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张爱玲
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两个人看着布置一新的房屋，突然有种在天津那个家过节的感觉。桌子上摆满了糖果等吃食，像一种诱惑性的讨好。——新来的后母总要先过了张志沂眼睛那一关。
弟弟胆子小不敢拿。张爱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抓起了糖果低着头一顿猛吃，有了她这个榜样，张子静也不再客气。两个人专心致志地吃着糖，眼见着果盘快要吃了一半，两个人还长了点心眼，每个盘子均着吃，不大看得出来。
孩子的把戏永远这样的自以为是，像小时候一起耍剑做游戏时一样。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却料不到都在大人的眼睛里。孙用蕃陪房过来的女佣笑盈盈地站在那儿，讨好的声口说：“吃吧，吃吧，多吃点。“他们本来还有点不好意思，这下则干脆吃个够。张爱玲觉得她们是用这样的小恩小惠收买他们，一面吃着一面感到羞愧——自己竟然那样容易就被收拾妥帖了。一霎想起黄逸梵，心里隐隐有些歉疚。
两个人准备给孙用蕃行大礼，左不过下跪磕头那一套。她说如今自己长大了，早已看开了，形式而已，做不得真的，于是便笑眯眯地行了礼叫了一声娘。
结婚没多久他们搬家了，搬回从前的老房子。“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张爱玲说父亲不知怎么突然起了怀旧的心，在那所老房子里，他的母亲李菊藕去世，迎娶黄逸梵，生下女儿张爱玲。倒也未必是他要怀旧，日后跟父亲与后母一直生活着的弟弟也许更清楚事实的真相。
孙用蕃因为自来就有擅长主持家政的名声，新官上任还要烧三把火，何况是她那样一个要强而失落的老姑娘？首先便是搬离这个黄逸梵喜欢的房子，去一个她讨厌的地方——老房子；其次，张志沂选择的住处距离黄家太近了，保不准黄国柱和他的那些个女儿们一天到晚像个间谍，将来跑到黄逸梵那里嚼舌头，自己岂非坏了名声？为了自由的便利，也要搬家。
搬家是孙用蕃的主意，她要拿出点威风来好治住这个家。再不许别人轻视了去。非但如此，她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诸如将佣人的工资进行一番调整，原来何干的工资从十块钱变成了五块钱，与其他佣人平等。张家原本多给何干一点钱，左不过是看在她从前服侍过老太太的份上，地位也尊贵些。
如今，大家都一样了。何干敢怒不敢言，以前很爱提老太太那时候，现在再不说老太太半个字——怕别人听了去，以为她心有埋怨。何干带大的张爱玲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跟她一样忍气吞声，因为自己又是住读，回来时候比较少，因而一开始总还是敷衍着过去了。
她只是看着何干有些难过。她已经老了，人一旦老了仿佛所有人都要嫌弃。作为一个靠张家工资养活家人的老女佣，她只是害怕丢了工作。——那么大的岁数，没人肯要了。因而尽管孙用蕃那样对她，她还是一口一个太太，热情里掺着一股近乎谄媚的悲哀。耳朵已经有点背，却将一双眼睛用得太多，总是太过紧张太过小心地转动着她的眼睛——以为能够靠着眼睛来补救。
家里养了两只鹅，孙用蕃认为鹅可以生蛋然后再生鹅。利滚利，好证明她的精明不是浪得虚名。可惜，天不从人愿。两只鹅每天昂首阔步地散步，就是不见动静。谁也不敢说——连鹅都不生养？太忌讳，晦气。孙用蕃多么想要一儿半女，她将张茂渊送给张爱玲的娃娃抱了去，放在自己的屋里。
事后，张爱玲告诉姑姑时，姑姑大笑。这是所有女人的悲哀。
她的所谓精明会过日子还表现在送给继女穿不完的旧衣服。没嫁过来的时候就听说张爱玲跟自己身材相似，瘦高，于是便好心带了很多衣服。——大约还是想节省点钱，留着钱买鸦片烟，跟张志沂两个人躺在烟铺上吞云吐雾的时候最快乐，忘记了自己曾被最爱的男人抛弃过，忘记了自己怎样被家族人视为是有辱门楣的女人，忘记了被父亲关押的黑暗，忘记了如今的自己已经是两个半大孩子的后妈……
她太寂寞。跟张志沂一样。寂寞的人需要鸦片的氤氲互相安慰，对他们来讲日子太长了，磨难太多。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幼年缺少什么，长大后便会特别想要弥补，因为缺乏安全感。
