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聩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西汉时期的文章，像扬雄、司马相如这样伟大的人才，这是天地之间的强劲之气，获得了阳刚之美的作品；这是天地间的义气。像刘向、匡衡等人的渊深美好，这属于天地之间温厚之气，获得了阴柔美的作品；这是天地间的仁气。东汉以后博雅并不比以前的逊色，只是风格和骨力稍微衰弱了。到了韩愈、柳宗元相继兴起以后，把扬雄和司马相如的雄奇万变之风，完全用在记述小事物的短篇文章里，这怎能说不神奇呢!欧阳修、曾巩的文章都效法韩愈公，只是是文章的体质和匡衡、刘向的相接近。由此看来，文章的变化，是不能被能研究透彻的；总而言之，不会超出这两个方面，即使再过一百世也必然是这样。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济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摆，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我所抄录的古今诗，从魏、晋到本朝，一共选录了十19家。大体上说来，作诗的途径是非常广泛的，要看各人的嗜好趋向，要看他的性情接近于哪方面而定。就好像许多的佳肴美味，摆在餐桌上，只要选适合自己口味的吃饱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尝遍天下的佳肴，遍尝以后才能供给一餐的需要，那是令人迷惑的事；如果一定要强求天下人都来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十分愚蠢的事。庄子曾经说过：“有大的疑惑的人一辈子都不能了解，太愚蠢的人终生不能明白。”我在这十九家当中，又十分信守其中的四家：就是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有十之七八，而不喜欢他们的将近十之二三。我受到庄子“终生不能了解”、“终生不能明白”的讥讽，所以终生学习这些人的作品就足够了。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现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瑞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司马子长收集了以前的知识，贯通了三古的史实，著为史记，可是其中的八书，显得有些简略了。班固《汉书》中的十志，比较详备了，但是只写了一代的制度，不能融会贯通各代的制度。要想遍览治理天下的方法，必须从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就比不上他们了。近100年来，学者讲究形声训诂，专门研究说文解字，绝大多数的都十分推崇许慎、郑玄，却很少有人谈及杜佑马端临。我以为许慎、郑玄考证的是先王制作的本源，杜佑、马端临所辨析的是后代因革的大要；他们在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是一致的。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姚姬传先生所说的学术有三个方面的途径：义理、词章、考据。戴东原先生也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的才华出众，在孔门四科中是以德行而又行政事的；周敦颐、二程子、张载、朱熹，在孔门四科中，是德行科的；都是义理方面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四科中，是言语方面的，就是词章方面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门四科中为文学科的；顾、秦跟杜、马较为接近，姚、王跟许、郑较为接近；都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这32位圣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诵读他们的一部书，终生使用起来，都不会有穷尽的时候。如果有人嫌这些人简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这就好比挖井挖到九仞深的时候，还没有见到泉水，就认为是井太狭窄了，而必须大量的挖井，这样到了身体衰老了，力气疲怠了，也始终没有看见泉水，这怎么适当呢？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阻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这32位圣哲，陈设祭礼，焚香奉祀。好像在我们上面，监临我们；再看面看着我们，其精神就在我们身旁。
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于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来书有区区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
君子身处顺境的时候，也要对此十分小心，时刻觉得老天对我不是真厚，但是比那更坏的人，还算可以了。古人所看到遭遇不如自己的人，就是这个说法。来信有“区区千金”四字，难道你们不认为这是老天对我们兄弟的厚待吗？
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
凡是作文写诗，有真情实感，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时候。但是必须要在平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道理，这样写诗才能做到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说出来的话，也才能充分表达心中的真切感情。在写文章时没有因为雕琢字句而苦恼，文章写成后也没有阻隔不清的感觉，这都是平时读书积理多而带来的效果。如果平时考虑得不够深入，那么即使有真情想要倾吐，可是道理却无法表达清楚，从而不得不临时去探寻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可获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至于作文时沉溺于雕字饰句，就会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更为拙劣，至于修辞立诚的宗旨，则早已经荡然无存了。以后当遇到真情表露的时候，一定要看胸中的义理怎么样，只有能随意获取这些义理才行。否则的话，要靠临时去采办，那还不如不作文，因为这时作出来的文章一定是用巧伪的手段来取悦于人。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明德行、造福于民、达到至善，这都是我份内应当做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够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自己毫无关系，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呢？尽管能写文章、能作诗，卖弄自己的博学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奴，怎么能算得上是深明大义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代替圣贤立言，也就必然懂得圣贤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业业地处理事情了。如果认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份外的事，那么，即使能写文章、作诗词，却根本不懂得修身养性、治理国家的道理，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那么与用放猪奴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写作文章这一道，想要达到气势宏伟、广阔、境界明朗光大是最为困难的，也是最为可贵的。就像多日阴雨的天空刚刚放睛，登临高山之上眺望平旷的原野，有心旷神怡，气象万千之感；再如登危楼俯临大江，独自一人坐明窗下、净几旁悠然远眺，可见水天交接、横无际涯的壮阔美景；又如豪侠英杰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雄发，飘然出尘而至，神志中丝毫没有卑下难堪的污浊之色。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境界，文章中能有这种气象的，基本上得益于天赋，与人后天努力学习没有太大联系。除了孟子、韩愈以外，只有汉代贾谊、唐代陆蛰、宋代苏轼，他们的文章中达到这一境界的最多。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俊丽宏伟的气象，虽然文辞意旨不很渊博雅洁，但是他文章的形式内容浑然一气，通达明快，如同和知书识理的人谈论，表里都美，中心和铺映都相得益彰，确实不是轻易达到的。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古人谋求天下大业，常常以专心致志、认真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事业。诸葛亮以区区蜀汉的一块小地盘，却打算出兵关中，向北讨伐广大的曹魏。他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今所不常见的。而《出师表》这篇文章，不说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恢宏、赏罚应公允，为君者应当亲近贤人、从善如流，为臣者应当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职责。由此可知，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襟怀远大、思虑专精造就的啊。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杨、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夏、商、周三代繁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相们世代相传，社会安定繁荣。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心中，讲求学问的风尚也普及到市井乡间，因此，那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汉江边游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贞静、善于吟咏感受的情绪。至于像伊萃、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德行完美，文才精工，自然不用多说。到了春秋时期，君王的恩泽衰落枯竭，道义本身就将会废弛，文章也就变化了。所以孔子目睹了人们捕获麒麟，就叹息说:“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结了呀。”被匡人威胁，就说:“古代的礼乐制度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大经，昭示百代称王所需的法则，使之流传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至极，事业盛大之极呀。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们四方分布，不断传授，演进孔子学说。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才，有那些多见解擅著书的，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呀。他们的文章醇厚或驳杂，与他们对道德礼仪见识的多少有所不同。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他的文章醇厚深沉，孟柯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文章的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会驳杂虚浮得最厉害。自荀况、杨朱、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下，聪明杰出、擅长撰文的人们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标示出来。
凡为文，必视乎其行。能弃官如展，而后气壮，而文无沮词。
凡是作文章，意境的高低，气势的盛弱，全根据个人品德的高下，心胸之宽狭。能够弃高官如敝履，而后才能气度浑厚，文章里面也就不会有沮伤之语。
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辛亥七月。
奇丽之辞，宏大之句，必须用瑰丽飞腾的气势驱使心灵行之笔端。凡堆重的地方都化实为虚，才能成洋洋大篇。这就叫做气势、骨力有余于文章之外。不然的话，文章的气势、骨力不能与文章的形式相统一。咸丰元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