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们在感动之余，不分工、商、农、学、兵，就一齐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这时候，大江上的波浪一个跟着一个滚来，翻着白花，冒着白沫，撞击着船头。
回头望去，那辽阔的江水，淡淡漠漠的，看不见波浪了，只是远近都充满了寂寞。那种白白的烟雾，不但充满了大江，而且充满了大江的两岸，它像是在等待着，等待着假若来了“难船”，它们就要吞没了它。
从正面望去，这江也望不到尽头，那遥远的地方，也是一样起着白烟，那白色的烟雾，也是沉默不语的。它已经拟定了，假若来了“难船”，它非吞没了它不可。
这只渐渐丢了螺丝钉的小船，它将怎样逃出这危险呢？它怎么能够挣脱了它的命运？
那全船的乘客却不想到这些，因为汉口就在眼前了。他们都在欢欣鼓舞地张罗着下船，这船给人们的痛苦越大，人们就越容易快活，对于那痛苦也越容易忘记。
当全船的人，一看到了江汉关前那大钟楼，几乎是人人心里想着：
“到了，汉口到底是到了。”
他们可没有想想，这得以到了汉口的，是他们自己争取的呢？还是让船老板把他们乌七八糟地运到的？
总之，他们是快乐的，他们是喜出望外的，他们都是些幸运儿，他们都是些天之骄子。一个一个地摸着下巴，张着嘴，好像张着嘴在等着吞点什么东西似的，或者他们都眼巴巴地要把那江汉关站着的大钟楼吃下去似的。
有的人连“到了，汉口到底是到了”这句感慨的话都没有，只是心里想着：
“上岸之后，要好好洗一个澡，要好好地吃一顿。”
一会工夫，船就停在了那大钟楼前边的江心上。这并不是到了码头，而是在等候着检疫处的人员上来验病的。
检疫处的人来了，坐着小白汽艇，干净得好像条大银鱼似的。那船上的检疫官也全身穿着白衣裳，戴着白帽子，嘴上还挂着白色的口罩。
那小汽船开得非常之快，哇啦哇啦的，把江水搅起来一溜白浪。这小汽船跑到离江心三丈多远的地方，就停下来。那检疫官向着江心大喊着：
“船上有病人没有？”
船老板在甲板上喊着：
“没有。”
于是那检疫官一摆手！
“开吧！”
于是载着马伯乐的这汽船，同时还载着两三个患赤痢的，一个患虎列拉的，就开到码头上去了。
船到了码头，不一会工夫，船就抢着下空了。
他们都是天之骄子，他们活灵活现的，他们快活得不能自制，好像在一小时之前，他们刚刚买了彩票中了头彩的样子，快活到发狂的程度，连喊带叫的。人们跑到了岸上，人们就都散开了。
没有一个人在岸上住一住脚，或者是回过头来望一望，这小船以后将出什么危险！
这个，人们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不一会工夫，那抢着登到岸上去的人，连个影儿都不见了。
第五章
马伯乐到了汉口，没有住在汉口，只在旅馆里边住了两天，就带着太太和孩子搬到武昌来住了。因为那边有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原先在青岛住的时候，也是信教的，可不知现在信不信了，只见那客厅里边摆着一尊铜佛。
马伯乐一到了汉口，当天就跑到了王家的宅上去拜会了一趟。
那王老先生说：
“你们搬到武昌来住吧！武昌多清静。俺在武昌住了将近十年……离开了青岛，到了汉口就住武昌了。一住住到今天，俺……”
那山东的口音，十年居然未改。马伯乐听了觉得很是亲热。
不一会工夫，又上来了两盘点心。马伯乐一盘，王老先生一盘。那是家做的春卷，里边卷的冬笋、粉条、绿豆芽，其味鲜而爽口。马伯乐一看那点心，就觉得人生是幸福的。
本来他是很客气的，不好意思开口就吃，但这哪能不吃呢？那是黄洋洋的用鸡蛋皮卷着的，真干净得可爱呢，真黄得诱眼呢！
马伯乐开初只在那蛋卷的一头，用刀子割了一小点，送到嘴里去，似乎是在尝尝。他自己心里想，可别吃得太多，吃得太多让人家笑话。
当他跟王老先生谈着的时候，他不自觉地就又割了一小点送到了嘴里。
谈话谈到后来是接二连三地谈着。王老先生问他父亲那保险公司里还有点股子吗？
马伯乐说：
“没有了，抽出来了。”
马伯乐一张嘴就把一块切得很大的蛋卷送到嘴里去了。还没有来得及咽下，王老先生就又问他：
“听说你父亲又捐了一块地皮，建了一座福音堂？”
马伯乐说：
“还没有，还没有。”
他一张嘴就又把一块切得很大的蛋卷塞到嘴里去了。
这回这嘴可嫌太小了点，蛋卷在那里边翻不过身来，挤挤擦擦的，好像那逃难的火车或是那载着逃难的人的小船似的。马伯乐的嘴里边塞得没有立足之地了。
马伯乐想，这回可糟糕，这回可糟糕！因为那东西一时咽不下去，人又不是鱼或是蛇，吃东西可以整吞的。可是马伯乐的舌头，不容它翻过身来。
这一下子马伯乐可上了个当，虽然那东西好歹总算咽下去了，但是把马伯乐的眼圈都急红了。
过半点钟的样子，马伯乐没有再吃。
谈来谈去，总是谈得很连贯的，马伯乐偶尔把眼睛扫了那蛋卷一下，就又想要动手，就又想要张口。恰好那女工又送上来一盘热的，是刚从锅底上煎出来的。
马伯乐一看，心里就想：
“这回可不能吃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那蛋卷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回避说：
“够了，够了。”
可是女工仍旧把那碟子放在他的旁边。
马伯乐想：
“可别吃，可别吃。”
连眼睛往那边也不敢望，只是王老先生问他一句，他就回答一句。不过一个人的眼光若没有地方放，却总是危险的。于是马伯乐就把眼光放在王老先生说话时那一动一跳的胡子上。
王老先生那胡子不很黑，是个黄胡子，是个一字胡，很直很厚，一跳一跳的，看了好半天，怪有趣儿的。一个人的身上，若专选那一部分去细看，好比专门看眼睛或者专门去看一个人的耳朵，那都会越看越奇怪的；或者是那耳垂特别大，好像观音菩萨似的；或者是那耳垂特别尖，好像烙铁嘴似的，会觉得很有趣儿的。
马伯乐正看得王老先生那黄胡子看得有趣的时候，那王老先生一张嘴把个蛋卷从胡子下边放进嘴里去了。
马伯乐受了一惊：
“怎么的，吃起来了！”
马伯乐也立刻被传染了，同时也就吃了起来。
一个跟着一个的，这回并没有塞住，而是随吃随咽的。因为王老先生也在吃着，没得空问他什么，自然他也就用不着回答，所以让他安安详详地把一盘蛋卷吃光了。
这一盘蛋卷吃得马伯乐的嘴唇以外还闪着个油圈。
吃完了。王老先生问他：
“搬到武昌来不呢？”
马伯乐说：
“搬的，搬的。”
好像说：
“有这么好吃的蛋卷，哪有不搬的道理。”
回到旅馆里，太太问他：
“武昌那房子怎么样？”
他说：
“武昌那蛋卷才好吃呢！”
太太在搬家的一路上就生着气，把嘴撅着。当上了轮渡过江的时候，江风来了，把她的头发吹蓬得像个小蘑菇似的，她也不用手来压一压，气得和一个气球似的，小脸鼓溜溜的，所以在那过江的轮渡上，她一句话不讲。
小雅格喊着：
“妈妈，看哪！那白鸽子落到水上啦，落到水上啦。”小雅格喊完了之后，看看妈妈冷冷落落地站着，于是雅格就牵着妈妈的衣襟，又说：
“妈妈，这是不是咱家那白鸽子飞到这儿来啦？”
大卫在一边听了就笑了。说：
“这是水鸟啊，这不是白鸽子。”
约瑟说：
“那还用你说，我也认识这是水鸟。”
大卫说：
“你怎么认识的？”
约瑟说：
“你怎么认识的？”
大卫说：
“我在书上看图认识的。”
约瑟说：
“我也从书上看图认识的。”
大卫瞧不起约瑟的学问。约瑟瞧不起大卫的武力。
大卫正要盘问约瑟：
“你在哪本书上看过？”
还没来得及开口，约瑟就把小拳头握紧了，胸脯向前挺着，叫着号：
“儿子，你过来。”
马伯乐看着这两孩子就要打起来了，走过去就把他们两个给分开了。同时跟太太说：
“也不看着点，也不怕人家笑话。”
太太一声不响，把眼睛向着江水望着。马伯乐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子事，还在一边谈着风雅：
“武汉有龟、蛇两山，隔江相望，长江汉水汇合于此，旁有大冶铁矿、汉阳兵工厂，此吾国之大兵工厂也……”
太太还没有等他把这一段书背完，就说：
“我不知道。”
马伯乐还不知太太是在赌气，他说：
“地理课本上不是有吗？”
太太说：
“没有。”
马伯乐说：
“你忘记啦，你让孩子给闹昏啦。那不是一年级的本国地理上就有？”
马伯乐和太太嚷完了，一回头，看见大卫和约瑟也在那里盘道呢！
大卫问约瑟说：
“你说这江是什么江？”
约瑟说：
“黄河。”
大卫说：
“不对了，这是扬子江。地理上讲的，你还没有念过呢。”
约瑟吃了亏了，正待动手要打，忽然想起一首抗战歌来：
“……黄河……长江……”
原来约瑟把黄河和长江弄混了，并非不知道，而是没弄清楚。现在想起来了。
约瑟说：
“长江……”
大卫说：
“不对，这是扬子江。”
小雅格在旁边站着，小眼睛溜圆的，因为她刚刚把水鸟认错了，到现在她还不好意思，她自言自语地：
“什么水鸟！鸽子鸟。”
这时江上的水鸟，展着翅子从水面上飞去了。飞到远处绕了一个弯子，有的飞得不见了，有的仍旧落在水上，看那样子，像是在坐着似的，那水鸟胖胖的，真好像是白鸽子。
这过江的小轮船，向前冲着，向前挣扎着，突突地响着。看样子是很勇敢的，其实它也不过摆出那么一副架儿来，吓唬吓唬江上的水鸟。
遇到了水鸟，它就冲过去，把水鸟冲散了。遇到了波浪，它就打了横，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地装起孙子来。
这渡江的小轮，和那马伯乐从南京来到汉口的那只小船是差不多的，几乎就是一样的了，船身吱吱咯咯地响着。
所差的就是不知道这船是否像载来马伯乐的那船似的已经保了险。若没有保险，那可真要上当了，船翻了淹死几个人倒不要紧，可惜了这一只小船了。
但从声音笑貌上看来，这小船和载来马伯乐的那只小船完全是一母所生。没有第二句话，非兄弟，即姊妹，因为它们的模样儿是一模一样的，那声音是突突地，那姿态歪歪着，也是完全相同。
这船上的人们，都好像马匹一样，是立着的，是茫然不知去向的，心中并没有期待，好像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目的地。甚或他们自己也真变成一匹马了，随他的便吧，船到哪里去就跟着到哪里去吧。
因为是短途，不一会工夫也就到了。从汉口到武昌，也就是半点钟的样子。
黄鹤楼就在眼前了。
马伯乐觉得一切都妥当了，房子也有得住了，逃难也逃完了，也逃到地方了，太太也带来了。
太太一带来，经济就不成问题。马伯乐觉得一切都“OK”，一高兴，就吟了一首黄鹤楼的诗，“诗曰”，刚一开头，马伯乐想不起来了，只记住了后两句：
黄鹤一去不复返，
此地空余黄鹤楼。
太太站在这里一声不响，她的心境，非常凝炼，她不为一切所惑，静静地站着，什么水鸟，黄鹤楼之类，她连看也未看在眼里。她心里想着武昌那房子到底是个怎么样的，越想越想不出来。想来想去，窗子向哪面开着，门向哪面开着，到底因为她没有看过，连个影子也想不出来。
“到底是几间房子，是一间，还是两间？”
她刚要说出口，心里一生气就又不问了。哪有这样的人呢！连自己要住的房子都不知几间。她越想越生气，她转着那又黑又大的眼睛，用白眼珠瞪着马伯乐。
马伯乐一点也不自觉，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他一高兴，就又把那黄鹤楼的两句诗，大诵了一遍：
黄鹤一去不复返，
此地空余黄鹤楼。
因为他的声音略微大了一点，全船的眼睛，都往他这边闪光。
马伯乐心里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不懂得鉴赏艺术。”
不一会，船到了码头，就都心急如火起来，跳板还没有落下来，有的人竟从栏杆跳出去了。等那跳板一落，人们就一拥而出，年富力强的往前冲着，老的弱的被挤得连骂带叫。
马伯乐抱着小雅格，他的脑子里一晃忽，觉得又像是来到了淞江桥。
走到了岸上，他想：这可奇怪，怎么中国尽是淞江桥呢！
马伯乐流了一头汗，鼻子上跌坏的那一块蒙着药布还没有好呢。
但这仅仅是吓了马伯乐一下，实际上是并没有什么的，不一会工夫也就忘记了。何况逃难也逃到了终点，房子也有了，经济也不成问题了。
所以不一会工夫，马伯乐就又活灵活现了起来，他叫洋车的时候，他就打了那车夫，因为从汉阳门码头到磨盘街本来是八分钱，现在要一毛二，这东西真可恶，不打他留着他嘛！
“他发国难财呀，还有不打的嘛！”到了王公馆，马伯乐还这么嚷着。
王老先生点头称是，并且说：
“警告警告他们也是对的。”
王老先生又说：
“我前天囤了点煤碳，三天就赚五分，五天就是一毛钱的利……俺早晨起来，去打听打听市价，你说怎么样？俺叫了一个洋车，一开口就是一角半。平常是一角，现在是一角半啦，俺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子，打完了再说……”
马伯乐在旁边叫着：
“打的对，他发国难财呀。”
马伯乐太太一进屋就看见客厅里摆着那尊铜佛了，她想，莫不是王先生已经不信耶稣教了吗？所以教友见了教友那一套应酬的话，太太一个字没敢提，只是心里想着，赶快到自己租的那房子去吧。
太太和孩子们都坐在沙发上，只是约瑟是站着的，是在沙发上跳着的，把那蓝色的罩子，踩了一堆一堆小脚印。太太用眼睛瞪着约瑟，约瑟哪里肯听。太太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她心里说：孩子大人都这么会气人。嘞嘞嘞嘞的，也不知嘞嘞些什么。她用眼睛瞪了马伯乐好几下。马伯乐还不明白，以为是茶洒在衣服上了，或是什么的，直是往自己西装的领上看着，看看到底也没有什么差错，于是还和王老先生谈着。
一直谈到昨天所吃的那蛋卷又端上来了。于是马伯乐略微地吃了两个。
吃完了，才告辞了王家，带着东西，往那现在还不知房子在什么地方的方向走去，只是王家的那男工在前边带领着。
太太气得眉不抬，眼不睁。
在那磨盘街的拐角上，那小院门前连着两块大石头，门里长着一棵批杷树，这就是马伯乐他们新租的房子。
在那二楼上，老鼠成群。马伯乐先跑上去看了一趟，一上楼就在楼口把头撞了一下。等上去，第一步就在脚下踩着一个死老鼠。
这房子空空如也，空气倒也新鲜。只是老鼠太多了一点，但也不要紧，老鼠到底是怕人的。
马伯乐一站在这地板中央，那小老鼠就不敢大模大样地跑了，就都缩着脖子在门口上转着滴溜溜的闪亮的眼睛，有五个都藏起身子来了。
一共两间房。
马伯乐对于这房子倒很喜欢，喜欢这房子又破又有老鼠，因为这正和他逃难的哲学相符，逃起难来是省钱第一。
这时太太也上楼来了。太太的意见如何，怕是跟马伯乐要不一样的。
第六章
