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针对歧视性的垄断制度，能否切断农村土地征用的财富转移，使之全部用之于农民的福祉和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化，从而断绝一切人打农村土地生财的念头；能否把中国工人主体农民工的贡献反哺于他们及其家属，使他们能够在就业地安居和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能否拨出专款巨资，优先解决所有农民工子女的平等教育权利包括留守儿童的普遍免费寄宿制教育；能否迅速启动利率的市场化以保护亿万普通储户不至于成为银行和企业利益的输送者和所谓金融稳定的牺牲者等，所有这些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建立之前，还只能寄望党和政府从保持执政地位的长期利益出发，拿出为扼制贫富分化而壮士断腕的决心。此外，面对权力垄断、资源垄断和市场垄断所造成的社会严重不公和分配失衡，我们需要进一步审视我国社会财产和收入再分配的机制，揭示那些太久没有得到重视和修补的巨大制度漏洞如何造成保障社会公平分配最后一道防线的失守。
金融危机的政治后遗症
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我们至少已经发现了全球政治中的三个断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的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在金融危机阴影扩散的背景下，各断层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会更加激烈。全球愤怒的野火才刚刚点燃。日趋紧密的全球化运动将使这团野火燃遍世界各地。如果各国的政策决定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国际经济中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人们往往在危机之后过早地乐观。
2009年，人们已经在谈论经济增长的“嫩芽”（greenshoot），然而，“嫩芽”很快就被严霜摧折。2010年，人们又开始谈论“复苏的夏天”（summerofrecovery），可惜，我们又从夏天一步迈入了冬天。
这场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影响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料。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已经发现了全球政治中的三个断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的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在这三种冲突的作用力下，社会板块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会更加激烈。
英国《金融时报》将2011年称为“全球愤怒之年”（YearofGlo-balIndignation）。其实，全球愤怒的野火才刚刚点燃。在未来数年，全球愤怒将呈燎原之势。
导致全球愤怒蔓延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本身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但它们将如催化剂一样，使得社会变动来得更加猛烈。
第一个因素是遇到债务压力的各个国家将采取更加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从长远来看，财政紧缩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短期之内，过分严厉的财政紧缩反而会加剧经济衰退，并引发社会动荡。财政紧缩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减少，并使得受到危机影响的社会成员处境更加艰难。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将会增加，但政府如果要紧缩财政，必然实行裁员，这将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政府又可能减少失业救济支出，这对失业者来说乃是雪上加霜。Ponticelli和Voth曾根据欧洲的历史，对财政紧缩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当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占GDP的比重超过2%时，包括游行、骚乱、罢工、政变等社会动乱发生的概率将明显提高。按照欧洲各国目前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将超过GDP的5%，西班牙和葡萄牙将超过3%，英国和许多欧元区国家将超过2%。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化的发展。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40年，全球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之中。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经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到2045年，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创新活动的源泉，但是，城市同样可以是社会动荡和骚乱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激增，城市化的进程将他们召唤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们怀抱着美好的梦想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的容身之所是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到2010年，发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居住在贫民窟。潜在的社会动荡不仅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生在伦敦和巴黎街头的骚乱，已经警示着我们，在城市繁荣的表层下面，不满和愤怒的地火正在燃烧。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随着交通、通信工具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跨国界交流也日益密切，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可以更容易地学习、交流和模仿，也使得社会运动更容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传染。发生在突尼斯的抗议和示威运动，很快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北非中东国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便导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并进而引发了利比亚内战。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早是在纽约市海狸街16号的一间房子里酝酿出来的。
参加海狸街16号会议的人员，既有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也有来自埃及、西班牙、日本和希腊的人员。这些社会活跃分子中，有的参加过阿拉伯之春，有的组织过欧洲的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的创意，其实就是模仿了5月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现的占领太阳门（PuertadelSol）的示威运动。
第四个因素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软件的出现。互联网、聊天室、社交网站等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瞬时交流信息，大大降低了人们形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手机和互联网联系起来之后，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关系，有些类似电报和电话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技术上来说相似，但电话和手机使用的便利性远远超过电报和电脑。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往往会被高估，比如，很多人认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鼓动和号召作用。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信息只能强化人们对固有理念的认同，尚难以起到启蒙和讨论的功能，而且，互联网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力量，它更适合激发持有同一理念的人们自发地形成较大规模的集合。但是，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对其刮目相看。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一位网上的政治积极分子扎克·埃克斯利（ZackExley）建立一个匿名网站，号召大家起来抗议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结果在选举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就爆发了100多次抗议活动，参加人数多达数千。2001年，菲律宾的民众通过手机信息互相通气，一起到黎刹靖国神社（EDSAShrine）抗议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Estrada）总统的腐败，最终导致总统下台。
