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移民食利。通常是指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本国劳动力将劳动收入邮寄回本国，并且大部分收入归本国政府收益的情况。通常而言，在食利的五种类型中，国家可以直接掌握的移民收益比例并不高。但是，朝鲜向外的劳动输出主要以国家主导为主，实际收益规模相当可观。2011年，朝鲜有组织输出到国外的劳动力人数约为6万-7万人，朝鲜政府占有这些人员劳动收入的70％-80%。仅仅依靠移民食利，朝鲜政府就获取了数亿美元。开城工业区以及刚刚启动的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主要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朝鲜获利的主要方式除租赁收入外，也主要依靠国家输出劳动力所获得的移民食利收益。此外，朝鲜在2010年底与中国就派遣劳动力到珲春等地区工作进行了商讨。据相关报道称，双方已达成协议，朝鲜将派遣20万劳动人口到中国企业工作，其中有约10万人在黑龙江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无疑会进一步大大增加朝鲜的移民食利。
后金正日时代的走向
如上所述，冷战后朝鲜并非从一开始对国内经济都拒绝改革，而是在国内外环境变化的使然下才关闭改革的大门，逐步依赖对外“食利性收益”。这不仅是观察近几年金正日时代朝鲜政治经济动向的重要指标，而且也为分析金正恩时代近期内是否会采取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总体来看，答案是消极的。
第一，国家也有惯性与惰性，近期内会更为依赖“食利性收益”，朝鲜更会如此。一方面，相对于通过改革提高国内经济的生产性所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由于扩大食利性收益对于朝鲜政府来说“轻车熟路”，也不需要政府采取任何损害既得权益的措施，而且大部分的收入国家也容易掌控，因此，对于刚上台的金正恩政权而言，理性的选择很可能是继续扩大对外的食利性收益，而非实施可能给其带来风险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由于食利性收益不是通过生产性经营活动获得，不需要按照生产分配标准进行分配，所以在分配食利性收益的过程中，只是根据政治标准进行分配，因此也催生了一个与政治权势相结合的利益集团。政治权势在威权体制的朝鲜所拥有的特有能量以及利益催生的动力相结合，将进一步刺激朝鲜依赖食利性收益的惯性与阻碍经济改革的惰性。
第二，正如生产性收益会进一步刺激受益者扩大再生产一样，食利性收益只会刺激如何进一步扩大食利收益，食利性收益的特点决定了其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一方面，外部食利收益的多少与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分配效率等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这就导致大多数政权会随意使用食利性收益。
从理论上讲，对于依靠外部食利实现政权稳定的国家所依赖的一个必然前提是外部食利来源的稳定性。如果外部食利来源不稳定，而国内外环境使该政府此前又没有进行经济改革的魄力与意志，缺乏改革的基础，那么政权就会非常脆弱。最近在中东及北非发生政治动乱的有关国家再次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此前无一不是主要依靠外部食利而维护政权稳定的国家，但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背景下，外部主要食利源出现断裂，而内部此前又没有及时进行必要的改革，国内相关的不稳定因素就随之集中爆发，最终导致国家混乱。而从朝鲜对外食利的主要来源国来看，也存在结构性的风险。第一，从中东目前稳定的食利国比如沙特等来看，稳定的食利来源国往往在政治上是稳定的盟友。而对于朝鲜而言，由于国际环境变化，周边国家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都很难像冷战时期那样，将其视为军事安全的同盟国家予以对待。俄罗斯毕竟不是苏联，实力已大大减弱，和美国较量已占下风。冷战后美国打击的任何前苏联盟友、也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俄罗斯都没能阻止，南联盟、伊拉克、利比亚都是如此。而且朝俄两国意识形态上的战略依存关系早已不存在。即使是作为长期盟友的中国，尽管过去与当前都是维护朝鲜半岛稳定与和平的最大力量，为此对于朝鲜也是给予了无私且极大的帮助，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以及与西方国家在利益上相互依赖的加深，也使得中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得不更多平衡多方利益交织与互相抵消之间的关系。更何况在朝鲜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中朝两国又存在根本性分歧。这从2006年10月朝鲜核试验后中国不得不参与对其的国际制裁中就可以看出来。