马伯乐每天早晨起来，都静静地向着窗口观望着那枇杷树，很久很久地观望。久了，不单是观望，而是对那批杷树起了一种感情了。下雨天，那树叶滴滴嗒嗒地往下滴着水，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从树上滴下来的水滴似乎个个都有小碟那么大，打在地上啪嗒啪嗒的。
马伯乐每天早晨起来，都是静静地观望那批杷树，有时手里拿了一本书，对着那窗口坐着。
马伯乐觉得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是多么幸福，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窗外还有枇杷树。
马伯乐在这房子里已经是五六天过去了。太太虽然闹了几场，是因为这房子太坏。马伯乐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他想：已经来到汉口了，你可就跑不回去了。
于是他心安理得地过起生活来。何况离他住的地方不远，就有一个“未必居”包子铺，他又可常常去买包子吃了。
他每一次和太太怄气，就去买包子吃，吃了三五个回来，果然气就没有了。屡试屡验，非常之灵。
“未必居”包子铺，转了两个小弯就可以到了。门口挂着一牌匾，白匾黑字，那块匾已经是古香古色的了，好像一张古雅的字画，误挂到大街上来了。
“未必居”包子铺一向不登广告，门口也并没有什么幌子，只凭着“未必居”三个字，也看不出这三个字里边就有包子含在其中。
但是它的名声远近皆知。住在汉口的，过到武昌来，若是风雅的君子，就要到“未必居”买上几个包子带回去，或是也不管肚子饿不饿，就站在那里吃上两个热的去，连吃连声说好。吃完了，把油手指往嘴唇上一抹，油亮亮地就走出来了。
因为这包子铺是不设座位的，愿意吃不吃，愿意买不买，做的是古板正传的生意，全凭悠久历史的自然昭彰。所以要想吃热的就得站着吃。绝没有假仁假意招待了一番后讨小账的事情。
这生意做得实在古板，来了顾客不但不加以招呼，反而非常冷淡，好像你买不买也不缺你这个买主。
你走进去说：
“买包子。”
那在面案上正弄着两手面粉的老板娘只把眼睛微微地抬了抬：
“等一下。”
她说完了，手就从面案上拾起一张擀好的包子皮来，而后用手打着那馅子盆上的姣绿姣绿的苍蝇，因为苍蝇把馅子盆占满了，若不打走几个，恐怕就要杀生的，就要混到馅子里，包成了包子把那苍蝇闷死了。
买包子的站在一边等着，等到老板娘包了三五个包子之后，而后才慢吞吞地站了起来，一路赶着落在她鼻子上的苍蝇，一路走过来。百般地打，苍蝇百般地不走。等老板娘站稳的时候，苍蝇到底又落在她的鼻子尖上了。
老板娘说：
“要几个？”
这时候，那锅上的蒸笼还是盖着的。
买包子的人说，要三个，或是要五个。说完了老板娘就把手伸出去，把那包子钱先拿过来，而后才打开蒸笼。包子是三分钱一个。若没有零钱，就交上了“毫票”。这时候蒸笼的盖还是不开的，老板娘又到钱篓子里找零钱去了。
等一切手续都办理清楚了，才能打开蒸笼。打开蒸笼一看，包子只剩了孤单单的一个了。
于是又退钱，又打着落在她鼻子上的那一个苍蝇。实在费工夫，这一个包子才算出了蒸笼。
但是买主不但不觉得不耐烦，反而觉得这包子更好吃，于是非常珍贵地用荷叶托着。临出门口的时候，还回头问着：
“等一下有吧？”
只听那里边回说：
“下半天来吧，现在不卖了。”
买包子的人，也不想一想，包子铺是为着卖包子的，为什么一会卖一会就不卖了呢？只是人人都说：
“‘未必居’那包子铺的架子才大呢，一去晚了就没有。”
不但晚了没有，来早了也是没有的，一天就是上半天有那么一阵，下半天有那么一阵，其余的时间就是有他也不卖。
买包子的人也知他明明有，他就是不卖的。因为有也不卖，人们就更佩服它的特殊的性格了。
下雨天，姑娘撑着伞去买包子，老人拄着杖子去买包子。包子就是买不到，人们就是越觉得满意，因为这包子是非常珍贵难得的。物以稀为贵，于是就觉得“未必居”的包子越发的好。
马伯乐早晨起来，拿它当点心吃。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又觉得肚子里边空，于是一天两次去买包子。不单是买，而且还站在那里看，看到底是怎么做法。将来离开了武昌，到别的地方去，哪里还有这‘未必居’呢？不如赶早学着点，将来自己下手做。
这包子和普通的包子一样是发面的，做起来圆圆的带着褶，不过发面里略微加点糖，吃起来甜丝丝的。里边也是肉馅，唯有这肉馅有些不同，是猪肉馅，肉连切也不切，先是整个大块放进大锅里去煮，煮好了取出来再切。切碎了还不能够成为包子的馅，至少要再炒一遍，炒的时候，还要放些个豆酱，其余的什么也不要了，葱，蒜都不要。
这就是“未必居”包子的要诀。
马伯乐到王公馆去，就向王老先生宣传，因为王老先生也是最喜欢吃“未必居”的包子的。马伯乐之所以认识这包子还是由于王老先生介绍的。
马伯乐说那包子一点稀奇没有，面里边放一点糖，猪肉炒一炒就是了。
王家大小姐是一个斯斯文文的大姑娘，她抢着说：
“看花容易，绣花难。若是我们也会做，人家还开包子铺做什么。”
王家大小姐，素性斯文，虽然与马伯乐自幼在一起玩，但是因为十年不见，各自都长大了。尤其是王小姐，离开青岛的时候，才十三岁，现在已经二十三岁了。
所以当她说完了这句话，就觉得有点不大得体，羞得满脸发烧，转回身就从客厅跑出去了。
因为特别慌张，在那红线绣着金花的门帘上，还把头发给碰乱了。王大姑娘的头发是新近才烫卷着的，对着镜子去修饰去了。
不曾想，在那镜子里边，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头发，而是自己红得可怕的脸色，那脸好像在下雨的夜里，打闪时被闪光所炫耀得那么红。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很可怕的，连她自己也不敢看了。心里头非常害怕，想不到，怎么镜子里边是那么一张脸呢？从来没有见过，可是从来不认识的。
于是她离开那镜子了，头发也并没有梳理，就到自己装饰得很好的小沙发上坐下了。坐在那里越想越生气，而也越想越冤枉，而又越想越委屈。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好像受了人家的欺侮了一般，而这欺侮又偏偏是没有什么事实的，不能对任何人去讲说的。若是在小孩子的时候，就要到母亲那里去哭一场。可是现在已经长大了，母亲并不是随时都在身边的，若说这么大的姑娘，特别遣人把母亲请来，好坐在母亲的旁边哭一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何况什么因由也没有呢。
于是她就在沙发上坐着，自己镇定着自己，企图把这种连自己也不情愿的伤心抑制下去。
王小姐在武汉大学里念书。武汉大学就在武昌的珞珈山上。王小姐是去年毕了业的，所以那边不常去了。
但是那边东湖的碧油油清水，她每一想起来，她总起着无限的怀恋的心情。从前她每天在东湖上划船。宿舍就在湖水的旁边，从窗子就可以望见的。那时候也并不觉得怎样好。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时间快得就好像做梦似的，三四年的工夫匆匆地过去了。离开那学校已经一年有余了。
王小姐过去在那学校里边是有一个恋人的，也许不是什么恋人而是朋友，不过同学们是好说这样的话的。
昨天那王小姐的朋友还来看过她，并且还带来了一束紫色的就是那东湖上的野花给她。她把那花立刻找了一个花瓶，装了水，就插上了，而且摆在客厅的长桌上了。她本来有心立刻就拿到自己房里来的，但觉得有母亲看着不好意思那样。其实那花是她的朋友送给她的，她本来不必摆在客厅里，可不知道为什么她勉强地摆在客厅里了。
可是不一会，朋友一走，她就把花端到自己的房里来。因为她越看那花越漂亮，小小的花，小小的叶，紫花中间还有白心。
现在这花就在她自己的镜台上摆着。
听说他要订婚了，不知道是真的不？昨天他来的时候，她想要像说笑话似的，随便问他一声，后来不知怎么岔过去了。
现在她坐在那为她自己而装饰的小沙发上。她看到那花瓶里的花，她就顺便想到昨天那件事情上去。她觉得真好笑，人家的事情，用咱这么费心来问他做什么？
王小姐的这间小屋，窗台上摆着书，衣橱上也摆着书，但是并不零乱，都摆得非常整齐。她的这间小屋里，成年成月地没有人进来。但是看那样子，收拾得那么整洁，就好像久已恭候着一位客人地到来似的。
尤其是那小沙发，蓝色的沙发套上缀着白色的花边，左手上一块，右手上一块，背后一块。花边是自己亲手用勾针打的，是透笼的，轻轻巧巧的，好像那沙发并不能坐人了，只为着摆在那里看着玩似的。
现在她还在沙发上坐着，她已经坐了许久了。她企图克制着自己，但是始终不能够。她的眼里满含了眼泪，她不知从哪里来的悲哀。她看一看红红的灯伞，她觉得悲哀。她看一看紫色的小花，她觉得委屈。她听到客厅里的那些人连讲带说的欢笑声音，她就要哭了。
不知为什么，每当大家欢笑的时候，她反而觉得寂寞。
最后，她听那客厅的门口，马伯乐说：
“明天来，明天来……”
于是客厅不久就鸦雀无声了。接着全院子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好像一个人睡在床上，忽然走进梦境去了似的。
王小姐听到马伯乐说“明天来，明天来”这声音，就好像十年前他们在一起玩，玩完了各自回家去所说的那“明天来”的声音一样。她还能够听得出来，那“来”字的语尾特别着重，至今未改。
但那已经是十年前了，而现在是十年以后了，时间走的多么快，小孩子变成大人了。再过几年就老了，青春就会消失了的。
一个人刚长到二十岁，怎么就会老呢？不过一般小姐们常常因为她们充满着青春，她们就特别骄傲。
于是眼泪流下来，王小姐哭着。
她想起了许多童年的事情，登着梯子在房檐上捉家雀……下雨天里在水沟子里捉青蛙……捉上来的青蛙，气得大肚子鼓鼓的……
王小姐一想到这里，又是悲哀，又是高兴，所以哭得眼睛滴着眼泪，嘴角含着微笑。
她觉得保罗是跟从前一样的，只是各处都往大发展了一些，比方鼻子也大了一点，眼睛也长了一些，似乎是黑眼珠也比从前大了。
她越想越觉得有意思，人是会忽然就长大了的。
“不单长大，而且还会老呢！”
王小姐心里边这样想着，一想到这里，忽然觉得保罗不单跟从前不一样了，而且完全不一样了，完全变了。
眼睛从前是又黑又蓝的，而现在发黄了，通通发黄了，白眼珠和黑眼珠都发黄了。再说，那嘴唇也比从前厚了。
一个人怎么完全会变了呢？真是可怕，头变大了，身子变长了。就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那声音比从前不知粗了多少倍，好像原来是一棵小树枝而今长成了一个房梁了似的，谁还能说今天这房梁就是从前那棵树枝呢？是完全两样的了。
马伯乐来到汉口不是一天的了，她并不是今天才第一次看到他，那么为什么她今天才考虑到他？似乎马伯乐在十年之中都未变，只是这一会工夫就长大了的样子。
但是王小姐她自己并不自觉，因为这些日子她的思想特别灵敏，忽然想东，忽然想西。而且容易生气，说不吃饭了，就不吃饭了，说看电影就看电影去。
这样下来已经有不少日子了。
她这样的悲哀和焦躁，她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中心主题。
只不过，她常常想到，一个人为什么要“订婚”？
而尤其是最近，那个朋友真是要订婚了吗？她早就打算随便问他一声，都总是一见了面就忘记，一走了就想起。有时当面也会想起来的，但总没有问。那是别人的事情问他做什么呢？
可是一到了自己的房里，或是寂寞下来的时候，就总容易想到这回事情上去。
一想到这回事情上去，也没有什么别的思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只觉得一个好好的，无缘无故地订的什么婚？她只觉得有些奇怪就是了。
近来王小姐的烦恼，也就是为这“奇怪”而烦恼。
她的血液里边，似乎有新的血液流在里边了，对于一切事情的估量跟从前不一样，从前喜欢的，现在她反对了；从前她认为是一种美德的，现在她觉得那是卑鄙的，可耻的。
从前她喜欢穿平底鞋，她说平底鞋对于脚是讲卫生的；可是现在她反对了，她穿起高跟鞋来。从前她认为一个女子斯斯文文的是最高雅的；现在她给下了新的评语，她说那也不过是卑微的，完全没有个性的一种存在罢了。
不但这种事情，还有许许多多，总之，她这中间并没有过程，就忽然之间，是凡她所遇到的事物，她都用一种新的眼光，重新给估价了一遍。
有一天下着小雨，她定要看电影去，于是穿着雨衣，举着雨伞就走了。她非常执拗，母亲劝她不住。走到街上来也不坐洋车，就一直走。她觉得一个人为什么让别人拉着？真是可耻。
她走到汉阳门码头，上了过江的轮船。船上的人很拥挤。本来有位置她已经坐下了，等她看见一个乡下妇人，抱着一个小孩还站着，她就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她了。她心里想：“中国人实在缺少同情心。”
她在那儿站着的时候，她觉得背后有人说话，第一个使她感到，或许就是那同学，就是那要订婚的人。
等回头一看，却是马伯乐。
这想错了似乎把自己还给吓了一跳。
马伯乐是自己一个人，没有带太太，也没有带孩子。
本来他们小的时候在一起玩，那时候，谁还有太太，谁还有孩子呢？
在马伯乐结婚的前一年，他们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今天在轮船上这样的相会，又好像从前在一起玩的时候的那种景象，非常自由，不必拘泥礼节。
但是开初他们没有说什么，彼此都觉得生疏了，彼此只点了点头。好像极平凡的，只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并不是朋友的样子。过了几秒钟，马伯乐才开头说了第一句话，但是那话在对方听来，一听就听出来，那不是他所应该说的。那话是这样的：
“过江去呀？”
很简单，而后就没有了。
这工夫若不是马伯乐有一个朋友，拍着肩膀把他叫到一边去了，那到后来，恐怕更要窘了。
一直到下了轮船，他们没有再见。王小姐下船就跑了，她赶快走，好像跑似的。一路上那柏油马路不很平，处处汪着水，等她胡乱地跑到电影院去，她的鞋和袜子都打湿了。
她站在那买票。那卖票人把票子放在她手里的时候，她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等第二个人把她挤开的时候，她才明白了，她是来看电影的。