在上述三条断裂线和四种催化剂的作用下，未来的国际政治环境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全球化时期以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主流思潮对公众已失去吸引力。各国政府在今后既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问题，又需要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尽管从逻辑上讲，唯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有更多的条件考虑如何分蛋糕，但由于全球经济将处于长久的低迷，当全球经济的蛋糕难以扩大之后，各国政策会转为争抢面包屑。处于停滞的经济引起收入分配的剧烈变化，收入分配的变化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两群利益迥异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团体，既得利益者要求保持原有的格局，失败者要求更多的政策保护，绝望者要求革命，这势必形成不同的政治压力。在多种政治压力的合力之下，政策导向随之改变。
如果各国的政策决定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国际经济中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贸易战和货币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对政治更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在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贡献会更大。随着制造业逐渐升级换代，机器将越来越多地替代劳动。制造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将逐渐萎缩。但是，和服务业的就业者相比，制造业工人的组织程度更高，工会的力量不容忽视。由于制造业大多是可贸易部门，因此当制造业就业受到影响的时候，政客们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然而，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难以有效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相反，可能会触发连锁性的“贸易战”。1929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但美国国会还是在1930年6月实行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措施，使得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骤降50%以上。全球贸易一片混乱，从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刚刚通过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为7.8%。但到1931年就骤然升到16.3%，到1933年已经达到25.1%。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尽管各国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但贸易保护主义仍然逐渐抬头。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基本停滞，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显著增加。巴西总统迪乐玛·罗塞夫（DilmaRousseff）宣称：“面对目前这场国际危机，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扩张和捍卫我们的国内市场。”
货币战尽管是在国际层面打响的，但也起源于国内的政治压力。所谓货币战，是指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利率、印钱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可以干预汇率。历史上曾经爆发过两次货币战。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策略。先是1921年德国马克贬值，这导致德国出现了现代经济史上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1925年法国在恢复金本位制之前贬值，以获得扩大出口的利益。这给英国带来了压力，英镑本来就高估，后来又遇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到1931年，英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被迫退出金本位制，数月之内英镑对美元贬值30%。1933年，罗斯福总统刚刚上台，就宣布没收黄金，并在市场上大量买入黄金，以此促使美元贬值。这段时间的货币战加深了各国的衰退程度，并使国际金融市场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另一次货币战爆发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美国强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自己遇到的国际收支问题。1967年英镑危机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已经岌岌可危，其他国家不信任美元，纷纷要求把美元兑换成黄金，这导致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1971年，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且单方面征收10%的特别进口税。之后，各国达成史密森协议，美元对黄金贬值9%，其他货币对美元升值3%-8%，日元升值幅度高达17%。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经济并未焕发活力，而是在1973-1981年间经历了三次衰退。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次担心贸易逆差，又要求其他国际货币升值。1985年十国集团达成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法郎贬值40%，对日元贬值50%，对德国马克贬值20%。美国本来希望贬值能刺激制造业的就业，但到了1986年，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7%。从历次货币战的结果来看，靠货币贬值的办法，既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也无法有效地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但政客们一心寻找快速治疗方案，总是对货币战情有独钟。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轮新的货币战硝烟又起。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Mantega）说，我们正处在一场货币战争之中。人民币成为了这场货币战中的最大受害者。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经济协调的方案更难以实现。由于各国政府纷纷向内转向，双边协调和谈判的难度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协调更多地依靠多边体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G20（20国集团）应运而生，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最主要的平台。G20的成员更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了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债权国和债务国，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G20建立了领导人出席的峰会机制，并配合以部长、副部长级的工作会议，能够较为有效地执行会议的有关决议。但是，从G20的发展来看，未来前景不容乐观。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发达国家忙于救市，发展中国家只是在旁观望。2009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此时，国际经济协调自然较为轻松。然而，从2010年起，各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较大的分化。有些发达国家还在担心通货紧缩，但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各国政策的外溢效应日益显现。美国的数量宽松政策，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进入能源和初级产品市场，就推高了能源价格和初级商品价格，进入新兴市场就带来了这些经济体资产价格上涨、货币升值的压力。G20在协调各国政策方面，开始显得捉襟见肘。G20提出的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已经化为泡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在G20的谈判桌上已基本上偃旗息鼓。发展议题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新内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仍然处于被动的局面。对于G20而言，目前能够期待的最好结局，就是不要发生最糟糕的结局。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历史或许不会完全复制自己，但以史为鉴，足以使我们警惕未来的潜在风险。
毕竟，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已经不是同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