小时候吃不饱的人，长大了万分地喜欢吃；童年没有钱花的人，一旦发了财第一件事就是挥霍金钱带来的快感；少女时期没有美丽的华服，成年后便要加倍地补偿自己。
张爱玲所在的学校非富即贵，在那里她如同一只丑小鸭般。别人有漂亮的衣服穿，她没有。别人有美满的家庭，她没有。别人有那么多的朋友，她没有。圣玛利亚女校曾一度想要制作校服，张爱玲心里暗暗地支持，她太渴望校服了，倒不是想要统一的严肃感，而是她缺少衣服。如果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她也不会显得那么寒碜。中年以后的她去台湾，听闻某学校要做校服学生一律反对，她只凄然地笑笑。
带着这样颓丧的心情学习，她的床铺总是最乱的，她懒散是出了名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心灰意冷，除了文学与电影、绘画。学校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她常常不做，老师问起来的时候，总是一句“我忘了“。她丢三落四是真的，但老师的作文题像八股文一样拘着个性，太讨厌，与其写那样的文章不如不写。要写就要写自己喜欢的，写自己熟悉的。她一辈子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有一次她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写作，自己拟了个别致的题目《看云》，这样别出心裁获得了老师的称赞。学校的校刊《凤藻》和《国光》，她倒是投过几次稿。在中学期间她发表了《不幸的她》、《霸王别姬》、《牛》、《论卡通画之前途》……内容从小说到散文，题材从都市、历史到乡村，应有尽有，足见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来说，她涉猎的题材之多，眼界之广。
姐姐的生活固然愁云惨淡，但好在只有周末回家才能与孙用蕃见上面，因而好对付得多，何况张爱玲那样有主见，孙用蕃根本影响不到她。
弟弟张子静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是她的傀儡，逃不掉。张爱玲一早就将姑姑和母亲的家视为自己的依靠，她是站在那一面的，因为母亲没有放弃她。但弟弟不是如此，他的命运跟张志沂和孙用蕃捆绑在一起。他是独子，是男人，继承了中国传统留给男人的权利——继承家族财产，但也继承了传统遗留给他的责任——给父母养老。
因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他逃不掉，如果可以他也希望自己能够逃走。每当想起这种无法抉择的命运，便让人感觉到传统像一张巨大的网，网住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被网住的中国人，一个个像被打捞上岸的鱼，大张着嘴巴想要呼吸，然而没用的，再多的挣扎都是徒劳，只会死得更快。
她住读回家少，每次回去的时候——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破折号后为引文）
恨铁不成钢，这种痛心唯有手足间才可感知，一如当年的张茂渊看着张志沂每日被鸦片烟熏得意志消沉。她恨弟弟中了人家的计——张爱玲始终认为是孙用蕃挑唆了张志沂的缘故，因为在她到来张家之前鲜少听说他打张子静，自从有了后母，他们父子关系也跟着紧张。
在她好几部作品里都提及下人看不过眼这样说道：“哪有这样打人的？他是独子喔……“，可是敢这样仗义执言的下人被张志沂派到乡下看地去了，没用多久死在了乡下。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这样的悲怆，旁边的孙用蕃偏偏还笑着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这样讥讽，但凡有点心智的一定恨死了她。
“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留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然而就在张爱玲的自尊感觉受到巨大伤害的同时，她的弟弟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姐姐替弟弟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