至于马伯乐那方面，刚刚从大痛苦中解脱出来，那就是说，受尽了千辛万苦的逃难，今天总是最后的胜利了。
管他真胜利假胜利，反正旁边有“未必居”包子吃着。眼前就囫囵着这个局势。
所以一天到晚洋洋得意，除了一天从窗口看一看那窗外的枇杷树之外，其余就什么也不管了。
太太同他吵，他就躲着，或是置之不理；再不然，他生起气来，他就说：
“你们回青岛好啦！”
他明知道她们是回不去了，所以他就特别有劲地嚷着，故意气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又来了她的老毛病，却总是好哭。在马伯乐看了，只觉得好笑。他想：哭什么呢？一个人为什么那么多的眼泪呢？
太太的哭，显然他是不往心里去，也不觉得可怜，也不觉得可恨，他毫无感觉地漠视着她。
早晨起来，他到“未必居”包子铺去买包子。下半天睡一觉，醒了还是去买包子。
除了看枇杷树买包子之外，他还常常到汉口那方面去探信，什么人来了，什么人走了。其中有他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但听了之后，大体上是满意的，因为人越来越多了，后来的连房子都找不到了。很少赶得上他那么幸福的。于是唯有他才是得天独厚的，万幸万幸。
马伯乐从大痛苦中解放出来之后，他什么也不再需要了，非常饱满地过着日子。也许以后还有什么变动，不过暂时就算停在这里了。
所以王小姐对他的那种相反的热情，他根本不能够考虑，他也根本不知道。
但自从在船上的那次相会，马伯乐也或多或少的感到有点不大对，那就是当他下船的时候，他想要找到她，但是找不到了，看不见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分明记得她站着的那个地方，但是那地方没有她。
没有看到也就算了。马伯乐慢慢地走着，他打算到一个刚刚从上海来的朋友那边去谈谈，听听或者有一些什么新的消息，听说“大场”那边打得最激烈，是不是中国兵有退到第二道防线的可能？去谈谈看。
马伯乐一边想着一边慢慢地走。在岸上，一抬头，他又看见王小姐了。
王小姐在前边跑着，撑着雨伞。
他想要招呼住她，但又没有什么事情，竟这样地看着王小姐走远了。蓝色的雨衣，配着蓝色的雨伞，是很深沉的颜色。马伯乐看着她转弯了，才自己走他自己的路去了。
第二天，马伯乐照样去买了“未必居”的包子来。本来觉得不饿，打算不去买了，但是几个孩子非拉着去买不可。他想既然成了习惯，也就陪着去了。可是买回来，他并没有吃，他把衣裳用刷子刷了一刷就走出去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小雅格手里还拿着两个包子说：
“爸爸，这是你的。”
下半天马伯乐又出去了。太太以为他又是到蛇山上去喝茶，让他把小雅格带着，觉得在家里闹。马伯乐没有带就走了。
他到王家来了两次，似乎王小姐都不在家。本来他自己也不承认是来找王小姐的，于是就在客厅里坐着，陪着王老太太谈了一些时候。谈得久了一点，他就站起来走了。
到了晚上，他又来了，恰巧客厅里边没有人，说是王老先生和王老太太都出去了，说是过江去看汉戏。
马伯乐于是问：
“大小姐在家吧？”
马伯乐到王家来，从来没有单独请问过她们的大小姐。于是那女工好像受了一惊似的，停了一停才说：
“我去看看。”
一出了客厅的门，那女工就在过道里问着一个小丫环：
“大小姐说是跟老人家去看戏，去了没有？”
那毛头小丫环还没有张开嘴，大小姐就从那枣红的厚门帘里走出来。她是出来倒水的，手里还拿着一个茶杯。显然她是在床上躺着的，头发有些乱了，领子上的钮扣开着，而且穿着拖鞋。
“你们嚷嚷什么？老太太一出去，你们这回可造反啦。”
她们说：
“不是，马先生找你。”
她想是什么马先生呢？她问：
“电话吗？”
女工说：
“在客厅里。”
王小姐把杯子放下了，放在了门旁的茶桌上。回头往客厅一看，从那门帘的缝中她看见了马伯乐。
她说：
“保罗！”
因为她受了一点惊，她就这样说了出来。她本想回到房里去，把头发梳理一下，或是穿上一双鞋子，但是都没有做到，只把领子上的钮扣扣上了就向客厅里走去。因为她分明看见了，保罗从那开得很大的门帘缝中早就看见她了。又加上近来她认为一个女子太斯文了是不好的，于是就大大方方地走近客厅去。
马伯乐看她来得这么痛快大方，就指着长桌上正在打开着一本书说：
“这书我看过的，很好，翻译的也不坏。”
王小姐把书拿到手里，合上了，看了看那封面：
“不错，是我借来的，还没有看完。”
于是就放在一边了。
马伯乐说：
“我打算借几本书看，你手头可有什么书吗？”
王小姐说：
“我乱七八糟有一些，你要看一看吗？”
王小姐带着马伯乐就到她自己房里来。一边走着一边说：
“一个人不读书是不行的。”
马伯乐也说：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不读书。全世界上的人，哪国人不读书？”
等进了那小房间，马伯乐还说着：
“人家外国女人，就是到公园去，手里也拿一本书。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看书。”
“真是不同啊，咱们中国人太落后了。一出了学堂的门，谁还念书呢！念书的真是傻子。”
王小姐的屋里非常干净，书摆在窗台上。他们先去看了看那书，马伯乐随意选了几本而后才坐下来。
王小姐坐在沙发上，让马伯乐坐在镜台前边的那只小凳上。
这屋子很好，就是小了点，初一看来好像一个模型似的，但也正因为它小，才有一种小巧玲珑的趣味。
他们没有谈什么就又回到客厅里去了。在客厅里讲了一番武汉大学的情形，讲了各位教授。还有一个笑话，其中就有这么一位教授，对学生们说亡了国不要紧，只要好好地念书……
他们谈得很愉快的，似乎他们是在社交的场合中似的，只是彼此尊敬，而不能触到任何人的情感的一面。
女仆隔一会献一杯茶来。他们二位就都像客人似的坐在那里，或者以为这二位就都是这家的主人，一位是少爷，一位是小姐。
谈到九点多钟，马伯乐才走了。
二位老人家去看戏，还没有回来。
王小姐想写两封信，但都没有写成，就倒在床上睡了。睡了一些时候，也没有睡着，就听母亲回来了。经过了客厅走到她自己的房里去了。很有意思的，她一边走着一边说那汉戏的丑角怎样怎样不同，鼻子上的那白色也抹得稀奇哩！
王小姐是关了灯的，因为有月亮，屋里是白亮亮的。夜里不睡，是很有意思的，一听听得很远，磨盘街口上的洋车铃子，白天是听不见的，现在也听见了。夜里的世界是会缩小的。她翻了一个身，她似乎是睡着了。
第七章
从此以后，马伯乐天天到王家来。王小姐也因此常常候在家里，本来要看电影去或是做什么，因为一想到，说不定保罗要来的，于是也就不出去了。
在客厅里常常像开晚会似的，谈得很晚。王老太太也是每晚陪着，王老先生若是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不陪着的。
这样子过了很久，好像从前那种已经死灭了的，或者说已经被时间给隔离得完全不存在了的友情，又恢复了起来了。
老太太常常指着女儿说，保罗哥小的时候这样，那样，说得似乎这些年来并没有离开过似的，有时那口语竟亲近得像对待她自己的儿子似的了。
遇到了吃饭的时候，马伯乐就坐到桌子上来一起吃饭，就好像家里人一样的，方桌上常常坐着四个人，两位老人带着两个孩子。
这样子过了很久。有一天晚上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电话，把大小姐叫出去了。
那电话设在过道的一头上。大小姐跑出去听电话，一去就没有回来。女仆进来报告说：
“大小姐不吃饭了。老太太去看看吧！”
大家一听，果然是后边房间里有人在哭。
王小姐伏在床上，把头发埋在自己的手里，眼睛和鼻子通通哭湿了。旁边的小小的台灯，从那朱红色的灯伞下边放射着光辉，因为那灯伞太小了一点，所以那灯光像似被灯伞圈住了似的，造成了铜黄色的特别凝练的光圈。
老太太问她哭什么，她一声不响。老太太也就放下那枣红的门帘回去了，好像对于女儿这样突然会哭了起来表示十分放心似的。她又回到客厅的桌上吃饭去了。
王老先生也没有细问，仍旧跟马伯乐谈着关于前线上伤兵的问题。
马伯乐说这一次打仗是中国全民族的问题，所以全国上下，有钱的应该出钱，有力的应该出力；他还讲了他要当兵打日本的决心，他说：
“我已经给家去过信，征求父亲的同意我要当兵……”
王老先生一听，似乎就不大同意，说：
“当兵自然是爱国的男儿的本分，但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也就够了，我想有钱的就不必出力了。”
马伯乐一看，当兵这些话显得太热了点，怕是不大对王老先生的心思。于是就说：
“当兵，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人家也不要啊！不过是所谓当兵，就是到前方做救护工作。”
王老先生觉得做救护工作还是一种激烈的思想，于是就劝阻着说：“我看这也不必的，要想为国家献身，何必一定到前方去。委员长说过，后方重于前方，后方也正需要人材的，比方物价评判委员会，我就在那边工作……民生是第一要紧。什么叫做民生？就是民食，尤其是在这抗战期间，物价是绝对不应该提高的。我们具有远大眼光的政府，有见于这一点，就不能不早做准备。物价评判委员会，主要的就是管理民食的总机关。”
说完了就问马伯乐：
“你也愿意找一点工作吗？”
出乎马伯乐意料之外的这一问，他立刻不知道怎样回答了，想了一下才说：“愿意。”
“那么我可以安置你到物价评判委员会里去。”
马伯乐赶快地问：
“那里边不忙吗？”
王老先生说：
“本来是什么事也没有，会忙什么呢？也不过就是个半月开一次会，大家谈谈，讨论讨论。”
刚说完了，就来了电话，电话铃子在过道里铃铃地响着，响了好半天才有人去接话。
王老先生说：“她们一个一个的都做什么？慢慢地连电话也没人接了。”他显然说的是女仆们。
这电话显然是有事情。王老先生到那边简单地说了几句就转来了。
坐到桌子边，很快把半碗饭吃下去了。以前的半碗，半个钟头也没有吃完，现在一分钟就把剩下来的半碗吃完了。
他站起来一边说，一边把吃饭时卷起来的长衫袖子放下。
“我囤了点煤，现在趁着市价高，打算卖出去……谈着谈着，我就把这桩事忘了。电话就是为这个。”
一转身，王老先生戴起黑色呢帽，拿起手杖来，很稳重地走了。似乎国家的事情要不放在这样人的身上，是会靠不住的。
王老先生走了之后，马伯乐也觉得应该走了，好像老太太一个人故意陪着似的，有点不太好。但几次想到这里，可是又都没有走，因为王小姐在那边，到现在始终没有声音。大概是不哭了，但是为什么不出来呢？
马伯乐很希望老太太能够进到小姐那屋子去一次。但是老太太像是把小姐哭的那回事给忘了似的。希望从老太太那里听一句她的情景，马伯乐几次故意往那上边提，说：
“小姐她们那武汉大学风景真好，你老没有去逛一逛吗？”
老太太说：
“是的，我去逛过啦，夏天的时候还去来的，都是桂英（女儿的名）带着我……那水呀绿油油的，那山也是好看……”
马伯乐看老太太叫桂英，他也就叫桂英了，他说：
“桂英毕业之后，没有做点事吗？”
老太太说：
“没有呢，那孩子没有耐性，不像小的时候了，长大了脾气也长坏了。”
马伯乐再想不出什么来说的了。想要走，又想要再坐一会；坐一会又没有什么再坐的必要，走又不情愿，于是就在客厅里一边犹豫着一边翻着报纸。
一直到了很晚，王老先生都回来了，马伯乐才从那个带有一个小花园的院子走出来。
他很颓唐的，他走在刺玫的架下，还让那刺玫带着针的茎子刺了脸颊一下。他用手摸时并没有刺破，而那手却摸到鼻子上那块在淞江桥跌坏的小疤痕。
夜是晴朗的，大大的月亮照在头上。马伯乐走出小院去了。
王家的男工人在他的背后关了门，并且对他说：
“马先生，没有看见吗？又来了一批新的伤兵啊！”
男工人是个麻子脸，想不到在夜里也会看的很清晰的呢，可见月亮是很大很亮的了。
一走出胡同口，往那条大街上回头一看就是一个伤兵医院。那里边收容着六七百的伤兵。马伯乐是晓得那里边没有什么好看的，也不回头，简直走回家去了。
想不到就在他住的磨盘街上，也开了伤兵医院了。那里一群兵在咕咕哝哝地说着话。
他想这定是那新来的伤兵了。等经过了一看，并不是的，而是军人的临时宿舍，那些兵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并没有受伤。
马伯乐带着满身的月亮，敲着家门。因为那个院子住着很多人家，所以来给他开门的不是他的太太，而是楼下的一个女人。
不一会马伯乐就登登上楼去了。
太太在楼上还没有睡，手里拿着针线，不知在缝什么。
马伯乐一看就生气，一天到晚地缝。
“天不早了，怎么才回来呢？”
马伯乐往他的小帆布床上一躺：
“才回来，当兵去还回不来了呢！”
太太非常莫明其妙，但一想也许又是在外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于是没有理他，不一会就关了灯了。
第八章
不久马伯乐就陷进恋爱之中了。他们布置了一个很潦草的约会。
约定了夜九点钟，在紫阳湖边上会见。王家的住宅就在紫阳湖上，没有多远。
离九点钟还差十分钟，马伯乐就预先到了湖上的那个石桥上徘徊着。
他想她也快来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着。他围绕着湖，看着湖的四周围的人家的灯光。
不一会王小姐就来了。马伯乐在想着：她来的时候，第一句该说些什么呢？或者谈伤兵吧，或者谈前方的战事。但是王小姐来的时候，这些都没有谈，而且什么也没有谈，彼此都非常大方，一走拢来，就并肩向前走去了，好像他们是同学，下课之后，他们在操场散步似的。
他们谁也不说什么。那条环湖路是很僻静的。很少有灯光，偶尔除了对面来了一部汽车，把他们晃得通体明亮，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黑暗之中向前走着。好像他们故意选了一条黑暗的路似的。
他们走了七八分钟，才遇到了一个有亮光的街道。但是一分钟就过去了。他们仍旧消失在那黑暗的夜里。因为他们俩都没有声音，所以那脚下的石子好像代替了他们在说话似的，总是嚓嚓地在响着。
半点钟之后，他们走到一条很宽的大道上去。沿着那条道，如果再往前走，连人家的灯光也不多了。只有更远的几十里路之外，那地方有一片灯光。
那或者是城郊的什么村镇吧？
马伯乐如此地想着。
他们又走了一段，在那野地上来了两只狗，向他们叫了一阵。
他们并没有害怕，只是把脚步略略停了一停，似乎那狗是劝告他们；“你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就转回身来往回走了。