第二，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韩国的压力增大。尽管出自利益考虑，金正恩政权上台后，美国表态仍然继续向朝鲜进行粮食与食品援助，但是其最新的援助一方面越来越强调要建立专门的、且十分严格和清晰的审核体制，避免援助成为朝鲜政府的食利性收益；另一方面则越来越强调援助物资使用对象的针对性，比如一些特殊的营养品，如维生素，儿童牛奶，蛋白质丰富的饼干等，仅仅缺乏营养的儿童和弱势群体才可以使用。对于作为同一个民族的韩国，自1998年金大中政府实施阳光政策以来，敌对半个世纪之久的两国关系开始解冻，韩国对朝的民族感情与好感得到提升，韩国一度成为朝鲜最大的出口对象国，也事实上成为朝鲜对外食利最主要与最稳定的来源国之一。但是自李明博政府上台以来，由于其奉行保守的对朝政策，朝鲜半岛局势持续恶化。特别是随着2010年3月天安舰事件和11月延坪岛炮击事件，韩朝关系的恶化延伸到军事领域，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全面的敌对状态。尤其是两国国民情感再次回到互相厌恶对方的状态，给两国民间交流带来很大打击。
金正日去世后在赴朝吊唁问题上，李明博政府错失修补两国国民感情的机遇，仅从保守的政治角度出发，不仅没有考虑到金正日为改善朝韩关系所曾经做出的历史贡献，也没有充分体会到朝鲜国民对于金正日的感情，采取消极的吊唁态度，朝鲜国民对韩的敌对感情进一步加深。反过来也刺激了韩国国内已日趋保守的对朝政策，使朝鲜半岛局势近期内难以走出低谷。朝韩两国的经济合作也相继中断，韩国对朝鲜实施的人道主义援助逐渐停止，朝鲜已经无法再依靠韩国作为稳定的食利收益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朝鲜自2009年以来不得不将食利的主要来源国一方面转向俄罗斯。2011年8月，金正日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时隔九年后对俄罗斯再次访问，而访问的主要目的集中在铺设韩国过境朝鲜通往俄罗斯的石油管道，以及铺设过境朝鲜的铁路轨道等问题上，朝鲜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收取过境费，这显然属于典型的食利性收益。另一方面，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把食利性收益的主要目的国进一步集中到中国。
中国的角色与选择
如上所述，金正日时代的晚期已经把扩大“食利性收益”作为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根本措施，而扩大对华的“食利性收益”又是重中之重。金正日去世、金正恩上台后，朝韩紧张局势非但没有减缓，反而进一步增大了，因此，韩朝贸易与中朝贸易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朝鲜近期内无论主观还是客观层面都不得不将中国视为食利来源国的主要对象。
后金正日时代已经把扩大食利性收益作为维护朝鲜政治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而且将收益来源国的对象重点集中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扩大食利性收益对于维护朝鲜的稳定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特别是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与此同时，上述分析表明，食利性收益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近期内金正恩政权进行经济改革的尝试，同时由于来自中国、俄罗斯在内的食利性利益供应链条先天的不稳定性，对于朝鲜政权的长期稳定也存在消极的因素。这种情况下，作为朝鲜最重要食利性收益供应国的中国在引导朝鲜的未来发展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此可以从两个层面入手。
在与朝鲜的经济合作中，中国的角色要从“输血”者转变为“造血”者，逐步引导朝鲜国内经济独立的良性发展。必须看到，传统的两国经济合作方式不仅会让朝鲜产生依赖食利性收益的惯性与惰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鲜的稳定问题，而且那种非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与中国国内的市场化也无法接轨，不具备可持续性。
从地区与国际环境来看，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改善朝鲜所处的政治安全环境。经济层面的食利性收益供应的稳定归根结底需要政治关系的稳定。中国作为朝鲜最大的食利收益来源国不仅背负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其与朝鲜不透明的经济关系也屡被国际社会所诟病，中国可谓是“出力不讨好”。而稳定多元化的食利来源不仅可以减轻中国担负的经济负担，且对于培育朝鲜与其他国家的良性互动、改善朝鲜的政治安全环境也意义重大。一旦朝鲜与某些国家的政治安全环境得到改善，反过来就会刺激对朝鲜食利供应的稳定。因此，中国要一如既往地切实做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工作，促使其改善对朝政策。