦就不会人口稀少，国家安定，自然就没有倾覆的危险。这样做了，远方的还不归服，就修治礼教招徕他们。他们已经来了，就要让他们安心住下去。现在，你们二人辅佐季孙大夫，远方的不归服，而不能招徕他们；国家四分五裂，而不能保全，反而谋划在国内打仗。我担心季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自己内部呀！”对鲁国三桓强大、公室衰弱的政治局面一直忧心忡忡，将“强公室、抑大夫”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一，所以季氏攻伐颛臾一事才引得他如此大动肝火。他希望自己的弟子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冉求和子路要帮助季氏扩张势力，这当然是他难以容忍的。第一次提出了“均富”和社会安定的主张。他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动乱不已的重要原因，对百姓因遭受剥削而导致的贫困寄予深切的同情，因而提出“均富”的主张。孔子返国以后，目睹由于季氏等加重剥削和旱、蝗等自然灾害的袭扰，鲁国百姓贫困，盗风蔓延滋长，忧心如焚。恰在此时，季康子向孔子请教“防盗”的问题，孔子说：“如果你不贪财，即使奖励偷盗，也不会有人偷盗呀！”的弟子有若也遵师道，不时宣传减轻剥削的理论。
有一次，鲁哀公问他：“年成不好，国家财用不足怎么办呢？”
有若答道：“您何不实行十取其一的做法呢？”哀公一怔，说：
“实行十分抽二的税率，我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十取其一呢？”有若意味深长地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了，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又怎么会够呢？”要求统治者自觉地抑制自己的贪欲，关心普通百姓的疾苦，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以维持社会的安定。他还特别提醒最高统治者在道德和行政方面做全社会的表率，以促使整个社会风气好转。有一次，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政就是正的意思，如果您带头走正道，谁还敢不走正道呢？”季康子为了消弭百姓反抗，首先想到用杀人的办法。有一次，他同孔子讨论如何治理政事，问道：“如果杀掉无道的人，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呢？”他满以为会得到孔子赞赏，可孔子却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呢？如果您想做好事，百姓也会跟着做好事。君子德行好比是风，小人的德行好比是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一直认为，统治者以身作则，对百姓坚持德教为主的行政原则，是实现上下和谐、社会安定的根本途径。又一次，季康子问他：“要使民众对我尊敬，尽忠而又互相勉励，应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对待他们神态庄重，他们就会恭敬；对父母孝敬，对百姓慈爱，他们就会尽忠；选用好人，教诲愚人，他们就会互相勉励。”晚年已经认识到百姓的向背是国家安定与否的关键。一次，在同鲁哀公谈话时，他引用古训说：“国君好像是舟，老百姓好像是水。水可以载舟安全行驶，也可以使舟倾覆毁坏。”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劝谏哀公，希望他关心爱护百姓。他谆谆告诫说：“古代贤者当政，都把爱护百姓作为头等大事。”他要求以廉政来取得百姓的信任与拥护，而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把德才兼备的贤才提拔到关键的岗位上。在回答樊迟提出的问题时，他认为“爱人”和“知人”的标志是把正直人的地位提高到邪恶的人之上，使邪恶者也变成正直的人。在回答鲁哀公提出的如何使百姓服从时，他的回答是：
“选用正直，弃置邪佞，民众就会服从；选用邪佞，弃置正直，民众就会不服。”
对于自己那些做了官的弟子，孔子更是一再要求他们爱护百姓，兴利除弊，举荐贤才。冉雍（即仲弓）做了季氏宰后，孔子要他注意举用贤才。孔子的另一弟子宓子贱出任单父宰后，举荐和任用了五位贤人，尊他们为老师，时常请教为政之道，因而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孔子对他十分赞赏，并慨叹单父地方太小，如果让宓子贱治理更大的地方，也会收到同样的功效。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六月，陈成子杀死他的政敌子我后，又杀了支持子我的齐简公。七十一岁的孔子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沐浴更衣，接连三次朝见鲁哀公，要求马上出兵讨伐齐国。哀公无可奈何地告诉孔子，当时的形势是齐强鲁弱，出兵讨伐是很难获胜的。意思很明白：不必去管齐国的事。但孔子却振振有辞地说：“陈恒杀了齐国的国君，国人中不服的可占到一半。如果以鲁国全国民众，再加上齐国不服从陈氏的那一半国人，联合起来讨伐陈恒，就完全能够取得胜利。”鲁哀公知道孔子的想法只是自己一厢情愿，但又不愿拂逆这位老人的意愿，就推拖说：“你去报告三位大夫吧。”孔子对鲁哀公的消极态度很不满，但他明白，鲁国的政权实际上在三家大夫手里，不经过他们同意，国君的任何决定都行不通。
于是孔子一一拜访，三位大夫断然拒绝。这个结果，实际在孔子的意料之中，所以他一再说：“因为我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报告。”对陈成子弑齐简公这件事所持的态度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孔子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孔子一贯主张“强公室，抑私门”。在他看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作为臣子的陈成子不应该杀死自己的国君齐简公，因为它违背了臣子应有的道德准则。他明明知道鲁国国君和三家大夫不会接受自己的建议出兵讨伐，但仍然郑重其事地禀告鲁君和三家大夫，孔子的行动与其说是为了得到出兵的承诺，不如说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求得自己心理上的安宁。第二，说明孔子政治意识落后保守的一面。尽管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精华，如爱人、德治、举贤、率己正人、轻徭薄赋等等，但是，由于孔子过多地考虑维护既有的等级秩序和传统的上下名分，他对社会变革，特别是对新生事物就往往采取否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