路上仍旧是一句话不说。
他们又走了半点钟的样子，就又回到了那桥上。他们都觉得这路是很短的，不值得一走，一走就走到了头了，很快地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于是又找了条新的路，也是灯光很少的。他们又走了半点钟。
在没有灯光的地方，他们比较自由些；一到了有灯光的地方，他们两个就垂了头。他们是非常规矩的，彼此绝对不用眼光互相注视。彼此都不好意思。好像这世界上不应有这么多灯光。他们很快地回避开了。哪怕旁边有一条肮脏的小路，他们也就很快走上去了。
到了十一点钟了，他们来到了王家的门口了。王小姐在门口上停一停，站一站，似乎要说再见的了；但是她没有敲门，她向一边走去了。马伯乐也跟了上去。于是围着房子转了一周。而后又来到了门前。
王小姐又在门口上停一停，站一站，似乎是要进去了；但是她没有那么办，她又走开了。马伯乐又跟上去。又围着房子转了一周。这一次，一到那门口，王小姐走上前去就敲着门环。
马伯乐也就站开了一点，表示着很尊敬的样子，回过身去，就先走了，免得让管家的人看见。
听过了门上的门闩响过之后，马伯乐才像从梦中惊醒了似的。走在这小路上的仍旧是自己独自一个。这小石板路，年久了有的被踩平了，有的被踩出凹坑了，有的已经动动摇摇的了，被雨水不停地冲刷，已经改换了位置，或者自己压在了别的身上。
黑洞洞的，路灯都熄了。马伯乐摸索着在小路上走着。
他听到了后边有什么人在跑着，并且在叫着他。这实在出其所料，他就把脚步停下，等一等。
不一会，果然是刚刚被送进院子去的王小姐跑来了。她踏着小路上的石板格拉格拉地响着。
等她跑到了身边，马伯乐就问她：
“你为什么又来了呢？”
王小姐笑着。完全不是前一刻那沉静的样子。
马伯乐说：
“你不睡觉吗？”
王小姐说：
“我睡不着……”
“为什么睡不着？”
“我不晓得。”
马伯乐伸出手来，打算拥抱她。并且想要吻她的脸颊，或者头发。
当时王小姐稍稍一举手，他就以为是要拒绝他的，于是他就没有那么做。
过了一分钟之后，他们又是照着原样走了起来。有的时候并行着走；有的时候马伯乐走在前边，王小姐走在后边；有的时候，碰到了高低不平的路，马伯乐总是企图上前去挽着她。但是也总没有做到，因为他想王小姐大概是不愿意他那么做。
这一夜散步之后，马伯乐一夜没有睡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两点多钟了。
再过一个钟头鸡就叫了，天色发白了。他睁着眼睛在床上躺着。全家人都睡的非常甜蜜。全院子所有的房间里的人，也都一点声音也没有。
只有他一个陷入这不幸之中。
第二天早晨一起来，马伯乐就写了一封信。那信的最后的署名，写了“你的保罗”。这是多么勇敢的行为。
写完了，他本想亲自送去，但一想不大好，还是贴了邮票送信筒吧。
这信王小姐读后大大地感动，因为实在写的太好了（马伯乐当年想要写小说的那种工夫没有用上，而今竟用在了这封信上了的原故。）
他们很快地又布置了一个约会。在这约会上马伯乐换了很整齐的衣裳，而且戴了手套。他装扮得好像一个新郎似的了。
王小姐无论说什么，马伯乐总是一律驳倒她。
王小姐说：
“一个人结婚不是合理的吗？”
马伯乐说：
“结婚是一种罪恶。”
王小姐说：
“假若是从心所愿的，那就不在此例了。”
马伯乐说：
“不，一律都是罪恶的。”
马伯乐这样热情的态度，使王小姐十分同情，于是把她近来的生活状况都告诉了他。
她的那位快要订婚的朋友，不但没有订婚，而且提出向她求婚的要求来了。
她把这问题公开地提出来，让马伯乐帮着她在理论上分析一下。
马伯乐一听，这简直不是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来打击他。
所以他想了一想，没有立刻就回答。他实在并不相信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马伯乐站起来，提议要离开这吃茶店，回家去。
说实在的，他口袋里还有一封写好的信，还没有拿出来呢。现在也用不着拿出来了。
他想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女子，人人都可以向她求婚，那还有什么高贵？去她的吧！
王小姐恳求他，再坐一会不可以吗？他只说了一声“不了”，站起来就走。
他想：她原来已经有人了。
王小姐回到家里，喝了父亲的许多白兰地酒。醉了，醉得很厉害，第二天一天不能够吃什么，只是哭。
母亲从来没有谈过她的亲事，自从她长了这么大一字没有提过。
母亲现在问她了：
“你若是心目中有谁，你只管告诉娘，只要是家财身份不太差，是没有不随你的意的。”
母亲看她百般不说，就用好言好语来劝着：
“你长了这么大，娘没有不随着你的，你有什么心事，你只管讲。”
母亲越说，女儿就越哭得厉害。到后来母亲什么法子也没有，只说：
“别哭了，好孩子别哭了，哭坏了。”
到了第二天，才算勉强地起来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陪着父亲谈了一会话。
正这时候马伯乐来了，在院子里边和花匠谈着话。
王小姐一听是马伯乐就跑到自己的屋子去了。
马伯乐是非常懊悔的，在他第一步踏进客厅的时候，他的脸都红了。他怕她就在客厅里，若是她在的话，他真要跑到她膝前去跪下，请她饶怒了他吧。
恰好她没有在，马伯乐才万幸地坐在沙发上。
今天，他不是自己内心的不平静，还是怎么的，就处处觉得与平常有些不同，他想或者他们的事情，家里晓得了吧？似乎那花匠也说东说西地故意在试探他。
老太太今天也好像对他疏远了一些，谈起话来都是很简单的，似乎在招待客人似的。女工进来倒了一杯茶来，他也觉得那女工用了特别的眼光在看着他。小丫环刚才在过道上看见他，就缩头缩脑地回去了，好像是看见了生人似的，并不像平常那样，笑嘻嘻的，就像见着她们家里的一员似的。
王老先生，今天并没有和他长谈，只说了三言两语，就拿了一张报纸到外房里去看报了。
每天来，一进这客厅就热热闹闹的，王老先生，老太太，大小姐，都在一起坐着；而今天，都变了，难道说变得这么快吗？
大小姐似乎不在家里的样子，难道她出去了吗？她到哪里去了？这可真想不到了。若是知道的话，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找她。
她真的不在家里吗？为什么她不来？若是她真的没有在家，那倒还好；若是在家故意不出来，这可就不好办了。
他想要问一问小丫环，这可怎么问，真有点不好意思。假若那小丫环早已在怀着敌意的话，一问更糟了。
若是在平常，他随便就问了，但是在此刻他就有点不敢问，怕是一问这事情就要揭发了似的，或者老太太就要从这客厅里把他给赶出去。他甚至想到在王家他是犯了罪的。
为什么到人家家里来，装着拜访所有的人的样子，而实际上就是单单为着人家的小姐呢！
马伯乐，他已经看出来了，王老太太的那闪着光的眼睛里边，绝对地已经完全晓得了他的秘密。
好像他犯了一件案子，虽然这案子还隐藏着没有爆发，但是非要爆发的，而且不久就要爆发，已经是不用思索的了，非是那么回子事不可，是不可救药的了。
他本想站起来就走的，但是他已经被他自己就先给吓瘫了，吓得不能动了。他的头上一阵一阵冒汗，他的身上一阵一阵像火烧的一样热。
再过一会，假若身上的血流再加一点热力，怕是他就要融化掉了。
一个人是不是会像一个雪人似的那样融化掉？他自己一阵一阵竟好像坐在云彩上了似的，已经被飘得昏昏沉沉的了。
王老先生在卧房里一咳嗽，把他吓了一抖。小猫在他的皮鞋上撞了一下，他下意识地竟以为那是一条蛇，那感觉是恶劣的。
王老太太问：
“马太太为什么好些日子不见了呢？”
马伯乐想，她问到她干什么？是不是从她那里走漏了什么消息？难道说，这事情太太也晓得了吗？真是天呵，岂有此理！
他又想，那不会的吧，有什么呢！只写过一次信，见过两次面，谈了一谈。何况太太不能晓得，就是晓得了，也没有什么越轨。但是那夜在小板路上，他差一点没有吻了她。现在想起来，才知道那真是万幸的。假若真吻着她了，到现在不成了证据吗？但是又一想：
“这不是很可笑吗？就是吻了，有谁会看见呢？”
他自己问着他自己。在那么黑的巷子里，就是吻着她了，谁还能够看见呢？没有证据的事情为什么要承认呢？
马伯乐想到这里就正大光明了起来，畏畏缩缩是万事失败之母，用不着懦怯。在这世界上人人都是强盗，何必自己一定要负责到底，迈开大步踏了过去吧。
“小韩……”
他向小丫环招呼着，下边紧接着就要问大小姐。
但是只叫了个小韩，往下的几个字就说不出来了。
明明知道说出来不要紧，但是就是说不出来了，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了。
等一分钟过后，一切机会都失去了。刚刚小韩站在他旁边的时候，问他要做什么，他说要把今天的报纸拿来看一看。
现在他手里就拿着那报纸，拿着这“劳什子”做什么呢？他非常怨恨那报纸，都是它误了事。若不是它，现在不已经明白了嘛，大小姐到底是在不在家。
接着他又做了第二个企图，想要说请老太太看电影去，并请大小姐。这是很自然的，就这么说吧。
但是没有说出来，因为他发现了这么说不大好。于是又换了个方法，又觉得不大好。实在都不大好。怎么好的方法就全没有呢！这可真奇怪。
到了后来，脑子已经不能想了，想什么，什么不对，都完完全全做不到。
于是什么人工的方法也不追求了，他就听天由命了起来。
他希望大小姐从她的房子自动地走出来，让他毫不费力地就能看到她。所以他从那门帘的缝中巧妙地注意着门帘以外的动静。那过道上有一个玻璃杯响，他以为是她出来了。小丫环登登地从过道跑过去，他以为一定是大小姐在招呼她，或者是招呼她打一盆洗脸水，她洗了脸，大概就要出来了。
过了半天工夫，没有出来，分明他是陷到失望里去了；但是他不让他自己失望，他设法救了他自己，他想一定是她在穿衣裳。又过了好些工夫，还是没有动静。本来他的猜测都是丝毫没有凭据的，本不可靠的，但是他不那么想。他想她或者是在梳头发，就像隔着窗子、门他就看到了的那样。
这一梳头发，可始终没有梳完，大小姐也始终没有出来。
“不出来就不出来吧”，马伯乐在心里说着，“人是无情的呀。”
他含着眼泪走出了王家。他走在巷子里，他的眼睛上像是罩着一块不十分干净的玻璃似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他的脚步因此也散了，伸出去的脚，没有力量，似乎在那石板路上飘着，而踏不住那石板路了。
马伯乐被过重的悲哀冲击得好像一团汽沫似的那么轻浮。他勉强地挣扎着才算走到了家里，差一点没有被冲到阴沟里去。向前走，终于也就走到家里来了。这小巷子上边是天，下边是石板，而两边又都是墙壁，周密得像一个筒子似的，就是存心打算溜到一边去也是不可能的。
马伯乐从此失恋了，而是真正的失恋。他做了不少诗，而且都是新诗。
王小姐不见他，那是实实在在的了。他写了两回信去，也都一点用处没有，于是他感到王小姐毕竟是出身高贵。高贵的女子，对于恋爱是纯洁的，是不可玷污的，所以王家的公主一怒就不可收拾了，那是必然的。
一方面虽然马伯乐是被舍弃了，但是一想到若是被公主舍弃了，别说舍弃一次，就是舍弃十次也是值得的，因为她是公主呵。因为公主是世界上很少有的。
所以马伯乐五六天没有出屋，就坐在屋里向着那窗外的批杷树作了很多诗。
篇篇都是珍贵的杰作，篇篇都好得不得了。
马伯乐新作的诗，都保存着。诗实在是作得很好，但是没有人鉴赏。他拿给朋友们看的时候，朋友们看了之后，是不知所云的，因为马伯乐恋爱这件事情人家都不晓得。这使马伯乐很生气，他说中国人不能够鉴赏艺术。外国的诗人常常把自己的诗当着朋友去读的。而在中国什么都谈不到的，真他妈的中国人！
于是还是自己念上一遍吧：
多么值得怀念呵！
当她抚摸着我的胸口的时候。
好是好，就是有点太不贴题，这一点马伯乐自己也晓得。本来那王小姐的手连触也没触到的，怎么会抚摸到胸口上去了！不过作诗都是这么作，若是不这样，那还叫什么诗呢？
于是马伯乐又念第二篇：
我的胸中永远存留着她的影子，
因为她的头发是那么温香，
好像五月的玫瑰，
好像八月的桂花。
我吻了她的卷发不知多少次，
这使我一生也不能忘记。
马伯乐念完了，他自己也茫然了，他究竟去吻过谁的头发呢，他自己也不晓得，不过觉得究竟是吻过的样子，不然怎么能够这样的感动呢。
第三篇尤其好：
我为你，
我舍弃了我的生命，
我为你，
我舍弃了我的一切。
这诗一看上去就好像要自杀似的，令人很害怕。好就好在这自杀上，因为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维特不是自杀了吗？这正好就和维特完全一样。
不但如此，马伯乐真的半夜半夜地坐着，他想这有什么办法呢！失恋就是失恋了。
“既失了的就不能再得。”
“既去了的就不能够再来。”
“人生本是如此的。”
“大风之中飘落叶，小雨之中泥土松。”
“冬天来了，天气就冷了。”
“时间过去了，就不能再回来了。”
“十二个月是一年，一年有四季。一切都是命定的，又有什么办法呢！”
马伯乐到王家去了几次，连王小姐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因此他越被拒绝的厉害，他就越觉得王小姐高贵。不但王小姐一个人是有高贵的情操的，就连王小姐的父母，他也觉得比从前有价值了；若是没有高贵的父母，怎么能产生高贵的女儿呢？不但王家的人，就连那麻子脸花匠兼看门倌，他也觉得比从前似乎文明了许多。每当他出来进去时，那花匠都是点头称是，好像外国人家里的洋BOY一样。
马伯乐再在王家里出入，就有些不自然了，就连王家的花园，他也通体地感到比从前不知庄严了多少倍。
王家忽然全都高贵起来了。但这么快，究竟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只能承认他自己是瞎子。不是瞎子是什么？眼前摆着一块钻石，竟当玻璃看了。
马伯乐虽被拒绝了，但走出王家大门的时候，总是用含着眼泪的眼睛，回过头去恋恋不舍地望一望建筑得那么干净整齐的小院。
因此他往往带着一种又甜蜜、又悲哀的感觉回到家去。
后来他也不存心一定要见王小姐了，他觉得一见到，反而把这种关系破坏了呢。倒不如常常能围着这王家的花园转一圈，倒能培养出高贵的情绪来。
但是王小姐不久就订婚了，而且要出嫁了。
在出嫁的前两天，来了一张请帖，是用王小姐父母的名义而发出来的。
马伯乐想也没想到，她会这么快就出嫁的。出嫁也不要紧，但是不能这么快，哪有这么快的道理。
