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联合国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上海在全世界的排名是27位，但贵州在全世界的排名相当于125名的纳米比亚。据统计，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同期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虽然在国家政策倾斜和财政大力投入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相对增长速度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2000年，西部和东部的人均GDP相差7000元，如今，这一差距已经拉大到了21000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2009）》显示2008年居民收入位居全国前5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集中在东部地区。
与人均年收入的东高西低相对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样也呈现东高西低的现象。
在2008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排名中，30个省份（贵州除外）以第15名为节点，排在前15名的省市中，东部省市有11个，西部省市仅有4个，而后15名的省市中，有7个省是西部省市。在发展比较快的华东6省1市中，除安徽外，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都超过了15000元，而西部省市均没有超过15000元。上海2008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674.90元，北京是24724.89元，浙江是22726.66元。此外，广东、天津、江苏、福建、山东5省市超过了1.5万元大关。相比之下新疆是11432.10元，青海是11640.43元，甘肃最低，仅10969.41元。
低收入地区的物价虽低，但其质量也相应偏低，居民只能享受低水平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而随着区域间的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低收入地区居民会到发达地区看病就诊，其子女也会到发达地区享受各种教育，这时他们需要用低得多的收入来支付与发达地区居民相等的费用，所以压力会倍增。此外，区域间收入差距也不利于留住人才，大量优秀人才往往想方设法离开这些地区，到东部发达地区发展。缺少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也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难以快速发展，其结果就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相关统计显示，最高和最低的两省城镇居民收入相差一倍以上。不仅城镇，农村也是如此。2007年中国收入最高的上海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222元，而收入最低的贵州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00元，两者相差4.44倍。以2006年“3000亿俱乐部”最后一名的青岛市来说，1个青岛市的经济总量相当于5个青海省，排在第一名的广州市则几乎相当于10个青海省。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2007年，东部地区的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是西部与中部的2.03倍和1.98倍。
即使是同一地区也会由于各种原因存在收入差别。以江苏省为例，2008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10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全国1692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289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2596元。应该说江苏的发展水平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尽管如此，在江苏也还是存在着区域间的巨大差异。
四、行业收入差别
上个世纪八90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在市场定价情况中，一般制造业和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这几年也在迅速拉开，在国家定价的制度当中，公务员的工资也由于区域之间财政的差距，现在差距越来越大。公务员工资地区差距也达到了十几倍。1978年我国最高收入行业和最低收入行业工资差距是1.38倍，从2000年到2004年，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按全要素收入来分析，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相差5―10倍。2007年，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行业之比已扩大为4.88∶1，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甚至更高。高收入行业表现为垄断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2005年电信、金融、水电气供应、石油、烟草、电力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他们的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所处行业不同，收入差距太大，这在当前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尤其是最近10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总的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更是高得惊人，而传统的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收入则相对较低。据有关部门测算，在行业收入差距中，有20%是由垄断行业带来的。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在全国来说是名列前茅的，但行业之间也存在巨大的收入差异。江苏省2008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1667元，其中，收入最高的航空运输业76282元，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4841元，两者的绝对差61441元，前者的收入是后者的近5.14倍。
我们还可从下表中感受到行业收入的差距有多大。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而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尽管目前高收入行业也包括计算机服务业等高科技行业，但总体来看，收入水平比较高的都是像金融、电信、电力等具有垄断色彩的行业。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会非议最大的诱因。由于收入差距及其他原因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出现分化，而社会结构发分化反过来又加剧了差距的扩大。2009年两会前的一项调查显示，位列群众最关注的十大社会问题之首的就是：“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新旧体制的更替和摩擦使各种社会矛盾复杂化、尖锐化，经济上过大的贫富差距，使得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收入差距的拉大，容易造成人们心态的失衡，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当社会中的贫困群体、失业群体、残疾人士等所谓的弱势阶层难以接受和承受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压力时，社会稳定的局面就会因此失衡。事实上，近十年来，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程度越来越高，行为越来越激烈也印证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群体性事件大概有8万多起，其中典型的莫过于2008年6月28日发生的瓮安事件，从事件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看，瓮安事件都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另外如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事件，2008年11月17日甘肃省陇南事件等都是规模较大的突发事件。而这些事件的背后无一没有社会收入差距的影子。可见，利益矛盾已成为社会矛盾的根源性矛盾和主导性矛盾。正如社会学者的共识：社会矛盾多数是由涉及社会群体或个人切身利益引起的。
比较一下中国改革跟日本与韩国经济起飞时候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后者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使本国国民的收入进入到了发达国家行列。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时间上算也已超过30年，但从国民收入来说，虽有较大提高，可仍处于比较落后的行列。出现此种情况，原因虽然很多，比如，中国基础差、人口多、国民收入分配上没有向劳动者倾斜等等。但利益关系的变化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认识到，对这种必然结果，决不能漠视不问，任其发展。否则，将对改革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就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来说，没有贫富差距是不现实的，但关键的是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社会大多数人群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正因如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目标，并针对地区间和部分社会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确定了“提低，扩中，调高”的改革思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应该说，这些举措对各种社会群体合理分担改革与发展的成本，使其承受改革与发展成本的比例，与他们获得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比例相近是非常有益的。
前面提过，我国现在处于既是经济的黄金发展期，又是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凸显期。在这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呈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的鲜明特征。社会转型必然要造成利益格局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地位的下降会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衡，收入的悬殊会使人们暴露出不满的情绪，工作的紧张会增加人们精神的压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会给人们带来许多的不适应，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会使城市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社会上消极的东西会给人造成负面的影响，再加上突发的天灾人祸，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和谐社会的建立设置了种种障碍，而要解决这些障碍单靠政府显然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影响社会稳定的所有因素虽然都反映在社会，但却都发生在社区，社区处在所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风口浪尖，所以动员民间力量，与城市基层社会相结合，加强城市社区建设，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社区只有防范好了，提前做好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各种问题消化在基层，才能够防患于未然。
此外，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服务中心下移，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社会事务大量的依靠社区实现，原有的以行政管理为主、条块分割的城市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了，现代政府管理理论的发展，要求政府退出具体的社会，把本就不属于政府的权力“归还”给社会、市场。同时，政府也越来越感到自身管理能力的有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对社会及市场进行高效的管理，就必须把一部分不属于它，它也用不好的权力还回去，在社会、市场的帮助下对国家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在此背景下，社区这一社会权力的具体行使者，成了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必要补充。因此，社区作为构成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处、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体。这种独特的社会层面层级，决定了社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1—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