又加上那请帖上那生疏的男人的名字，非常庸俗，叫作什么“李长春”。
什么长春不长春的，马伯乐随手就把那请帖撕掉了，详细的结婚日子还没有看清。太太打算要去参加王小姐的婚礼，就把那些碎片拾了起来，企图拼凑起来再看一遍，不料刚拾起来，又被马伯乐给打散了。
马伯乐说：“若是高贵的出身还能叫这名字——长春，我看可别短命。”
从此马伯乐不再作诗，又开始吃起“未必居”的包子来了。
“久违了，包子。”当他拿起一个包子来，他含着眼泪向自己说。同时想：为什么有了王小姐就忘记了包子？
一边想着，一边就把包子吃下去了。包子在他嘴里被咬着，越来越小，而相反马伯乐的眼睛越来越大，因为那眼睛充满了眼泪，像两股小泉水似的。假若他的眼睛稍稍一缩小，眼泪立刻就要流出来的。男子大丈夫能够随便就流泪吗？只好设法把眼睛尽量睁大。
一连串吃了八个包子之后，才觉得对于这包子总不算是无情，总算是对得起它。于是放下不吃了。到床上去睡一觉。马伯乐这一觉睡得格外清爽，醒来之后，一心要打日本去。因为大街上正走着军队，唱着抗战歌曲，唱得实在好听。
马伯乐跑到街口去一看，说：“这么热闹，哪能不打日本去！”
第九章
江汉关前边过着成千成万的军队，各个唱着抗战歌曲，一夜夜地过，一清早一清早地过。广西军，广东军，湖南，湖北，各处的军队，都常常来往在黄鹤楼和江汉关之间。
不管老幼瘦胖，都肩着枪，唱着歌，眼睛望着前方，英勇地负着守卫祖国的责任。看了这景象，民众们都各个庄严静穆，切切实实地感到我伟大的中华民族灭亡不了。
但很少数的，也有些个不长进的民众，看了十冬腊月那些广西军穿着单裤，冻得个个打抖的时候，说：
“哟！还穿着单裤，我们穿着棉裤还冷呢。”
说这话的多半是妇人女子，至于男人，没有说的。马伯乐一回头就看见一个卖麻花的，他提着小筐，白了头发，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说的。
马伯乐这回可上了火了：
“女人们说这话，你男子大丈夫，也说得出口来？”
马伯乐一伸手就把老头的盛着麻花的筐子给捉住了。捉住之后，还在抖着，似乎要把那筐里的东西给倾倒马路上去。看热闹的人，立刻就围上来一大群。马伯乐本来打算饶了他就算了，因为那老头吓得浑身发抖，那灰白色的、好像大病初愈的那不健康的眼睛，含满了眼泪。
马伯乐虽然心里气愤，会有如此不长进的老头生在中华民国；但基于人道这一点上，他那么大年纪放了他也就算了。
但是不成，看热闹的人围上来一大群，马伯乐于是说：
“他破坏军心！”
他说完了，他自己也后悔了，不过话挤在喉咙里哪能不说呢？
立刻那老头就被一个拉洋车的踢倒。
宪兵走来了，宪兵说：
“打呀，打汉奸。”
那筐子里的被打落的麻花散了满地。
军队还在结队过着，唱着抗战歌曲，肩着枪，非常英勇。
观众们的鉴赏方法是非常高明的，冻得脸色发白，嘴唇发青一面，他们能够设法看不见；而专看那肩着枪的肩膀，和那正在唱着抗战歌曲的宽大的胸膛。也不是说看不到弱的那一面，也许看到了不敢说，或者是觉得不应该说，怕宪兵打。
在黄昏的时候，马伯乐常喜欢到江边上走走，而黄昏过兵的事情又多，去看一看那白亮亮的江水，去观一观那英勇的战士，在吃饱了饭之后，不亦一大乐趣哉！
马伯乐要当兵去的志愿，一来二去就消磨没了。越看人家当兵，就越觉得好玩，越好玩自己就越不愿意去当。
结果，他觉得当兵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当不当皆可，天天看，不就等于当了吗？真的当了兵，不也就是那种样子吗？所以还是不要当了吧。
不久马伯乐又沉到悲哀里去，似乎又想起王小姐来，也或者不是，不过就只觉得前途渺茫。到江边上去看一看吧，兵们也都变了，似乎都跟他自己一样，好像个个都垂头丧气似的。凑巧又有一大队伤兵让他看见了。那一队伤兵是新从外处运到的，不是重伤，都能够披着军毯走在大街上。自然而然服装都不十分好看，但在马伯乐一看，那就更坏了。
“那不是叫花子吗？那简直是叫花子，卫国的战士变成叫花子了。”
马伯乐看了这一现象，就更悲哀了起来，回到家里，往床上一躺，想起国事家事没有一样得以解决的。
“人生是痛苦的……”
“斗争是艰难的……”
“有权的好办事。中外古今，天下一理。”
“大丈夫手中无钱到处难为人。”
“银行的存折，越花越少，家又音信皆无。”
自此以后，马伯乐那快活悠然的态度，又一天一天地减少下去，在他吃起“未必居”包子似乎也没有以前那样得味了。他跟他的儿子大卫说：
“你跟着爸爸卖包子去吧，怎么样？”
马伯乐常想，一个人会饿死吗？做点小生意，卖卖香烟，或是掌掌皮鞋，就是卖花生米也是饿不死的，没有钱怕什么！
“大卫，明天爸爸去给你做一只小木箱，你背着。将来没有饭吃的时候，你和爸爸去卖包子。爸爸在家里做，大卫背着到街上去卖。”
马伯乐闲下来没事，就常向大卫说：
“咱们这包子专卖给无产阶级，专卖洋车夫，定价不要高，以销路大为本。二分钱一个。烧饼子也是二分一个。难道就专门不买咱的包子吗？和咱做对吗？天下没有此理。若我是洋车夫，一样的价钱，我也是吃包子而不吃烧饼的。眼看着包子好吃嘛，里边多少得有点肉。”
马伯乐有时当朋友讲着，有时当太太讲着，也有时候就自己在想，而每每想到那包子在洋车夫们面前一哄而尽了的情景，就像看了电影似的狂叫起来：
“别人的生意，都让我给挤散啦。”
马伯乐有时把大卫叫过来，当面让大卫演习一番。大卫就在地上抓起一只小木凳，腿朝天，用皮带拴在身上，嘴里唱着：
“包子热来，包子香，吃了包子上战场。包子热来，包子香，吃了包子打东洋。叮叮当，叮叮当。”
马伯乐想，这孩子倒也聪明，就命令他再唱一套以洋车夫为对象的，看看怎样。大卫唱着：
“洋车夫来，洋车夫，吃了包子会跑路。洋车夫来，洋车夫，吃了包子不糊涂，叮叮咚，叮叮咚。”
大卫背着腿朝天的木凳，装做卖包子的形状在地上跑来跑去。
约瑟看他哥哥跑得怪有趣的，上来就夺挂在大卫身上的木凳，他说他也要跟着爸爸卖包子。
大卫正唱的起劲，不肯给他。约瑟抬腿就踢了大卫的膝盖，伸拳就打了大卫的肚子。大卫含着眼泪，只得让给他。
不一会工夫，约瑟卖包子就卖到楼下去了。到了楼下就把别人家孩子的眼睛打出血了。
马伯乐太太从窗子往下一看，约瑟还在拿着木凳乱抡呢。
“让你买包子你不买，看你这回买不买，看你这回买不买，看你这回买不买……”
说一句，抢一圈，约瑟像个小旋风似的在楼下耍着武艺。
太太一看就生气了，说：
“无事生非。”
马伯乐一看就高兴了，说：
“能卖包子了，饿不死了。”
过了些日子，马伯乐又要修皮鞋，他说修皮鞋比卖包子更好，不用出去兜揽生意，而且又没有本钱，只用一根锥子，一条麻绳就行了。
太太问他：
“若是来了要换皮鞋底的，你用什么给换呢？”
“只缝，不带换底的。”他说。
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要当裁缝去，他又要学着开汽车去。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要卖报去，又要加入戏剧团体演戏去。
闹到后来，都没去，还是照旧坐在小楼上悲哀。
“人生是没有道理的，人生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全世界都是市侩，全世界都是流氓。”
“漫漫长夜，何日能够冲破罗网。”
“经济的枷锁，锁着全世界的人们。”
“有钱的人，不知无钱的人的苦。”
“有了钱，妻是妻，子是子。无了钱，妻离子散。”
马伯乐从此又悲哀了下去。
来了警报，他不躲（其实也无处可躲），他说炸死了更利落，免得活受罪。
等日本人架着意大利飞机来到头上时，他也吓得站不住脚了，也随着太太往紫荆湖边上乱跑。可是等飞机一过去，他又非常后悔，他说：
“跑的什么，真多余。”
“有钱的人们的生命是值钱的，无钱的人的生命还不值一颗炸弹的钱。”
小陈从上海新到的，他在电影院里混过，这次来汉口。有人找他在电影界工作。要拍一部抗战影片，缺少一个丑角，小陈就来找马伯乐去充当一下。
马伯乐想，也好的，免得在家呆着寂寞。谁知到了那里，化了装，黑红抹了满脸，不像人了。
“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
“穷人到处被捉弄呵！”
“穷人在世界上就是个大丑角。”
自此马伯乐的心情不见起色，看见什么都是悲哀。尤其是夜里，窗外的那棵批杷树，滴滴嗒嗒的终夜滴着水点，马伯乐想：
“下雨大地就是湿的。”
“阴天就没有月亮。”
“不但没有月亮，就连星星也没有。”
“黑暗，黑暗。”
“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就只有黑暗。”
马伯乐吃饭睡觉，都和常人一样，只是长吁短叹这点与常人不同。虽然他永远担负着这过度的忧心，但他还是照样的健康，他也照样吃饭、睡觉、散步。只不过对于前途感到黯淡而已。
这种黯淡的生活，黯淡了六七个月。但是光明终于是要到来的，什么光明呢？
武汉又要撤退了。
马伯乐说：
“又要逃了。”
于是他聚精会神了起来。好像长征的大军在出发的前夜似的，又好像跑马场的马刚一走出场来似的，那种饱满的精神是不可挡的，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
马伯乐听了这消息，一跳就从床上跳起，说：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快去买船票去。”
太太说：
“买船票到哪里？”
马伯乐说：
“人家到哪里咱们到哪里。”
于是全汉口的人都在幻想着重庆。
（第九章完，全书未完）《〈大地的女儿〉——史沫特烈作》
骨架与灵魂
“九一八”致弟弟书
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断
鲁迅先生生活忆略
致×先生
《〈大地的女儿〉——史沫特烈作》
这本书是史沫特烈作的，作得很好。并不是赞美她那本书里有什么优美的情节。那本书所记载的多半是粗躁的声音，狂暴的吵闹、哭泣、饥饿、贫穷，但是她写得可怕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她是把他们很柔顺地摆在那里，而后慢慢的平平静静的把他们那为着打架而撕乱了的头发，用笔一笔一笔地给他们舒展开来。书里的人物痛苦了，哭泣了，但是在作者的笔下看到了他们在哭泣的背后是什么，也就是他们为什么而哭。
在那种不幸的环境之中，可以看见一个女孩子坚强地离开了不幸，坚强的把自己的命运改变了。
乔治桑说为了过大的同情，把痛苦扩大一点也是对的。
但是这个作者却并没有把痛苦扩大，而且是缩小了。因为她却开了个方法根治了它。我曾问过她，她书中所写的那个印度人到底怎样？她告诉我实际上那人比她写的更坏一点。但是印度人是弱小民族，所以她在笔下把他放松了。这可以看见作者的对于不幸者的帮忙。她对不幸者永远寄托着不可遏止的同情。
6月28日
（署名萧红。刊于1940年6月30日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综合》）
骨架与灵魂
“五四”时代又来了。
在我们这块国土上，过了多么悲苦的日子。一切在绕着圈子，好像鬼打墙，东走走，西走走，而究竟是一步没有向前进。
我们离开了“五四”，已经20多年了。凡是到了这日子，做文章的做文章、行仪式的行仪式，就好像一个拜他那英勇的祖先那样。
可是到了今天，已经拜了20多年，可没有想到，自己还要拿起刀枪来，照样地来演一遍。
这是始终不能想到的，而死的偶像又拜活了，把那在墓地里睡了多年的骨架，又装起灵魂来。
谁是那旧的骨架？是“五四”。谁是那骨架的灵魂？是我们，是新“五四”！
（署名萧红，刊于1941年5月5日香港《华商报》副刊《华灯》第21号）
“九一八”致弟弟书
可弟：小战士，你也做了战士了，这是我想不到的。
世事恍恍惚惚的就过了；记得这10年中只有那么一个短促的时间是与你相处的，那时间短到如何程度，现在想起就像连你的面孔还没有来得及记住，而你就去了。
记得当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当我离开家的时候，那一天的早晨你还在大门外和一群孩子们玩着，那时你才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你什么也不懂，你看着我离开家向南大道上奔去，向着那白银似的满铺着雪的无边的大地奔去。你连招呼都不招呼，你恋着玩，对于我的出走，你连看我也不看。
而事隔六七年，你也就长大了，有时写信给我，因为我的漂流不定，信有时收到，有时收不到。但在收到信中我读了之后，竟看不见你，不是因为那信不是你写的，而是在那信里边你所说的话，都不像是你说的。这个不怪你，都只怪我的记忆力顽强，我就总记着，那顽皮的孩子是你，会写了这样的信的，会说了这样的话的，哪能够是你。比方说——生活在这边，前途是没有希望，等等……
这是什么人给我的信，我看了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鲜，但心里边都不表示什么同情，因为我总有一个印象，你晓得什么，你小孩子，所以我回你的信的时候，总是愿意说一些空话，问一问家里的樱桃树这几年结樱桃多少？红玫瑰依旧开花否？或者是看门的大白狗怎样了？关于你的回信，说祖父的坟头上长了一棵小树。在这样的话里，我才体味到这信是弟弟写给我的。
但是没有读过你的几封这样的信，我又走了。越走越离得你远了，从前是离着你千百里远，那以后就是几千里了。
而后你追到我最先住的那地方，去找我，看门的人说，我已不在了。
而后婉转的你又来了信，说为着我在那地方，才转学也到那地方来念书。可是你扑空了。我已经从海上走了。
可弟，我们都是自幼没有见过海的孩子，可是要沿着海往南下去了，海是生疏的，我们怕，但是也就上了海船，飘飘荡荡的，前边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也就往前走了。
那时到海上来的，还没有你们，而我是最初的。我想起来一个笑话，我们小的时候，祖父常讲给我们听，我们本是山东人，我们的曾祖，担着担子逃荒到关东的。而我们又将是那个未来的曾祖了，我们的后代也许会在那里说着，从前他们也有一个曾祖，坐着渔船，逃荒到南方的。
我来到南方，你就不再有信来。一年多又不知道你那方面的情形了。
不知多久，忽然又有信来，是来自东京的，说你是在那边念书了。恰巧那年我也要到东京去看看。立刻我写了一封信给你，你说暑假要回家的，我写信问你，是不是想看看我，我大概七月下旬可到。
我想这一次可以看到你了。这是多么出奇的一个奇遇。因为想也想不到，会在这样一个地方相遇的。
我一到东京就写信给你，你住的是神田町，多少多少番。本来你那地方是很近的，我可以请朋友带了我去找你。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国度的人了，姐姐是另一国的人，弟弟又是另一国的人。直接地找你，怕与你有什么不便。信写去了，约的是第三天的下午六点在某某饭馆等我。
那天，我特别穿了一件红衣裳，使你很容易的可以看见我。我五点钟就等在那里，因为我在猜想，你如果来，你一定要早来的。我想你看到了我，你多么喜欢。而我也想到了，假如到了六点钟不来，那大概就是已经不在了。
直到了六点钟，没有人来，我又多等了一刻钟，我又多等了半点钟，我想或者你有事情会来晚了的。到最后的几分钟，竟想到，大概你来过了，或者已经不认识我，因为始终看不见你，第二天，我想还是到你住的地方看一趟，你那小房是很小的。有一个老婆婆，穿着灰色大袖子衣裳，她说你已经在月初走了，离开了东京了，但你那房子里还下着竹帘子呢。帘子里头静悄悄的，好像你在里边睡午觉的。
半年之后，我还没有回上海，不知怎么的，你又来了信，这信是来自上海的，说你已经到了上海，是到上海找我的。
我想这可糟了，又来了一个小吉卜西。
这流浪的生活，怕你过不惯，也怕你受不住。
但你说，“你可以过得惯，为什么我过不惯。”
于是你就在上海住下了。
等我一回到上海，你每天到我的住处来，有时我不在家，你就在楼廊等着，你就睡在楼廊的椅子上，我看见了你的黑黑的人影，我的心里充满了慌乱。我想这些流浪的年轻人，都将流浪到哪里去，常常在街上碰到你们的一伙，你们都是年轻的，都是北方的粗直的青年。内心充满了力量，你们是被逼着来到这人地生疏的地方，你们都怀着万分的勇敢，只有向前，没有回头。但是你们都充满了饥饿，所以每天到处找工作。你们是可怕的一群，在街上落叶似的被秋风卷着，寒冷来的时候，只有弯着腰，抱着膀，打着寒颤。肚里饿着的时候，我猜得到，你们彼此地乱跑，到处看看，谁有可吃的东西。
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家跑来的人，还是一天一天地增加，这自然都说是以往，而并非是现在。现在我们已经抗战四年了。在世界上还有谁不知我们中国的英勇，自然而今你们都是战士了。
不过在那时候，因此我就有许多不安。我想将来你到什么地方去，并且做什么？
那时你不知我心里的忧郁，你总是早上来笑着，晚上来笑着。似乎不知道为什么你已经得到了无限的安慰了。似乎是你所存在的地方，已经绝对的安然了，进到我屋子来，看到可吃的就吃，看到书就翻，累了，躺在床上就休息。
你那种傻里傻气的样子，我看了，有的时候，觉得讨厌，有的时候也觉得喜欢，虽是欢喜了，但还是心口不一地说：“快起来吧，看这么懒。”
不多时就“七七”事变，很快你就决定了，到西北去，做抗日军去。
你走的那天晚上，满天都是星，就像幼年我们在黄瓜架下捉着虫子的那样的夜，那样黑黑的夜，那样飞着萤虫的夜。
你走了，你的眼睛不大看我，我也没有同你讲什么话。我送你到了台阶上，到了院里，你就走了。那时我心里不知道想什么，不知道愿意让你走，还是不愿意。只觉得恍恍惚惚的，把过去的许多年的生活都翻了一个新，事事都显得特别真切，又都显得特别的模糊，真所谓有如梦寐了。
可弟，你从小就苍白，不健康，而今虽然长得很高了，仍旧是苍白不健康，看你的读书、行路，一切都是勉强支持。精神是好的，体力是坏的，我很怕你走到别的地方去，支持不住，可是我又不能劝你回家，因为你的心里充满了诱惑，你的眼里充满了禁果。
恰巧在抗战不久，我也到山西去，有人告诉我你在洪洞的前线，离着我很近，我转给你一封信，我想没有两天就可看到你了。那时我心里可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微笑。虽然我给你的信，你没有收到，我也没能看见你，但我不知为什么竟很放心，就像见到了你的一样。因为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于是我就把你忘了。
但是从那以后，你的音信一点也没有的。而至今已经四年了，你到底没有信来。
我本来不常想你，不过现在想起你来了，你为什么不来信。
于是我想，这都是我的不好，我在前边引诱了你。
今天又快到“九一八”了，写了以上这些，以遣胸中的忧闷。
愿你在远方快乐和健康。
（署名萧红，刊于1941年9月26日桂林《大公报》文艺专栏）
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沦亡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
当每个中秋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他们的希望曾随着秋天的满月，在幻想中赊欠了10次。每次都是月亮如期的圆了，而你们的希望却随着高粱的叶子而萎落。
但是，自从“八一三”之后，上海的炮火响了，中国政府的积极抗战揭开，成了习惯的愁惨的日子，却在炮火的交响里，换成了鼓动、兴奋和感激。这时，你们一定也流泪了，这是鼓舞的泪，兴奋的泪，感激的泪。
记得抗战以后，第一个可欢笑的“九一八”是怎样纪念的呢？
中国飞行员在这天做了突击的工作。他们对于出云舰的袭击作了出色的成绩。
那夜里，江面上的日本神经质的高射炮手，浪费地惊恐地射着炮弹，用红色的、绿色的、淡蓝色的炮弹把天空染红了。但是我们的飞行员，仍然以精确的技术和沉毅的态度（他们有好多是东北的飞行员）来攻击这摧毁文化、摧毁和平的法西斯魔手。几百万的市民都仰起头来寻觅——其实他们什么也看不见的，但他们一定要看，在黑黝黝的天空里，他们看见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和人类应有的光辉。
第一个煽起东北同胞的思想是：
“我们就要回老家了！”
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
人类对家乡是何等的怀恋呀，黑人对着“迪斯”痛苦的向往；爱尔兰诗人夏芝一定要回到那“蜂房一窠，菜畦九畴”的“茵尼斯”去不可；水手约翰·曼珠斐尔（英国桂冠诗人）狂热地要回到海上去。
但是等待了10年的东北同胞，10年如一日，我们的心火越着越亮，而且路子显得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作战位置——我们的位置，就是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打开门而是最末走进去的人。
抗战到现在已经遭遇到最艰苦的阶段，而且也是最后胜利接近的阶段。在杰克·伦敦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上，描写两个拳师在冲击的斗争里，只系于最后的一拳。而那个可怜老拳师，所以失败了的原因，也只在少吃了一块“牛扒”。假如事先他能吃得饱一点，胜利一定是他。中国的胜利已经到了这个最后阶段，而东北人民在这里是决定的一环。
东北流亡的同胞们，我们的地大物博，决定了我们的沉着毅勇，正如敌人的家当使他们急功切进一样。在最后的斗争里，谁打得最沉着，谁就会得胜。
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做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
东北流亡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大豆、高粱，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
谨此即颂
健康
（署名萧红，刊于1941年9月1日香港《时代文学》第1卷第4期）
记我们的导师——鲁迅
先生生活的片断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年轻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带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拉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烈，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
他对这两个女子都起着由衷的敬重。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爽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喜欢吃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只有一间门面，座少，安静，光线不充足，有些冷落。鲁迅先生常到这吃茶店来。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的。老板是白俄，胖胖的。中国话大概他听不懂。
鲁迅先生这一位老人，穿着布袍子，有时到这里来，泡一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了一两个钟头。
有一天，鲁迅先生的背后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子……那女子临走时，鲁迅先生一看她，就用眼瞪着她，很生气的看了她半天。而后说：
“是做什么的呢……”
鲁迅先生对于穿着紫裙子，黄衣裳，花帽子的人，就是这样看法的。
鬼倒底是有的是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面追赶过，有的稍微软弱一点的鬼，一见了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兴……”鲁迅先生说：“30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在一个师范学堂里（也不知是什么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先生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的住所离学堂有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得经过一片墓地，有的时候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方回学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处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是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医，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解剖过20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人也不怕，所以对于坟也就根本不怕，仍旧向前走。
走了几步，那远处的白东西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换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倒底是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的，倒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有点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的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出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睛看去，却是一个人。
鲁迅先生说，他在踢的时候，是很害怕的，好像不把那东西一下子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似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一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立刻就变成人了。”
我想，鬼若是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一个做人的机会。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去的书，从许先生手里取过来自己包，说许先生包的不好。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着剪刀，把捆书的那小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摺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圈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疸，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校样，1935年冬和1936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的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通通一道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的被这校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
“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有时客人来了，鲁迅先生一边说着笑话，一边放下了笔。有的时候竟说：
“就剩几个字了，几个字……请坐一坐……”
1935年冬天，许先生说：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
有一次，鲁迅先生到饭馆里请一次客人，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叉上来时，大家看着这鸭子烤的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
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竹躺椅上去吸一支烟，并且台一合眼睛。一吃完饭，有的喝多了酒的，大家都乱闹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刺人可笑的话。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合着眼睛很庄严的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慢慢的上升着。
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许先生说并不的。
“周先生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合一合眼，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
周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喝不多的……而且从来没醉过……”
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只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
“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没了。”
有人抢到手的还在保存着的苹果，奉献出来，鲁迅先生没有吃，只在吸烟。
从那之后，先生的健康便显出来不如从前了，这以后一直到鲁迅先生病。
那留待以后有机会再续记吧。
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
（署名萧红，刊于1939年10月《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10期）
鲁迅先生生活忆略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喜欢喝清茶，不喝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陪客人到夜深，必同客人一道吃一些点心，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先生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是款待每位来客所必不可少的。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
鲁迅先生备有两钟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50颗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牌，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了客人，鲁迅先生便在下楼时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期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合一合眼睛，燃起一枝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呢？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高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海婴从三楼下来了，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嘱咐他说：
“轻一点走，轻一点走。”
鲁迅先生刚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里的夹竹桃，明亮亮的。
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
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
鲁迅先生喜欢喝一点酒，但是不多喝，喝半小圆碗或一碗底。鲁迅先生喝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只有门面一间。在门面里边设座，座少，安静，光线不充足，有些冷落。鲁迅先生常到这小吃茶店来。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老板是白俄，胖胖的。中国话大概他听不懂。
鲁迅先生这一位老人，穿着布袍子，有时到这里来，泡一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了一两个钟头。
有一天鲁迅先生的背后那茶座里边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子……那女子临走时，鲁迅先生一看她，就用眼瞪着她，很生气的看了她半天。而后说：
“是做什么的呢……”
鲁迅先生对于穿着紫裙子，黄衣裳，花帽子的人就是这样看法的。
鬼倒底是有的，是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边追赶过，有的稍微软弱一点的鬼，一见了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兴……”鲁迅先生说：“30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不知是在一个师范学堂里呢，还是别的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先生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住得离学堂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得经过一片坟地，谈天有时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才回学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处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是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是学的医，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解剖过20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人也不怕，所以对于坟地也就根本不怕。仍旧是向前走着。
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东西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换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倒底是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的，倒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出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睛看去，他却是个人。
鲁迅先生说在他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一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立刻就变成人了。”
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
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
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
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是不新鲜的。鲁迅先生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
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那怕一点点小事。”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去的书，从许先生手里取过来自己包，说许先生包得不好，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偏一点，而后拿着剪刀，把捆书的那小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摺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圈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痘，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摺着两张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向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证的图章、印花，鲁迅先生就是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是金鱼和灰色的扁肚子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堆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的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满一面墙那么大，鲁迅先生把它关起来，因为鲁迅先生工作起来有一个习惯，怕风吹，他说，风一吹，纸就动，时时防备着纸跑，文章就写不好。所以屋子热得和蒸笼似的，请鲁迅先生到楼下去，他又不肯，鲁迅先生的习惯是不换地方。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先生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都不肯。只有满身流汗。
鲁迅先生的写字桌，铺了一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丁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在我看来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先生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是放在抽屉里。桌上还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一个茶杯，杯子上戴着盖。
鲁迅先生的习惯和别人不同，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都压在桌子上，把桌子都压得满满的，几乎只有写字的地方可以伸开手，其余桌子的一半被书或纸张占有着。
左手边的桌角上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是横着装的，在上海那是极普通大概很便宜的台灯。
冬天在楼上吃饭，鲁迅先生自己拉着电线把台灯的机关从棚顶的灯头上拔下，而后装上灯泡子，等饭吃过了许先生再把电线装起来，鲁迅先生的台灯就是这样做成的，拖着一根长的电线在棚顶上。
鲁迅先生的文章，多半是从这台灯下写的。因为鲁迅先生工作的时间，多半是下半夜一两点起，天将明了休息。
卧室就是如此，墙上挂着海婴一个月婴孩的油画像。
挨着卧室的后楼里边，完全是书了，不十分整齐，报纸或杂志或洋装的书，都混在这间屋子里，一走进去多少还有些纸张气味，地板被书遮盖得太小了，几乎没有了，大网篮也蹲在书中。墙上拉着一条绳子或是铁丝，就在那上边缀了小提盒、铁丝笼之类，风干荸荠就盛在铁丝笼里，扯着的那铁丝几乎被压断了，已经在弯着。一推开藏书室的窗子，窗子外边还挂着一筐风干荸荠。
“吃罢，多得很，风干的，格外甜。”许先生说。
楼下厨房里传来了煎菜的锅铲的响声，并且两个年老的娘姨慢重重的在讲一些什么。
厨房是家里最热闹的一部分，整个三层楼都是静静的，喊娘姨的声音没有，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鲁迅先生家里五六间房子只住着五个人，三位是先生的全家，余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佣人。
来了客人都是许先生亲自倒茶，即或是麻烦到娘姨时，也是许先生下楼去吩咐，绝没有站到楼梯口就大声在呼唤的时候。所以整个的房子都在静悄悄之中。
只有厨房比较热闹了一点，自来水花花的流着，洋瓷盆在水门汀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发着搽搽的响，洗米的声音也是搽搽的。鲁迅先生很喜欢吃竹笋的，在菜板上切着笋片笋丝时，刀峰每划下去都是很响的。
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所以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清清晰晰。
客厅的一边摆着并排的两个书架，书架是带玻璃厨的，里边有朵司托益夫斯基的全集和别的外国作家的全集，大半多是日文译本。地板上没有地毯，但擦得非常干净。
海婴的玩具橱也站在客厅里，里边是些毛猴子、橡皮人、火车、汽车之类，里边装得满满的，别人是数也数不清的，只有海婴自己伸手到里边找什么就有什么。过新年时在街上买的兔子灯，纸毛上已经落了灰尘了，仍摆在玩具橱顶上。
客厅只有一个灯头，大概50烛光，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去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2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可看，只有一棵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是夹竹桃，一到了春天，容易生长蚜虫，忙得许先生拿着喷蚊虫的机器，一边陪着客人谈话，一边喷着杀虫药水。沿着墙根，种了一排玉米，许先生说：“这玉米长不大的，海婴一定要种。”
春天，海婴在花园里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种玩艺。
三楼则特别静了，向着太阳开着两扇玻璃门，门外有一个水门汀的突出的小廊子，春风很温暖的抚摸着门口长垂着的帘子，有时候帘子被风吹得很高，飘扬着饱满得和大鱼泡似的，那时候隔院的绿树照进玻璃门扇里来了。
海婴坐在地板上装着小工程师在修造一座楼房，他那楼房是用椅子横倒了架起来修的，而后遮起一张被单来算做屋瓦，全个房子在他自己拍着手的赞誉声中完成了。
这房间感到些空旷和寂寞，既不像女工住的屋子，又不像儿童室。海婴的眠床靠着屋子的一边放着，那大圆顶帐子日里也不打起来，长拖拖地好像从棚顶一直垂到地板上。那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的。许先生讲过，租这房子时，从前一个房客转留下来的。海婴和他的保姆，就睡在这五六尺宽的大床上。
冬天烧过的火炉三月里还冷冰冰地在地板上站着。
海婴不大在三楼上玩的，除了到学校去，就是到院子里踏脚踏车，他非常喜欢跑、跳，所以厨房、客厅、二楼，他是无处不跑的。
三楼整天在高处空着，三楼的后楼住着老女工，一天很少上楼来，所以楼梯擦过之后，一天到晚干净得溜明。
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校样，1935年冬和1936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的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通通一道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的被这校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
“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有时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一边鲁迅先生放下了笔。有的时候竟说：
“就剩几个字了，几个字……请坐一坐……”
1935年冬天许先生说：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
有一天，鲁迅先生到饭馆里请一次客人，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叉上来时，大家看着这鸭子烤的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
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藤躺椅上去吸一支烟，并且合一合眼睛。一吃完饭，有的喝多了酒的，大家都乱闹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刺人可笑的话。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合着眼睛，很庄严地在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慢慢地上升着。
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许先生说，并不的。
“周先生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合一合眼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
周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支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
“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光了。”
有人把抢到手还保存着的苹果，奉献出来，鲁迅先生没有吃，只在吸烟。
1936年春，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但没有什么病，吃过了夜饭，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
许先生对我说，周先生在北平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
这话许先生和我是私下讲的，鲁迅先生没有听见，仍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
许先生开了火炉的门，装着煤炭哗哗的响，把鲁迅先生震醒了，一讲起话来鲁迅先生的精神又照常一样。
1936年3月里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许先生正相反的脸色是红的，眼睛显得大了，讲话的声音是不平静的，态度并没有慌张，在楼下，一走进客厅来许先生就说：
“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
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鼻子和胡须在煽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眼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躺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双手空闲地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来了吗？”鲁迅先生睁一睁眼睛，“一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
许先生见周先生说话吃力，赶快接着说周先生是怎样气喘的。
医生看过了，吃了药，但喘并未停，下午医生又来过，刚刚走。
卧室在黄昏里边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外边起了一点小风，隔院的树被风摇着发响。别人家的窗子，有的被风打着发出自动关开的响声。家家的流水道都哗拉哗啦地响着水声，一定是晚餐之后洗着杯盘的剩水。晚餐后该散步的去散步去了，该会朋友的会朋友去了，弄堂里来去的稀疏不断的走着人，而娘姨们还没有解掉围裙呢，就依着后门彼此搭讪起来。小孩子们三五一伙前门后门地跑着，弄堂外汽车穿来穿去。
鲁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静地不动地合着眼睛，略微灰了一点的脸色被炉里的火光染红了一点。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
许先生轻轻地在楼梯上走着，许先生一到楼下去，二楼就只剩了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鲁迅先生的胸部有规律性的抬得高高的。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
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30年集（亦即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行，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多不以为鲁迅先生不加休息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那篇文章才了然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
所以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日文字典又摆起来了。
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刊于1939年12月《文学集林》第二辑，《望——》，该文曾以《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为题，发表在同年10月18日至28日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岛》第427号至432号）
致×先生
×先生：
还是在12月里，我听说霞飞坊着火，而被烧的是先生的家。这谣传很久了，不过我是12月听到的。看到你的信，我才知道，晓得那件事已经很晚了，那还是10月里的事情。但这次来的信很好，因为关心这件事情的人太多，延安和成都，都有人来信问过。再说二周年祭，重庆也开了会，可是那时候我不能去参加，那理由你也晓得的。你说叫我收集一些当时的报纸，现在算起，过了两个月了，但怕你的贴报簿仍没有重庆的篇幅，所以我还是在收集，以后挂号寄上。因为过时之故，所以不能收集得快，而且也怕不全。这都是我这样的年轻人做事不留心的缘故，不然何必现在收集呢？不是本来应该留起的吗？
名叫《鲁迅》的刊物，至今尚未出。替转的那几张信，谢谢你。你交了白卷，我不生气，（因为我不敢）所以我也不小气，打算给你写文章的。不知现在时间已过你要不要？
《鲁迅》那刊物不该打算出得那样急，为的是赶二周年。因为周先生去世之后，算算自己做的事情太少，就心急起来。心急是不行的，周先生说过，这心急要拉得长，所以这刊物我始终计算着，有机会就要出的。年底看，在这一年中，各种方法我都想，想法收集稿子，想法弄出版关系，即最后还想自己弄钱。这三条都是要紧的，尤其是关于稿子。这刊物要名实合一，要外表也漂亮，因为导师喜欢好的装修（漂亮书），因为导师的名字不敢侮辱，要选极好极好的作品，做编辑的要铁面无私，要宁缺勿滥；所以不出月刊，不出定期刊，有钱有稿就出一本，不管春夏秋冬，不管三月五月，整理好就出一本，本头要厚，出一本就是一本。载一长篇，三两篇短篇，散文一篇，诗有好的要一篇，没有好的不要。关于周先生，要每期都有关于他的文章。研究，传记……所以先想请你作传记的工作（就是写回忆文），这很对不起，我不应该就这样指定，我的意思不是指定，就是请你具体的赞同。还请茅盾先生，台静农先生……若赞同就是写稿。但这稿也并不收在我手里（登出一期，再写信讨来一段），因为内地警报多，怕烧毁。文章越长越好，研究我们的导师非长文不够用。在这一年之中，大概你总可写出几万字的，就是这刊物不管怎样努力也不能出的话，那时就请你出单行本吧，我们都是要读的。导师的长处，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想做好人是难的。其实导师的文章就够了，绞了那么多心血给我们还不够吗？但是我们这一群年轻人非常笨，笨得就像一块石，假若看了导师怎样对朋友，怎样谈闲天，怎样看电影，怎样包一本书，怎样用剪子连包书的麻绳都剪得整整齐齐。那或者帮助我们做成一个人更快一点，因为我们连吃饭走路都得根本学习的，我代表青年们向你呼求，向你要索。
我们在这里一谈起话来就是导师导师，不称周先生也不称鲁迅先生，你或者还没有机会听到，这声音是到处响着的，好像街上的车轮，好像檐前的滴水。（下略）
萧红上，3月14日
（署名萧红，刊于1939年4月5日《鲁迅风》第12期。这是萧红写给许广平的信，发表时只刊出前部分，后部分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